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不对劲，卧室看上去很陌生。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家。 　　但我一定是在这里过的夜。一个女人的声音吵醒了我，刚开始我以为她跟我睡在同一张床上，然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在念新闻，播报声是从收音机闹钟里传来的。睁开眼我就发现自己躺在这儿，在一间完全陌生的屋子里。 　　眼睛逐渐适应了环境，我四下张望，周围暗沉沉的。衣柜的门背后挂着一件晨袍——是女式的没错，不过看款式倒适合一个比我老得多的人。几条海军蓝裤子叠得整整齐齐地搭在一把椅子上，椅子紧挨着化妆台，余下的一切在视线里却都显得朦朦胧胧。闹钟的结构似乎很复杂，但我找到了一个最像开关的按钮。好在它的确有效。 　　正在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呼吸声，才发现屋子里还有别人。我扭过头，只看见一大片裸露的皮肤，一头黑发里还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斑白色。那是个男人。他的左胳膊露在被子外，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我心里暗暗呻吟了一声。这么说，眼前这个男人不仅年纪已老，头发已经开始泛白，而且还结婚了——我不仅勾搭上了一个已婚男人，看上去还正躺在他常常跟妻子同睡的那张床上。我往后一仰，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我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但我仍然忍不住好奇：他的妻子上哪儿去了？要担心她随时可能回来吗？我可以想象她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破口大骂，骂我什么都有可能：荡妇、美杜莎、蛇蝎美女。我想知道如果她真的现身的话我该怎么辩解，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还能不能说出话来。不过，床上的那个男人看上去似乎并不担心，他翻了个身，还打起了呼噜。 　　我尽量一动不动地躺着。如果遇上这种情况，通常我都记得是怎么回事，但今天实在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肯定是参加了什么派对，也说不定是泡了回酒吧或是夜店。不管怎样，我肯定是喝得烂醉如泥，醉得不省人事，才会跟一个手戴婚戒、背上还长体毛的男人回了家。 　　我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掀起被子，坐到了床边。当务之急，我要去趟洗手间。我没有理睬脚边的拖鞋，毕竟，跟人家的丈夫瞎搞是一码事，要穿别的女人的鞋却是绝对不行的。我光着脚蹑手蹑脚地走到楼梯平台上。我明白自己身上一丝不挂，所以生怕进错了门，撞上这屋里别的住客或者主人家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让人松一口气的是，我看见洗手间的门正虚掩着，便走进去锁上门。 　　我坐下来解决了内急，冲了马桶，转身洗手。我伸出手拿香皂，却突然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刚开始我没想通是怎么回事，不过立刻明白了过来。拿香皂的手看上去不像是我的，那双手看上去皱巴巴的，手指也显得浑圆粗壮。指甲没有打理过，一个个被啃得光秃秃的，跟我刚刚离开的床上那个男人一样，这只手上也戴着一枚金质结婚素戒。 　　我睁大眼睛瞪了一会儿，动了动自己的手指。那只拿香皂的手也动了动手指。我倒抽一口冷气，香皂啪的一声掉到了水池里。我抬头盯着镜子。 　　镜中回望着我的那张脸不是我自己。头发稀稀拉拉，比我常留的要短许多，脸颊和下巴上的皮肤塌陷下来，双唇单薄，嘴角下垂。我在心里叫了出来，不做声地喘着气——如果压住声音的话，我发出的肯定是一声惊恐的尖叫。接着我注意到了镜中人的眼睛。眼眶四周布满了皱纹，没错，哪怕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辨认出来：这是我的眼睛。镜子里的那个人是我，不过足足老了二十岁。二十五岁。或者更多。 　　这不可能。我浑身发抖，伸手抓住了洗手池。嗓子里又涌上了一声尖叫，这一次喘着气出了口，像是脖子被掐住了一样。我从镜子前后退了一步，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它们：那些一张张贴在墙上、镜子上的照片。其中夹杂着零星的黄色胶带纸，还有一些磨毛了边的纸条，又卷又湿。 　　我随便挑了一张。克丽丝，上面这么写道，打了个箭头指着我的照片——那个全新的我，变老了的那个——照片里我坐在一张码头边的长凳上，旁边有个男人。名字似乎有点熟悉，可是记忆又很模糊，仿佛我必须努力才能相信这是我的名字。照片中的两个人都在对着镜头微笑，十指紧扣。男人英俊迷人，细看之下我发现这正是跟我过夜、现在躺在床上的那个男人。照片下写着一个名字——“本”，旁边还有几个字：“你的丈夫”。 　　我吸了一口气，把照片从墙上撕了下来。不，我想，不！怎么会这样……我飞快地扫视着其他的照片。张张都是我和他。其中有一张里我身穿一条难看的裙子正在打开一件礼物，另外一张里我们两人穿着情侣防水夹克站在一道瀑布前，一只小狗在我们脚边嗅来嗅去。旁边一张是我坐在他的身旁小口啜着一杯橙汁，身上所穿的晨袍正是我刚刚在隔壁卧室里见过的那一件。 　　我又退了几步，一直退到后背贴上了冰冷的瓷砖。这时记忆似乎从深深的水面下露出了一线身影，当我努力想要抓住这缕微光时，它却轻飘飘地飞远了，像散入风中的灰烬，而我意识到我的生命里有个过去——尽管我对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我也有个现在——就是这个现在把我带到了这里，带到了他的身边，带到了这所房子里。但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只有一段漫长无声的空白。 　　我回到卧室，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上面是我和今早醒来躺在身边的男人的合影——我把它举到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我大声尖叫着，泪水一颗颗滚过脸颊。男人从床上坐起来，半眯着眼睛。“你是谁？”我质问道。 　　“我是你的丈夫。”他说。他还一脸昏昏欲睡的表情，看不出一点生气的样子。他没有正眼看我赤裸的身体。“我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逃跑，但无处可去，“结婚很多年？那是什么意思？” 　　他站了起来。“给你。”他说着把那件晨袍递过来，我穿衣服的时候他一直在旁边等。他穿着一条过于宽松的睡裤和一件白色背心，这让我想起了我爸爸。 　　“我们是1985年结的婚，”他说，“22年前。你——” 　　我打断了他。“什么？”我感觉脸上失去了血色，整个屋子开始旋转。不知道在房间的什么地方有只时钟发出了滴答一声，在我听来却如同雷鸣。“可是——”他朝我走过来一步，我嗫嚅着，“怎么——” 　　“克丽丝，你现在47岁了。”他说。我看着他，这个陌生人正向我露出微笑。我不愿意相信他，甚至都不想听到他在说些什么，但他依然接着说了下去。“你出了场意外。”他说，“一次严重的事故，头部受了伤。你记不起事情来。” 　　“记不起什么事？”我说。我想说的是，不会25年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吧？“什么事？” 　　他又向我走了几步，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仿佛我是一只被吓坏了的动物。“一切。”他说，“有时候忘掉的时间段从你20出头开始，有时候甚至还早些。” 　　我的脑子里思绪纷乱，一个个日期和年龄数飞快地闪过。我不想问，但清楚我必须问。“什么时候……我出意外是什么时候？”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有怜悯也有恐惧。 　　“在你29岁的时候……” 　　我闭上了眼睛。尽管想拼命抗拒这个消息，可是我知道——在内心深处——那是真的。我听见自己哭出了声，这时那个叫“本”的男人走到门口，来到我身边。我感觉到他就在旁边，当他双手搂住我的腰时我没有动；当他把我拉进怀里时我没有反抗。他抱着我。我们一起轻轻地摇晃着，我意识到这个动作有点莫名地熟悉，它让我感觉好些了。 　　“我爱你，克丽丝。”他说。尽管我知道该说我也爱他，我却没有。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怎么能爱他呢？他是一个陌生人。一切都乱套了。我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又如何挣扎着生存了下来？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很害怕。”我说。 　　“我知道。”他回答说，“我知道。不过别担心，克丽丝。我会照顾你，我会永远照顾你。你会没事的。相信我。” 　　他说他会带我在房子里四处走走。我安心了一点。我已经穿上了他递给我的一条内裤、一件旧T恤，披上长袍。我们走到楼梯平台上。“洗手间你已经见过了。”