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 过年是件大事,有许多期许,有许多愿望

时间其实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长河,无法从其中分割出一个截然的段落。我们把时间划分成日、月、年,是从自然借来某一种现象,以地球、月球、太阳或季节的循环来假设时间的段落。时间,也便俨然似乎有了起点和终点,有了行进和栖止,有了盛旺和凋零,可以供人感怀伤逝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在岁月的关口,明知道这关口什么也守不住,却因为这虚设的关口,仿佛也可以驻足流连片刻,可以掩了门关,任他外面急景凋年,我自与岁月无关啊!

今日的过年是与我童年相差很大了。

在父母的观念中,过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1951年许,我们到台湾,不仅保留了故乡过年的仪节规矩,也同时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习俗,我孩童时代的过年便显得异常热闹忙碌。

母亲对于北方过年的讲究十分坚持。一进腊月,各种腌腊风干的食物,便用炒过的花椒盐细细抹过,浸泡了酱油,用红绳穿挂了,一一吊晒在墙头竹竿上。用土坛封存发酵的豆腐乳、泡菜、糯米酒酿,一缸一瓮静静置于屋檐角落。我时时要走近去,把耳朵俯贴在坛面上,仿佛可以听到那平静厚实的稳重大缸下酝酿着美丽动人的声音。

母亲也和邻居本地妇人们学做了发粿和闽式年糕。

碾磨糯米的石磨现在是不常见到了。那从石磨下汩汩流出的白色米浆,被盛放在洗净的面粉袋中,扎成饱满厚实胖鼓鼓的样子,每每逗引孩子们禁不住去戳弄它们。水分被挤压以后凝结的白色的米糕,放在大蒸笼里,底下加上彻夜不熄的炽旺的大火,那香甜的气味,混杂着炭火的烟气便日夜弥漫我们的巷弄。放假无事的孩童,在各处忙碌的大人脚边钻窜着,驱之不去。连那因为蒸年糕而时常引发的火警,消防车当当赶来的急迫和匆促,也变成心中不可解说的紧张与兴奋。

早年台湾普遍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过年的确是一种兴奋的刺激,给贫困单调的生活平添了一个高潮。

在忙碌与兴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可解的禁忌。孩子们一再被提醒着不准说不吉祥的话。禁忌到了连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联想也被禁止着。单方面地禁止孩子,便不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母亲就干脆用红纸写了几张“童言无忌”,四处张贴在我们所到之处。

母亲也十分忌讳在腊月间打破器物,如果不慎失手打碎了盘碗,必要说一句:“岁岁(碎碎)平安。”

这些小时候不十分懂,大了以后有一点厌烦的琐细的行为,现今回想起来是有不同滋味的。

远离故土的父母亲,在异地暂时安顿好简陋的居处,稍稍歇息了久经战乱的恐惧不安,稍稍减低了一点离散、饥饿、流亡的阴影,他们对于过年的慎重,他们许多看来迷信的禁忌,他们对食物刻意丰盛的储备,今天看来,似乎都隐含着不可言说的辛酸与悲哀。

我孩童时的过年,便对我有着这样深重的意义,而特别不能忘怀的自然是过年的高潮——除夕之夜了。除夕当天,母亲要蒸好几百个馒头。数量多到过年以后一两个月,我们便重复吃着一再蒸过的除夕的馒头。而据母亲说,我们离开故乡的时候,便是家乡的邻里们汇聚了上百个馒头与白煮鸡蛋,送我们一家上路的。

馒头蒸好,打开笼盖的一刻,母亲特别紧张,她的慎重的表情也往往使顽皮的我们安静下来,仿佛知道这一刻寄托着她的感谢、怀念,她对幸福圆满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祝愿。

我当时的工作便是拿一枝筷子,蘸了调好的红颜色,在每一个又胖又圆冒着热气的馒头正中央点一个鲜丽的红点。

在母亲忙着准备年夜饭的时候,父亲便裁了红纸,研了墨,用十分工整的字体在上面写一行小字:“历代本门祖宗神位”。

父亲把这字条高高贴在白墙上,下面用新买的脚踏缝衣机做桌案,铺了红布,置放了几盘果点,两台蜡烛,因为连香炉也没有,便用旧香烟罐装了米,上面覆了红纸,端端正正插了三炷香。香烟缭绕,我们都曾经依序跪在小竹凳上:向这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宗族的祖先神祠叩了头。

在人们的心中,如果还存在着对生命的慎重,对天地的感谢,对万物的敬爱与珍惜,便一定存在着这香烟缭绕的桌案吧。虽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在我的记忆中,却如同华贵庄严的神庥俎豆,有我对生命的慎重,有我对此身所有一切的敬与爱,使我此后永远懂得珍惜,也懂得感谢。

我喜欢除夕。年事增长,再到除夕,仿佛又回到了那领压岁钱的欢欣。我至今仍喜欢“压岁钱”这三个字,那样粗鄙直接,却说尽了对岁月的惶恐、珍重,和一点点的撒赖与贿赂。而这些,封存在簇新的红纸袋中,递传到孩童子侄们的手上,那抽象无情的时间也仿佛有了可以寄托的身份,有许多期许,有许多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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