On Grief And Reason: Essays(悲伤与理智英文版)

在这部题材丰富、视界浩淼的散文集中,约瑟夫•布罗茨基开篇便用深沉内省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在苏俄的早年经历以及随后去往美国的流亡生涯。接着,作者用惊人的博学探讨了诗歌的张弛变幻、历史的本质、流亡诗人的双重困境等一系列颇具广度与深度的话题,思维的触手延揽古今,上及古罗马贤帝马可•奥勒留, 下至现当代诗人托马斯•哈代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美学的炽烈情愫糅合锻造为继《小于一》之后的又一部世所罕见的奇作。

收入文集的二十一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这卷文集可以说是通向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文集中最后一篇作品《悼斯蒂芬·斯彭德》完成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自己也离开了人世,《悲伤与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是布罗茨基散文写作、乃至其整个创作的“天鹅之歌”。

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翻译出版的《悲伤与理智》是这部佳作的首个国内中文译本,在翻译文学界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以及不可替代的文学与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 · · · · ·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生于1940年的列宁格勒,布罗茨基的前半生在母国苏联度过,他的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1972年,永别故土、定居美国的布罗茨基从零开始学习英语,进而一举成为英语世界最为卓 越的散文大师之一。诚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1986年,布罗茨基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桂冠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亚》,散文集《小于一》、《悲伤与理智》等。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著名的美籍俄裔诗人、作家,曾获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悲伤与理智》是继《小于一》之后又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收入这本文集的21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有几个主题,即“诗和诗人”、“诗人和散文”、“文学和世界”等。可以说这本散文集是掌握布罗茨基的诗歌观、文学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诗歌在布罗茨基的心目中无疑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他强调诗歌与文学的要义是避免套话和重复,而这正是艺术区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他阐释诗歌对散文的滋养,指出好的散文,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强调诗歌对促进散文的美学品位与哲理深度统一的重要性,“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他提出发明蒙太奇手法的是诗歌,而非爱森斯坦;并且自豪地宣布:“诗歌肯定无法减少贫困,但它可以驱除愚昧。”把诗歌提升到了改善人类文明状况的高度。

布罗茨基的前半生在苏联度过,博大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哺育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大部分诗歌是用俄语写作的。但是,在苏联入狱被囚的痛苦经历,促使他最终移居美国,让他对文学与自由、国家的关系有了深切的认识,“文学对国家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布罗茨基显然持有文学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颇有暗合之处。然而,布罗茨基毕竟是崇尚个人自由的,更强调文学对保障人性、发展人的丰富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告诉我们:“文学是社会所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

布罗茨基认为人首先是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这与文学艺术来自生活的传统观念反向而行,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其独特的价值。他还强调“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道出了艺术在于创造和改变生活的真谛。
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所涉很广,他审视作家的流亡状态,“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别用你的笔友来丈量你,而要用人类的无穷丈量你自己”;他冷静地点明历史的本质与其说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如说是丧失的过程;他分析神话的特点是探讨神和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更直接地说即无穷和有穷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告诫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要面对和尊重苦闷,“正因为预见到了这种无生机的无穷,才会出现人类情感的紧张,关于新生活的想法也常常由此而来”;他在给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公开信中表明抗拒人心庸俗的最好办法,“就是怀疑的态度和良好的文学趣味”;他笑谈旅行的目的就好像喂养一只永远吃不饱的章鱼,“不断需要新的细节充作它的夜宵”。

然而,布罗茨基的诗人与作家身份,决定了他最关注、最擅长的还是与文学和阅读有关的话题。他告诉我们阅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掌握一种简洁、压缩与融合的表达方式。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了漠视读书对于个人乃至民族的危害性:“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终将受到惩罚;如果这个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联想到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弥漫、网络碎片化阅读风靡的当下,布罗茨基的这番话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布罗茨基在纪念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的一文中指出,弗罗斯特诗歌中孜孜以求的无非是“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的诗歌是冷峻清冽的,他更推崇诗歌中的“理智”元素。然而,他在散文中却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和抒情,用本书译者刘文飞先生的话说,其散文的特征是“随性自如却又严谨细密,一泻而下却又字斟句酌,形散而神不散”,富于感染力。在本书中,布罗茨基用心追忆、着力论述了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等五位诗人,尤其是在怀念斯彭德的文章中,布罗茨基将一个亲切随和、善解人意、慈祥睿智的英国诗人斯彭德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闪耀出人道主义的温暖光辉。

诗的散文性、散文的诗性,也许是布罗茨基独树一帜,取得卓越的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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