他说着打开旁边的门，“这间是书房。” 　　屋里有张玻璃书桌，桌上搁着一件东西，我猜那一定是电脑，尽管它看上去小得滑稽，跟一个玩具差不多。它的旁边有个铜灰色的文件柜，上方是一张壁挂进度表。一切都干净整齐、井井有条。“我时不时地在那儿工作。”他说着关上门。我们穿过楼梯平台，他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张床、一张梳妆台、好几个衣柜。它跟我醒来时看见的房间几乎一模一样。“有时候你会在这儿睡觉。”他说，“当你想的时候。不过通常你不喜欢孤身一个人醒来。如果想不出自己在哪儿的话，你会吓坏的。”我点点头。我感觉像一个来租房子的客户在四下查看着一个新公寓，顺便打量着未来的室友。“我们下楼去吧。”他说。 　　我跟在他身后下了楼。他带我看了客厅——里面有一张棕色沙发和配套的椅子，一块嵌在墙上的纯平屏幕，他告诉我那是一台电视——和餐厅、厨房。没有一个房间让我有点印象，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即使是在一个橱柜上看到一张镜框里装着我们俩的合影之后。“屋后面有个花园。”他说，于是我向通往厨房的玻璃门后张望。天色微明，天空渐渐发亮成墨蓝，我可以辨认出一棵大树的轮廓，小花园远远的另一端摆设着一个小棚，但也仅此而已。我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们在哪儿？”我说。 　　他站在我的身后，我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在玻璃上的倒影。我，我的丈夫。两个中年人。 　　“伦敦北部。”他回答说，“伏尾区。” 　　我后退了一步。惊恐又涌上来了。“天哪，”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他妈的住在哪里……” 　　他握住了我的一只手。“别担心。你会没事的。”我转身面对着他，等他告诉我要怎么样才能没事，但是他没有。“要我帮你弄杯咖啡吗？” 　　有一瞬间我有点恨他，不过之后我说：“好的，多谢。”他灌上了一壶水。“可以的话，黑咖啡，”我说，“不加糖。” 　　“我知道。”他说着冲我笑了笑，“想要面包吗？” 　　我说好的。他一定知道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但眼前的一切仍然好像是露水情缘过后的一个早晨：与一个陌生人在他家吃早餐，暗自思考要怎么体面地脱身，好回自己家去。 　　不过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他说这就是我的家。 　　“我想我需要坐一会儿。”我说。他抬头看着我。 　　“去客厅坐。”他说，“我马上把东西给你端过去。” 　　我离开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本也跟进了客厅。他递给我一本书。“这是一个剪贴簿。”他说。“可能会对你有点儿帮助。”我接过小册子。它是塑胶面装订，本来也许想弄成像旧皮革的模样，可惜没有成功。册子上面扎着一条红色丝带，打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我马上回来。”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腿上的剪贴簿很沉，打开它看的感觉像是在窥探谁的隐私。我提醒自己无论里面的内容如何，那都是关于我自己的，是我的丈夫给我看的。 　　我解开蝴蝶结随意翻开一页。面前是一张我和本的照片，两个人看上去十分年轻。 　　我啪地合上剪贴簿，摸着封面，翻着书页。我一定每天都不得不这么做。 　　我无法想象。我敢肯定什么地方出了什么大错，可是不可能。证据确凿无误——在楼上的镜子上，在眼前抚摸着剪贴簿的那双手的条条皱纹上——我不是今天早上醒来时自己以为的那个人。 　　不过那又是谁？我想。什么时候我才是那个在陌生人的床上醒来、唯一的念头就是脱身的人？我闭上了眼睛，觉得自己仿佛飘浮了起来，无根无本，有迷失的危险。 　　我需要让自己定定心。我闭上眼睛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件事物上，不管什么事物，只要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件也没有找到。这么多年的生命，凭空消失了，我想。 　　这本书会告诉我关于我的一切，但我不想打开它。至少现在还不行。我想在这里坐一会儿，带着那个空白的过去，就这么游荡在茫然的旷野，在可能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落点。我害怕去探索自己的过去：害怕知道我已经拥有哪些成就，还有什么有待去成就。 　　本又来了，在我的面前放下一个餐碟，上面摆着一些面包片、两杯咖啡，还有一壶牛奶。“你没事吧？”他问。我点了点头。 　　他在我身旁坐下。他已经刮过脸，穿上了长裤、衬衣和领带，看起来再也不像我的父亲了。现在他看上去似乎在银行任职，或者在某办事处工作。不过挺不错的，我想，接着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赶了出去。 　　“我每天都这样吗？”我问。他搁了一片面包到碟子里，涂上黄油。 　　“差不多。”他说，“你要一点儿吗？”我摇了摇头，他咬了一口面包。“醒着的时候你似乎能记住信息。”他说，“不过当你一睡着，大多数记忆就不见了。你的咖啡还可以吗？” 　　我告诉他咖啡还行，他把书从我的手中拿走。“这也算是个剪贴簿了。”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它，“几年前我们遭了火灾，烧掉了很多旧相片，不过这里还是有些东西的。”他指着第一页。“这是你的学位证书。”他说，“这张是你毕业的那天。”我看着他手指的地方：我正在微笑，在阳光中眯起眼睛，我的身上套着一件黑色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带金流苏的毡帽；紧挨我的身后站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他从镜头前扭开了脸。 　　“这是你吗？”我说。 　　他笑了：“不是。我跟你不是同时毕业的，当时我还在念书，学化学。” 　　我抬起头看着他：“我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他转身面对着我，把我的手握在他的两只手里。他的皮肤粗糙，让我有些惊讶，也许是过去太习惯娇嫩的年轻肌肤了吧。“是在你博士毕业后的第一年。那时我们已经交往了几年，不过你——是我们——我们都想要等到你学业结束的时候再办婚事。” 　　挺合理的，我觉得，我的行为听上去感觉很理智。可我还是有点好奇自己究竟是否乐意嫁给他。 　　他仿佛明了我的心思，说：“过去我们非常相爱。”接着加上一句，“现在我们还是这样。” 　　我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便笑了笑。他喝下一大口咖啡，掉回目光看着腿上的书，又翻过几页。 　　“你学的是英文。”他说，“毕业之后你换了些工作，都是些临时的活儿。文秘，销售。我不确定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拿了一个学士学位就毕业了，之后参加了教师培训。有几年确实挺艰苦的，不过后来我升了职，所以我们搬到了这里。” 　　我四下打量着客厅。客厅时髦舒适，是平淡无奇的中产阶级风格。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裱过的林地风景画，炉台时钟旁是一些中国人俑。我好奇当时我有没有帮忙布置过这里的房间。 　　本继续说话：“我在附近的一所中学教书，现在是部门主管。”他的口气里没有一点儿骄傲的意思。 　　“那我呢？”我问。尽管——说真的——我猜得到那个唯一可能的答案。本捏了捏我的手。 　　“你只好放弃工作，在出了事故以后。你什么也不做。”他肯定是感觉到了我的失望，“但你不需要做什么。我能挣不少薪水，我们过得下去，没有问题。” 　　我闭上眼睛，用手按着额头。这一切让人感觉难以承受，我希望他闭上嘴。我觉得自己好像只能消化这么多了，而他如果还要不停加料的话，到最后我会崩溃的。 　　那么我整天都干些什么呢？我想问，可也害怕听到答案。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吃完面包片，把餐碟端到厨房去了。再回到客厅时他正在穿外套。 　　“我要上班去了。”他说。我感觉到自己紧张起来。 　　“别担心。”他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会给你打电话，我保证。不要忘了今天跟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会有事的。” 　　“可是——”我开口说。 　　“我得走了。”他说，“抱歉。走之前我会指给你看有些可能会用上的东西。” 　　在厨房里，他告诉我哪些柜子里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了冰箱里的剩菜，说是可以当午饭吃，还有一块用螺丝钉在墙上的白板，旁边是一支系在弹簧绳上的黑色记号笔。“有时我会在这上面给你留言。”他说。我看到上面用整齐匀称的大写字母写着的“星期五”，下面是一排字：“洗衣服？散步？（随身带上手机！）看电视？”在“午饭”一栏下面，他留言说冰箱里有些三文鱼，另外加了一个词“沙拉？”。最后他写着应该会在6点之前到家。“你还有本日记。”他说，“在你的包里。重要的电话号码在日记背面，还写着我们的地址，你迷路的话可以用。另外有一部手机——” 　　“一部什么？”我说。 　　“电话。”他说，“无线的。在哪里你都可以用。室外也可以，哪里都行。在你的手提包里。如果出门的话，记得带上它。” 　　“我会的。”我说。 　　“好。”他说。我们走向走廊，他拿起门边一个用旧了的皮包。“那我走了。” 　　“好的。”我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我感觉自己像个没有去上学的小孩，父母上班去了，一个人被留在家里。什么也别碰，我想象着他说，别忘了吃药。 　　他走到我身边吻了吻我，亲在脸颊上。我没有阻止他，但也没有回吻。他向大门走去，正要打开门，却停了下来。 　　“噢！”他回头看着我。“我差点忘了！”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做作，有种装出来的热情。他努力想要作出自然的样子，却表演得有点过于卖力；很明显为了接下来要说的话，他已经暖场一段时间了。 　　他说出来的话并没有我担心的那么糟糕。“今晚我们要出门。”他说，“过了周末就回来。周末是我们的纪念日，所以我想还是作点安排，没问题吧？” 　　我点点头：“听起来不错。” 　　他笑了，看上去松了一口气。“值得期待，对吧？吹吹海风？会对我们有好处的。”他转身打开大门。“待会儿我给你打电话，”他说，“看看你情况怎么样。” 　　“好的。”我说，“别忘了。拜托。” 　　“我爱你，克丽丝。”他说，“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他离开关上门，我转过身，向屋里走去。 　　早晨过去了一半，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碗碟已经洗干净，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碗盘架上，洗衣机里洗着衣服。我一直没让自己歇着。 　　可是现在我觉得空虚。本说的是真的，我没有记忆，一点儿也没有。这间房子里没有一件我记得起的东西。哪张照片也不能——不管是贴满镜子的那些，还是面前剪贴簿上的这些——让我想起是什么时候拍的；我想不起一点儿跟本共度的时光，除了今早相遇后发生的一切。我的脑子里完全是空荡荡的。 　　我闭上眼睛努力把精力集中到某样东西上。什么都可以。昨天？去年的圣诞节？任何一个圣诞节？我的婚礼？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走得很慢，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用手拂过一堵堵墙壁，一张张桌子，一件件家具的背面，却没有真正挨到其中任何一样。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我看着地毯、花纹小垫子、壁炉台上的中国人俑，还有餐厅里陈列架上精心布置的装饰板。我试着说服自己这些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我的家，我的丈夫，我的生活。可是这些东西不属于我。它们跟我并非息息相关。在卧室里我打开衣柜门见到一排毫无印象的衣服，摆得整齐有序，像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被抹去了面孔和身材的女人，只剩下空荡荡的衣架子。我在这个女人的家里到处游荡，用了她的香皂和香波，扔掉了她的晨袍，脚上穿着她的拖鞋。她像一个幽灵般藏在某处，渺无踪影。今天早晨挑内衣时我颇有负罪感，在内裤里翻了翻——内裤跟紧身裤、袜子团在一起——好像怕被人当场抓住。在抽屉深处发现既美观又实用的丝绸蕾丝内裤时，我屏住了气。我挑了一条淡蓝色的，将其余的内裤摆得跟原状一丝不差。那条小可爱似乎有件配套的胸罩，我把两件都穿上，再穿上一条厚厚的紧身裤，长裤和外套。 　　我坐到梳妆台旁，小心翼翼地向镜子挪过去，好看清镜子里自己的脸。我凝视着额头上的皱纹、眼睛下打褶的皮肤。我做出微笑的模样，看了看自己的牙齿，还有嘴角一条条已经露出踪迹的鱼尾纹。我注意到皮肤上有些斑点，额头上有块斑像一个还没有完全退掉的淤痕。我找到了一些化妆品，化了个淡妆，稍微上了粉，刷了一刷。我想起了一个女人——现在我意识到她是我的妈妈——在做同样事情的模样，她说这是“战斗妆备”，今天早上当我用纸巾擦掉多余的口红、刷上睫毛膏时，那个词似乎恰如其分。我感觉自己正踏进某个战场，或者战争已经降临到我的面前。 　　把我送到学校。化妆。我努力回想妈妈还做过些什么别的事情，不管什么事。结果依然一无所获。我只看见在微小零散的记忆之岛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空荡荡的鸿沟——那是多年的空白。 　　在厨房里我打开了柜子：里面有一包包意大利面，好几袋“Arborio”牌大米，几罐芸豆罐头。这些东西我一样也不熟。我记得吃过涂奶酪的面包，袋装加热鱼类，盐腌牛肉三明治。我拿出一个标记着“鹰嘴豆”的罐头，还有一小袋叫“古斯古斯面”的东西。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更不用说怎么个煮法。那作为一个主妇，我怎么活下去呢？ 　　我抬头望着本在离开之前给我看过的白板。白板呈现出某种脏兮兮的灰色，上面草草地涂过不少字，又被擦干净换上新字，改了又改，每次留下些淡淡的印记。我很好奇如果时间能够倒流，白板上曾经有过的字迹都能一层层重现的话，用这种办法深入我的过去，能够发现些什么？但我明白即使一切能够成真，结果也会是徒劳无功。我很确定找到的不过是些留言或者清单，不过写了些要买的东西、要干的活儿而已吧。 　　这真的就是我的生活吗？我想。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拿起记号笔在白板上加了一条。“为今晚出行收拾包裹？”算不上一条提示，不过是我自己写的。 　　我听见了一阵声音。一阵铃声，是从我的包里传来的。我打开包把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沙发上。钱包、几包纸巾、一些笔、一支口红、一块粉饼、一张买了两杯咖啡的收据。一本小巧玲珑的日记，封面上有花朵装饰，书脊上附了一支铅笔。 　　我找到了本提过的那种电话——个头很小，塑料质地，上面有个键盘，看上去挺像玩具。它正在响铃，屏幕一闪一闪的。我按了一个按钮，希望没有按错。 　　“喂？”我说。答话的不是本的声音。 　　“嘿。”手机里说，“克丽丝？请问是克丽丝·卢卡斯吗？” 　　我不想回答。我的姓氏听起来跟当初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一样陌生。我感觉刚刚坚定起来的信念再次烟消云散，像一股流沙。 　　“克丽丝？你在吗？” 　　会是谁呢？谁还会知道我在这儿、知道我是谁？我意识到对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我感觉惊恐涌上了心头，手指在那个可以结束通话的按钮上游移。 　　“克丽丝？是我，纳什医生。拜托请接电话。” 　　那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不过我还是说：“是谁？” 　　对方换了一种口气。松了口气？“我是纳什医生。”他说，“你的医生。” 　　又是一阵恐慌。“我的医生？”我重复道。我想补上一句我没有病，但现在甚至连这个我也不确信。我的思绪混乱极了。 　　“是的。”他说，“但是别担心，我们不过是一直在为你的记忆想办法。没什么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使用的时态——“一直在”——这么说，这也是个我记不起来的人？ 　　“什么办法？”我说。 　　“我一直在试着帮你改善状况。”他说，“想找出你的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听起来很合理，不过我有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早上本离开之前没有提到这位医生？ 　　“什么方式？”我说，“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我？”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见面。每周几次，或多或少。” 　　听起来不太可能。又一个经常见到的人，可是我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想说。你可能是任何人。 　　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假设对今早醒来睡在我身边的男人来说同样成立，结果发现他竟然是我的丈夫。 　　“我不记得。”最后我说。 　　他的语调缓和了下来：“别担心。我知道。”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了解情况的也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解释说今天是我们约好的时间。 　　“今天？”我说。我一一回忆今天早上本提过的事，回忆了厨房白板上记着的所有事项。“不过我的丈夫根本没有提过。”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称呼醒来时躺在身边的男人。 　　电话里一阵沉默，接着纳什医生说：“我不确定本是不是知道我们在见面。” 　　我注意到他知道我丈夫的名字，但我回应道：“真好笑！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知道就会告诉我的！” 　　电话里传来了叹息声：“你一定要相信我。”他说，“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会解释一切。我们真的有了一些治疗的进展。 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一想到要出门、本又不在身边、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跟谁在一起，我就吓坏了。 　　“对不起。”我说，“我做不到。” 　　“克丽丝。”他说，“这很重要。如果你看看你的日记，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你能看到日记吗？应该在你的包里。” 　　我拿起沙发上的花朵日记本，封面上金字印刷的年份让我无比震惊。2007年。比应有的时间晚了20年。 　　“我能看到。” 　　“看看今天的那一栏。”他说，“11月30日。你应该可以看见我们见面的预约？” 　　我不明白时间怎么可能会是11月——明天就12月了——但我还是匆忙翻页（日记的纸张跟面巾纸一样薄），直到翻到今天的日期。两页日记中间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11月30日——与纳什医生会面”，字迹我辨认不出来；下面还有一行字，“不要告诉本。”我不知道本是不是已经读过了，他会查我的东西吗？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读过。其他日期上是空白一片，没有生日，没有夜生活，没有派对。这真的是我生活的写照吗？ 　　“好吧。”我说。他解释说会来接我，而且他知道我住的地方，过一个小时会到。 　　“不过我的丈夫——”我说。 　　“没关系。他下班的时候我们早回来了，我保证。相信我。” 　　壁炉上的时钟到点报了时，我望了它一眼。这是一个装在木盒子里的老式大钟，边上一圈刻着罗马数字。时间显示是11点半。钟旁是一把用来上发条的银钥匙，我想本一定每天早上都会按例上好发条。大钟似乎老得足以称上古董，我有点好奇这样一座钟是怎么来的。可能它并没有什么传奇故事，至少应该和我们无关，也许是某次我们在商店或是市场上看到了它，而我们中的某一个又恰巧喜欢它而已。也许是本，我想。我觉得我不喜欢它。 　　我只去跟他见这一次面，我想。然后今晚本回家的时候，我会向他坦白。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瞒着他这种事情。在完全依赖他的时候，我不能这么做。 　　不过纳什医生的声音奇怪地耳熟。跟本不一样，他似乎并不完全像一个陌生人，我发现相信自己以前认识他几乎比相信认识我的丈夫要容易。 　　治疗已经有进展了，他说。我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样的进展。 　　“好吧。”我说，“你过来吧。” 　　纳什医生到达后建议我们去喝杯咖啡。“你渴吗？”他问，“我觉得开老远的路去诊所没什么意思，反正今天我主要是想和你谈谈。” 　　我点点头答应了。他到的时候我正在卧室里，看着来客停好车锁上，理顺了头发，整理了外套，拿起公文包。不是他，我想——来客正向一辆货车上卸货的技术工点点头。可是那个人走上了通向我家的台阶。他看上去很年轻——对一个医生来说太年轻了——而且，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他会有什么样的穿着，但至少不是他身上穿的这套运动夹克加灰色灯芯绒裤子。 　　“这条街走到头是个公园。”他说，“我想那里有个咖啡厅。我们可以去那里吗？” 　　于是我们一起往外走。外面寒气刺骨，我用围巾裹紧了脖子。我很高兴包里有本给的手提电话，也很高兴纳什医生没有执意要开车去某地。我心里有点信任这个人，可是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要比前一个大得多——提醒我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一个陌生人。 　　我是个成年人，却也是个受过创伤的女人。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把我带到某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他想借此做什么。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没有抵抗力。 　　我们走到了街上，等着过马路。没有人说话，沉默让人感觉压抑。我本来打算等到坐定后再问他的，却发现自己已经开了口。“你是个什么医生？”我问，“是做什么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扭头看着我：“我是一个神经心理医生。”他说。他在微笑。我想是不是每次见面时我都问他相同的问题。“我专攻脑部活动失调的患者，尤其对一些新兴的功能性神经影像技术感兴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记忆的过程和功能。一些这方面的文献里提到了你的情况，然后我追查到了你。不算太难。” 　　一辆汽车绕过街角转到这条街，朝着我们驶来。“文献？”我有点儿疑惑。 　　“是的，有几个关于你的病例研究。我联系上了你回家住之前给你做治疗的地方。”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找我？” 　　他笑了：“因为我以为可以帮上忙。我已经跟患有类似问题的病人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相信他们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但要比通常做法——也就是每周一小时的治疗——投入更多的时间。关于如何真正地改善情况我有一些想法，希望能作些尝试。”他停了下来，“再加上我一直在写一篇研究你的论文。一本权威著作，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他笑了起来，但一发现我没有附和他，立刻收住了声。他清了清嗓子：“你的情况很不寻常。我相信比起已知的记忆运作的方式，在你身上我可以有很多新发现。” 　　我们穿过马路，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流。我感觉越来越焦虑和紧张。大脑失调。研究。追查到你。我试着呼吸、放松，却发现自己做不到。现在有两个我在同一个躯壳里；一个是47岁的女人，冷静而礼貌，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另一个则只有20多岁，正在大声尖叫。我无法确定哪个才是我，但我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远处的车流和公园里小孩的嬉闹声，因此我猜一定是前者。 　　走到街道的另一边时，我停下脚步：“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我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醒来，可是显然我住在那儿；躺在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旁边，结果他说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你似乎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他点了点头，动作很慢：“你有失忆症。”他说着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你得健忘症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新的记忆在你这里存不下来，所以整个成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你记不起多少。每天你醒来时都像一个年轻女人，甚至有时候你睡醒后跟小孩差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当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时，情况听上去似乎更糟了。一个医生的话。“那这是真的了？”我看着他。 　　“恐怕事实就是这样了。”他说，“你家里的那个人是你的丈夫。本。你嫁给他已经很多年了，早在你得上失忆症之前。”我点点头。“我们继续走吧？” 　　我答应了，我们走进了公园。公园外侧环绕着一条小路，附近有个儿童游乐场，挨着一间小屋，我看到人们不停地端着一碟碟零食从那里涌出来。我们向小屋走去，纳什医生去点饮料，我则坐到一张缺口的“福米加”桌子旁。 　　他端着两只装满浓咖啡的塑料杯回来了，给我的是黑咖啡，他的则加了牛奶。他从桌上取了一些糖给自己添上，没有问我要不要。正是这个举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让我相信我们曾经见过面。他抬起头来问我怎么伤到了额头。 　　“什么？——”刚开始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接着我记起了早上看到的淤痕。脸上化的妆显然没有盖住它。“那个吗？”我说，“我不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真的。不疼。” 　　他没有回答，搅着咖啡。 　　“你说我刚刚好转一些，本就接手照顾我了？”我说。 　　他抬起了头。“是的。刚开始你的病情非常严重，需要全天候护理。在情况开始改善以后本才能独自照看你，不过那也几乎跟一份全职工作差不多。” 　　这么说我此刻的所感所想已经是改善以后的情况。我很高兴记不起状态更糟时的事情。 　　“他一定非常爱我。”我与其是说给纳什听，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 　　他点点头，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们都小口地喝着饮料。“是的。我想他一定是。”他说。 　　我笑了笑，低下头看着自己握住热饮料杯的手，看着结婚金戒，短短的指甲，看着我礼貌地交叠着的双腿。我认不出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我丈夫会不知道我跟你见面的事？”我说。 　　他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我实话实说。”他说着握起了两只手，身体向前靠，“刚开始是我让你不要告诉本我们见面的事情。” 　　一阵恐慌立刻席卷了我，但他看起来不像不可信赖的人。 　　“说下去。”我说。我希望相信他能帮助我。 　　“过去有几个人——一些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之类——联系过你和本，想对你开展治疗。但他一直非常不愿意让你去见这些专业人士。他说得很明白，你以前已经经历过长时间的治疗，在他看来那没有什么帮助，只会让你更难过。他当然不会让你——也不让他自己——再经历更多让人难过的治疗。 　　当然，他并不希望鼓动我抱有虚假的希望。“所以你说服我瞒着他让你治疗？”我问。 　　“是的，我的确是先联系上本的。我们通了电话。我甚至提出跟他见面以便解释我能够帮上什么忙，但他拒绝了，所以我直接与你取得了联系。” 　　又是一阵恐慌，却不清楚缘由。“怎么联系上我的？”我问。 　　他低头看着他的饮料：“我去找你了，一直等到你从屋里出来，然后作了自我介绍。” 　　“于是我就答应接受你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 　　“不，刚开始你没有答应。我不得不说服你相信我。我提议我们应该见一次面，进行一次治疗。如果有必要的话，别让本知道。我说我会向你解释为什么要你来见我，还有我可以帮上什么忙。” 　　“然后我同意了……” 　　他抬起头。“是的。”他说，“我告诉你第一次会面之后是否告诉本完全由你来决定，不过如果你决定不告诉他，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确保你还记得我们定下的日期，以及其他事情。” 　　“我选择不告诉他。” 　　“是的，没错。你已经表示过想等治疗有进展以后再告诉他，你觉得这样更好。” 　　“那我们有吗？” 　　“什么？” 　　“有进展吗？” 　　他又喝了一口，才把咖啡杯放回桌上。“有。我确信我们有了一些改善。尽管准确地量化进展有点困难，但是过去几个星期里你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记忆——就我们所知的情况来说，有许多回忆的片段都是你第一次想起来的，而且有些事实被记起的频率提高了，以前你不怎么记得住。比如有几次你醒来记得自己已经结了婚。而且——” 　　他停了下来。“而且什么？”我问。 　　“而且，嗯，我觉得，你越来越独立了。” 　　“独立？” 　　“是的。你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本，或者依赖我。” 　　就是这一点，我想。这就是他谈到的进展。独立。也许他的意思是我可以不需要陪伴，独自一个人去商店或图书馆，尽管现在我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不管怎么样，治疗进展还没有大到足以让我在丈夫面前自豪地欢欣雀跃——甚至通常我醒来时都记不起我还有个丈夫。 　　“没有别的进展了？” 　　“这很重要。”他说，“不要小看这一点，克丽丝。”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喝了一小口饮料环顾着咖啡厅。咖啡厅里空荡荡的。后面的小厨房中有人说话，一只壶里烧着水，不时发出沸腾的嘎嘎声，远处玩耍的孩子们在吵闹。很难相信这个地方离我家如此之近，我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曾经到过这里。 　　“你说我们已经开始治疗好几个星期了。”我继续问纳什医生，“那我们一直在做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治疗的情况吗？任何事情都行？” 　　“不。”我说，“什么也不记得。对我来说，今天我是第一次见你。” 　　“抱歉我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说过了，有时候你会有记忆闪现，似乎在某些日子里你比其他时间记得的东西要多。” 　　“我不明白。”我说，“我根本不记得曾经见过你，不记得昨天、前天，或者去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可我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些事。我的童年。我的母亲。我记得我还在上大学。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的一切通通都被抹得干干净净，这些旧的记忆却保留了下来？” 　　我提问时他一直在点头。我相信他以前也听过同样的问题。也许我每周都问同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每次都要把相同的谈话重复一遍。 　　“记忆是很复杂的。”他说，“人类有一种短期记忆，可以将事实和信息存储一分钟左右，还有一种长期记忆，其中可以存储大量的信息，并将其保留一段似乎是无限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功能似乎由大脑的不同部位分管，中间由某些神经连接起来。大脑中还有一部分似乎负责记录短期、瞬间的记忆，将它们转化成长期记忆，以便在很久以后回忆。” 　　他说得快速流畅，好像胸有成竹。我猜自己也曾经是这副模样：自信十足。 　　“失忆症主要有两种类型。”他说，“最常见的是患者不能记起发生过的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越受影响。举个例子，如果患者出了一场车祸，他们可能不记得出了事故，或者不记得出车祸前的几天或几个星期，但——比方说——对车祸前6个月之前发生的一切却记得清清楚楚。” 　　我点点头：“另一种情况呢？” 　　“另一种比较罕见。”他说，“有时候短期存储的记忆无法转化成长期储存的记忆，发生这种情况的人只能活在当下，只能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忆也只能保持很短一段时间。” 　　他停下不说话了，仿佛在等我说些什么，仿佛我们两人各有各的台词，经常排练这段谈话。 　　“两种情况我都有？”我说，“丧失了过去的记忆，加上无法建立新的记忆？” 　　他清了清嗓子：“是的，很不幸。这不常见，但也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你的情况不平常的地方在于你失忆的模式。总的来说，你对幼儿以后的时段没有任何连续的记忆，但你处理新记忆的方式我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房间过两分钟再回来，大多数患近事失忆症的人会完全不记得跟我见过面，至少肯定是记不起今天见过面的。但你似乎记得一大段的时间——长达24小时——然后你会忘掉整段记忆。这很少见。说实话如果考虑到我们所认为的记忆运作方式，你这种情况完全说不通。它说明你完全能够将短期存储转变成长期储存，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存不下它们。” 　　也许我过的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但至少其碎片大得足以让我保持一种独立的表象。我猜这意味着我很幸运。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会这样？”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房间变得非常安静。空气似乎僵止了，黏黏稠稠的。当他开口时，声音似乎从墙上弹了回来。“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记忆障碍。”他说，“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疾病，外伤，药物，都有可能。障碍的确切性质似乎有所不同，取决于大脑受影响的部位。” 　　“没错。”我说，“那么我的情况是属于哪一种？” 　　他凝视了我一会儿：“本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回想着我们在卧室里的谈话。一次意外，他是那么说的。一场严重的事故。 　　“他没有确切地告诉我原因。”我说，“反正没说什么具体的，只说我出了一次意外。” 　　“是的。”他说着伸手去拿放在桌子下的包，“你的失忆症是由精神创伤引起的。这是真的，至少部分是这样。”他打开包，拿出一本册子。刚开始我好奇他是否要查询他的笔记，可是他把册子从桌上递给了我。“我想你该拿着它。”他说，“它会解释一切，比我解释得好——特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你的现在状况，这一点——但也提到了其他的东西。” 　　我把册子接过来。册子是棕色的，皮革封面，用一条橡皮圈紧紧地扎了起来。我取下橡皮圈随意翻开一页。纸张质地厚实，隐隐有暗纹，还有红色镶边，纸上布满了密密的字迹。“这是什么？”我问。 　　“是一本日志。”他说，“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你一直在上面作记录。” 　　我很震惊：“一本日志？”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在他那儿。 　　“是的，上面记录了我们最近一直在做些什么。我想请你留着它。我们已经作了不少努力，试图找出你的记忆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觉得如果你将我们的活动记录下来，可能会有些帮助。” 　　我看着面前的册子：“所以我写了这个？” 　　“是的。我告诉你乐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很多失忆症患者尝试过类似的事情，但通常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有用，因为患者的记忆窗口期非常短。不过你可以把有些东西记住整整一天，所以我觉得你完全应该在每天晚上随手记些日志。我认为它可以帮助你将每天的记忆串联起来。另外我还觉得记忆也许像一块肌肉，可以通过锻炼来加强。” 　　“这么说治疗期间你一直在读我的日志？” 　　“不。”他说，“日志是你私下写的。” 我们穿过街道走回我和本的房子。我可以看到纳什医生的车停在原来的位置，旁边就是我家窗外的小花园、不长的小路和整洁的花床，我还是不敢置信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你要进来吗？”我说，“再喝一杯？” 　　他摇了摇头：“不，不喝了，谢谢。我得走了。茱莉和我今天晚上有安排。” 　　他站了一会儿，望着我。我注意到他的头发剪得很短，整齐地分开，他的衬衫上有一行竖条纹正好跟套衫上的横条纹交叉。我意识到他只比我今早醒来自以为的年龄大上几岁：“茱莉是你太太？” 　　他笑着摇了摇头：“不，是我的女朋友。事实上，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订婚了。我总是忘掉这一点。” 　　我回了他一个微笑。这些细节我应该记住，我想。细碎的事情。也许我一直在日志里记录的正是这些琐事，正是这些小小的挂钩维系住了我的整整一生。 　　“恭喜你。”我说，他谢了我。 　　我觉得应该再多问些问题，应该再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那没有什么意义。无论他告诉我什么，在明早醒来之前我都会忘记。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今天。“嗯，好吧，我也该走了。”我说，“周末我们要出门去海边。待会我还得去收拾行李……” 　　他笑了：“再见，克丽丝。”他说，转身准备离开，却又回头看着我。“你的日志里记着我的号码。”他说，“就在扉页上。如果你想再见面的话，打电话给我。我是说，那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你的治疗，好吗？” 　　“如果我想见面的话？”我有点儿诧异。我记得日志中用铅笔写着从现在到年底的见面日期，“我还以为我们已经定了其他的治疗日期呢？” 　　“等你看完日志，你会明白的。”他说，“到时候就都说得通了。我保证。” 　　“好吧。”我说。我意识到自己信任他，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不仅仅只有丈夫可以依赖了。 　　“一切由你决定，克丽丝。只要你愿意，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我说。他挥手作别，一边钻进汽车一边回头张望。他的车开到街道上，很快消失了踪影。 　　我泡上一杯咖啡端进客厅里。窗外传来了口哨声，夹杂着重型钻井的巨大声响和一阵断断续续的笑声，但当我在扶手椅上坐下时，声响都消退了，变成轻柔的嗡嗡声。淡淡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我感觉到隐隐的暖意落在手臂和双腿上。我从包里拿出了日志。 　　我觉得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这本东西里写了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惊喜和什么样的奇闻怪事。我看见了咖啡桌上的剪贴簿。那是本为我选择的版本，记录了我的一种过去。手上这本里会有另外一个版本吗？我打开了日志。 　　第一页上没有横线。我在正中用黑墨水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克丽丝·卢卡斯。真是个奇迹，名字下面我竟然没有写上保密！或者请勿偷看！ 　　不过多了一些字。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的字。比今天我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可怕。在那儿，就在我的名字下面，用蓝色墨水和大写字母这样写着： 　　不要相信本。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翻到了下一页。 　　我开始阅读自己的过去。 　　“但那怎么可能——”我顿了顿，接着说，“是本一直在提醒我记日志吗？” 　　他摇了摇头：“我建议你对他保密。”他说，“你一直把日志藏起来，藏在家里。我会打电话告诉你藏日志的地方。” 　　“每天？” 　　“是的。差不多。” 　　“不是本？”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不，本没有看过。”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看过，日志里又写了些什么我不想让丈夫看到的事情。我会有什么秘密？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不过你已经看过了？” 　　“几天前你把它给了我。”他说，“你说你想让我读一读，是时候了。” 　　我盯着那本东西。我很兴奋。一本日志。一条通向失落的过去的纽带，虽然只是最近发生的过去。 　　“你都读过了吗？” 　　“是的。”他说，“读了大多数。总之，我想所有重要的部分我都已经看过了。”他停顿了一会儿，转移了目光，挠着后颈。他不好意思，我想。我很想知道他告诉我的是否属实，这本日志里又记了些什么东西。他喝掉了杯里最后一口咖啡，说：“我没有强迫你让我看。我想让你知道这点。” 　　我点点头，一边默不做声地喝光了剩余的咖啡，一边浏览着日志。封面内页是一列日期。“这是什么？”我说。 　　“是我们以前见面的日期。”他说，“以及计划见面的日子。我们一边进行治疗一边会定好以后的会面日期。我一直会打电话提醒你，让你看你的日志。” 　　我想起了今天发现的日记中间夹着的那张黄色纸条：“可是今天？” 　　“今天你的日志在我这里，”他说，“所以我们写了一张纸条来代替。” 　　我点点头，匆匆翻看了其余的日志，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辨认不出那种笔迹。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的心血。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时间做这些，接着想起了厨房里的白板——答案很明显：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我又把它放回桌上。一个穿T恤牛仔裤的年轻人进到咖啡厅里，向我们所在的地方看了一眼，点了饮料，拿着报纸在一张桌边坐了下来。他没有再抬头看我，20岁的那个我有点难过。我觉得自己仿佛隐身了。 　　“我们走吧？”我提议。 　　我们沿着原路往回走。天空中乌云密布，四周萦绕着薄薄的雾气。脚下的地面感觉起来湿透了；我们像是走在流沙上。我看见运动场上有只旋转木马正在缓缓转动，虽然上面空无一人。 　　“一般我们不在这里见面吧？”走到路上时，我开口问，“我是说在咖啡馆里？” 　　“不。我们通常在我的诊所里见面。做些练习、测试和其他事情。” 　　“那今天为什么会约在这里？” 　　“我真的只是想把日志还给你。”他说，“你没有它我很担心。” 　　“我已经很依赖它了？”我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 　　11月9日，星期五 　　我的名字叫克丽丝·卢卡斯。47岁，是一个失忆症患者。我坐在这里，在这张陌生的床上写自己的故事，身穿一件真丝睡袍，它显然是楼下的男人——那个男人说他是我的丈夫，名字叫做本——买给我的46岁生日礼物。屋里很安静，唯一的光亮来自床头的台灯，是柔和的橘黄色光。我感觉好像浮在半空中，在一池光亮里。 　　我已经关上了卧室的门，偷偷摸摸地开始写日志。我能听见我的丈夫在客厅里——他前倾或者站起来时沙发发出轻微的声响，偶尔的咳嗽声出了口又被客气地憋住——不过如果他上楼的话，我会把这本东西藏起来。我会把它放在床底或者枕头下面。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在上面写字。我不想告诉他这本日志是怎么来的。 　　我看着床边桌上的时钟。快要11点了；我必须快点写。我想象着没多久就会听见电视安静下来，本穿过房间踩得地板吱吱作响，灯开关轻轻地发出咔哒一声。他会进厨房给自己做上一个三明治或者倒上一杯水吗？还是他会直接来睡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习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习惯。 　　因为我没有记忆。本和今天下午遇见的医生都说，今晚睡着时我的大脑会把今天我知道的一切抹去，把今天我做的一切全部抹掉。明天醒来时我会跟今天早上一样。以为自己还是个小孩，以为还有一生的时间去作出各种选择。 　　然后我会再一次地发现我错了。我早已作出了选择，前半生已经过去了。 　　医生的名字叫做纳什。今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开车来接我去了一间诊所。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露出了微笑——并不是恶意的笑——打开了他桌上那台电脑的盖子。 　　他给我放了一段影片，一个视频剪辑。内容是关于我和他，穿着跟今天式样不同的衣服坐在相同的椅子上，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影片中他递给我一支铅笔叫我在一张纸上画图，但眼睛只看着镜子，这样一切都是反着的。我看得出影片中的我觉得很困难，但现在从这段影片里我只看到自己满是皱纹的手指和左手上闪闪发亮的结婚戒指。我画完图后他似乎很高兴。“你越来越快了。”影片里的他说，然后加了一句说即使记不住训练本身，在某个地方——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一定是记住了几个星期以来训练的成果。“这意味着你的长期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他说。影片中的我笑了，但看上去并不开心。电影在这里结束。 　　纳什医生关了电脑。他说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见面，我身上一种叫“情景记忆”的功能严重受损。他解释说这意味着我记不起事件或亲身经历的“生平细节”，并告诉我这种情况通常是由某种神经性问题引起的。结构性或化学性都有可能，或者是荷尔蒙失衡，他说。这种案例非常罕见，而我的病情似乎格外严重。当我问他有多严重时，他告诉我某些日子里我对自幼儿时期以后的事情都不太记得住。我想到了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完全没有成年以后的记忆。 　　“某些日子里？”我问。他没有回答，他的沉默让我明白了他真正的意思： 　　大多数日子。 　　针对持续性失忆症有一些治疗方法，他说——比如药物，催眠——但在我身上大多数已经试过了。“但你自己能够起特殊的作用来帮助自己，克丽丝。”他说。当我询问原因，他说我跟大多数失忆症者不一样。“你的症状表明你的记忆并非永久遗失。”他说，“你可以恢复记事好几个小时，甚至小睡一会儿后醒来还能记住事情，只要你不陷入熟睡。这非常少见。大多数失忆症患者不到几秒钟就会失去新的记忆……” 　　“结论是？”我说。他将一本褐色封面的笔记本从桌上滑过来给我。 　　“我想也许应该记下你的治疗过程、你的感受、任何想起的印象或者回忆。记在这个上面。” 　　我探身向前接过笔记本。里面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就是我的治疗？我想。写日志？我想记起事情来，而不仅仅是记录。 　　他一定感觉到了我的失望。“我还希望写下记忆的这种举动会起到其他效果。”他说，“效果可能是累积的。” 　　我沉默了片刻。说真的，我还有什么选择？要不就记日志，要不就永远保持现在的状态。 　　“好吧。”我说，“我会记的。” 　　“好。”他说，“我的号码已经写在日志的扉页上了。如果有什么不明白，打电话给我。” 　　我接过日志，答应说我会的。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最近我们就你幼儿时期的记忆作了些不错的工作。我们一直在看照片，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从面前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相片。“今天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他说，“你认得出吗？” 　　照片里是一所房子。刚开始它似乎全然陌生，但当后来看到前门处破旧的台阶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我在这所房子里长大，今天早上醒来时我还以为自己就在这所房子里。它的模样看上去有些变化，不那么真实，但绝对没有错。我使劲咽了一口：“这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他点点头，说我早期的记忆大多数没有受到影响。他让我描述屋里的情况。 　　我告诉他我的记忆：打开前门即是客厅，向房子深处走有个小餐室，屋外的小路直接通往房屋后部的厨房：小路把我们的房子和邻居隔开。 　　“还有吗？”他说，“楼上呢？” 　　“有两间卧室。”我说，“前面一间，后面一间。浴室和卫生间比厨房更远，在房子的尽头。它们一直位于房子外面另修的一所建筑里，后来加了两堵砖墙和一个波形塑料顶棚，才把它们并了进来。” 　　“还有呢？” 　　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我不知道……”我说。 　　他问我能不能记起某些微小的细节。 　　于是我想起来了。“我的母亲在储藏室里放了一个写着‘糖果’字样的罐子。”我说，“以前她把钱放在里面。她把罐子藏在最上面的一格，那一格上还放着果酱。她自己做的。以前我们会开车去一片树林里摘浆果。我不记得树林在哪里了。我们三个会一起去森林深处摘些黑莓，摘了一袋又一袋，然后我的母亲会把它们做成果酱。” 　　“好。”他说着点点头，“好极了！”他在他面前的文件上记录着。“这些呢？”他又问。 　　他手上拿着几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女人，过了一会儿我认出她是我的母亲。有一张是我。我告诉他我可以认出哪些，认完后他把照片拿开。“很好。比起平时你能想起的童年记忆要多得多了。我想是因为这些照片。”他停顿了片刻，“下次我想让你看更多相片。” 　　我答应了。我很好奇他从哪里找到了这些相片，他对我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生活又知道多少。 　　“我能留着吗？”我说，“这张老房子的照片？” 　　他笑了：“当然！”他递过来照片，我把它夹在日志页里。 　　他开车送我回家。他已经解释过本不知道我们在见面，但现在他告诉我应该好好想想我是否要把开始记日志一事告诉本。“你可能会有受限的感觉。”他说，“因此记录时会想避开某些东西。而我认为让你感觉可以畅所欲言是非常重要的。再说本如果发现你又决定尝试进行治疗的话，可能会不开心。”他顿了一下：“你可能得把它藏起来。” 　　“但我怎么记得要写日志呢？”我问。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你可以提醒我吗？” 　　他告诉我他会的。“但你必须告诉我你会把它藏在哪里。”他说。我们在一所房子前停了车。马达熄火后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家。 　　“衣柜。”我说，“我会把它放在衣柜深处。” 　　“好主意。”他说，“不过今晚你必须记日志，在睡觉之前。不然明天它又只会是一个空白的笔记本，你不会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我会的，我明白。我下了车。 　　“保重，克丽丝。”他说。 　　现在我坐在床上，等我的丈夫。我看着照片里自己的家：我在那儿长大。它看上去如此平常，又如此熟悉。 　　我是怎么从那时变成现在这种境况的？我想。发生了什么事？我有什么样的过去？ 　　我听见客厅里的自鸣钟报了一次时。午夜了。本正在上楼梯。我会把日志藏进一个刚找到的鞋盒里，再把它藏进衣柜，就是我告诉纳什医生的地方。明天，如果他打电话来，我会在日志上记更多东西。 　　11月10日，星期六 　　今天记日志的时间是中午。本在楼下读什么东西。他以为我在休息，不过尽管我很累，却没有歇下来。我没有时间。在忘记之前，我必须把它写下来。我必须记日志。 　　我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本提议下午一起去散散步，我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时间。 　　今天早上我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谁。睁开眼睛时我以为会看到床头柜坚硬的棱角、一盏黄灯、房间角落里四四方方的衣柜、有隐隐羊齿草花纹的壁纸。我以为会听见妈妈在楼下煎培根，或者爸爸在花园里一边吹口哨一边修剪树篱。我以为自己会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床上除了一个被扯坏了一只耳朵的玩具兔子什么也没有。 　　我错了。我在父母的房间里，刚开始我想，然后才意识到屋里的东西我一件也不认识。卧室是完全陌生的。我倒回床上。出错了，我想。非常非常可怕的错误。 　　下楼前我已经看见了贴在镜子上的照片，读过了上面的标记。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小孩，甚至已经不是少女，并明白过来现在我听见的、那个一边做早餐一边向广播大吹口哨的男人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室友或男朋友，他叫做本，是我的丈夫。 　　在厨房外我犹豫了。我很害怕。我马上要见到他，仿佛是第一次见面。他会是什么样子？跟照片里的样子一样吗？或者相片也很失真？他会老些，胖些，还是秃一些？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他会有什么举动？我嫁得好吗？ 　　突然一种幻觉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一个女人——我的母亲？——告诉我要小心。别草率结婚…… 　　我推开了门。本背对着我，正用铲子翻着平底锅里“咝咝”作响的培根。他没有听见我进来。 　　“本？”我说。他一下子转过身来。 　　“克丽丝？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说：“没事。我想没事。” 　　然后他笑了，一副松了口气的模样，我也一样。他看上去比楼上的照片要老——脸上有更多的皱纹，头发已经开始发灰，在太阳穴的地方稍稍有些掉发——但这些非但无损他的魅力，反而让他更加迷人。他的下巴有力，适合年长的男人；眼睛闪烁着调皮的光芒。我意识到他有些像是年龄稍大的我父亲。我本可能嫁个比这糟糕的人，我想。糟糕得多。 　　“你看过照片了？”他说。我点点头。“别担心。我会解释一切的。你为什么不到走廊那边找个地方坐？”他对走廊做了个手势，“穿过去就是餐室。我马上就来。给你，拿着这个。” 　　他递给我一个胡椒磨，我去了餐室。几分钟后他端着两个碟子跟了进来。油里浸着一条泛白的培根，煎过的面包和一个鸡蛋摆在碟子边上。我一边吃，一边听他解释我是如何生活的。 　　今天是周六，他说。他在工作日上班；是一名教师。他解释了我包里的那个电话和钉在厨房墙上的一个白板。他告诉我应急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两张20英镑的纸币，卷得紧紧地塞在壁炉上的时钟后面——又给我看了那个剪贴簿，从中我可以粗略地了解自己生活的多个瞬间。他告诉我，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应付得来。我不确定自己相信他，但我必须相信。 　　我们吃完饭，我帮他收拾干净早餐的东西。“待会我们该去散散步。”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答应了，他看来很高兴。“我读一读报纸就来，”他说，“可以吗？” 　　我上了楼。一旦等到独处，我的头脑便开始天旋地转，装得满满当当却又空空荡荡。我感觉什么也抓不住，似乎没有一件东西是真实的。看着现在所在的房子——现在我知道这是我的家了——我的目光却是全然陌生的。有一会儿我甚至想逃跑；可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坐在昨晚睡过的那张床边上。我应该铺好床，我想。或者去打扫，让自己忙起来。我拿起枕头拍松，这时传来了一阵嗡嗡声。 　　我不清楚那是什么。声音低沉，时断时续。是细细的、微弱的铃声。我的包在我的脚下，当拿起它时，我意识到嗡嗡声似乎是从那里面传来的。我想起了本说过的手机。 　　找到手机的时候它在发亮。我瞪着它看了好一会儿。隐隐约约地——在内心深处，或者记忆的边缘——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来电意味着什么。我接起了电话。 　　是个男人的声音。“喂？”他说，“克丽丝？克丽丝？你在吗？” 　　我告诉他我在。 　　“我是你的医生。你没事吧？本在旁边吗？” 　　“不。”我说，“他不在——你有什么事？”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还说我们已经在一起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治疗。“针对你的记忆。”他解释说。我没有回答，他说：“我希望你相信我。我想让你看看卧室里的衣柜。”我们又沉默了一阵，然后他接着说，“衣柜里有个鞋盒，往里面看一眼，应该有一个笔记本。” 　　我望了一眼房间角落里的衣柜。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告诉我的。”他说，“昨天我们见面了，我们说好你应该记日志，你告诉我会把日志藏在那里。” 　　我不相信你，我想说，但这似乎既不礼貌又不全是真话。 　　“你能不能去看一眼？”他说。我告诉他我会的，接着他加了几句，“现在就去。一个字也不要和本提。现在就去。” 　　我没有挂电话，而是走到了衣柜旁。他是对的。衣柜的底板上是个鞋盒——一个蓝色的盒子，盖不严实的盒盖上写着“爽健”牌字样——里面是一本用棉纸裹着的小簿子。 　　“找到了吗？”纳什医生说。 　　我取出小簿子拿掉棉纸。它是棕色的皮革封面，看起来价格不菲。 　　“克丽丝？” 　　“是的，我拿到了。” 　　“好。你在上面写过东西了吗？” 　　我翻开第一页。我发现我已经记过日志。我的名字叫克丽丝·卢卡斯。日志开头说。47岁，是一个失忆症患者。我感觉又紧张又兴奋，像是在窥视谁的隐私，不过窥视的对象是我自己。 　　“我记过了。”我说。 　　“好极了！”他说明天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们结束了通话。 　　我没有动。蹲在打开的衣柜边的地板上，放着床没有整理，我开始读日志。 　　刚开始我感到很失望。日志里写的那些东西我一样也记不起来，想不起纳什医生，想不起我声称他带我去过的诊所，也想不起我说我们做过的测验。尽管刚刚听过他的声音，我却想象不出他的样子，也想不出我跟他在一起的场景。日志读起来像一本小说，但接着在日志快要结束的两页中间，我发现了一张相片。我在照片里的房子里长大，今天早上我醒来时以为自己置身其中。是真的，这就是我的证据。我见过纳什医生，他给了我这张照片，一块来自过去的碎片。 　　我闭上了眼睛。昨天我描述过我的旧房子，储藏室里的糖罐，在树林里采浆果。那些回忆还在吗？我能想起更多吗？我想着我的母亲和父亲，希望能记起别的东西。一幅幅画面悄悄地浮现了。一张晦暗的橙色地毯，一个橄榄绿色花瓶，一条粗毛地毯，一件胸部织有粉色鸭子、上衣正中有排暗扣的连衫裤，一个海军蓝色的塑料车座和一只退色的粉红便壶。 　　色彩与图形，却没有一样是关于活生生的生命。什么也没有。我希望见见我的父母，我想。正在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明白他们已经不在了。 　　我叹了一口气，在没有整理的床边坐下来。日志中间夹着一支笔，几乎想也没想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打算再写些东西。我拿着笔悬在纸面上，闭上眼睛集聚精神。 　　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意识到一个事实——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因此触发了连锁反应，但感觉好像我的意识从一场又长又深的睡眠里醒了过来。它活了过来，但不是一步一步活过来的；而是突然一下子，火花一闪。突然间我不再是坐在一间卧室里、面前有一本空白待写的日记本，而是到了别的地方。回到了过去——我以为丢失了的过去——我能够摸到、感觉到、尝到一切。我意识到我陷入了回忆。 　　我看见自己回到了家，回到了我生长的地方。我在13岁或者14岁左右，急着要继续写一个还没有完工的故事，却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有张纸条。我们必须得出门一趟，纸条上说。泰德叔叔6点会来接你。我弄了杯饮料和一个三明治，拿着笔记本坐下来。罗伊斯太太说我的故事有力且感人；她认为我以后可以从事这一行。但我想不出要写什么，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默不做声地生着气。这是他们的错。他们在哪儿？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带上我？我把纸揉成一团扔掉。 　　画面消失了，但立刻换成了另一幅。更有力，更真实。爸爸正开车载我们回家。我坐在车后座上，盯着挡风玻璃上的一个斑点。一只死苍蝇。一粒沙子。我认不出来。我开始说话，却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没有人回答。 　　“妈妈？” 　　“克丽丝。”我的母亲说，“别这样。” 　　“爸爸？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沉默。“你会死吗？”我的眼睛还盯着车窗上的斑点，“爸爸？你，会死吗？” 　　他回头向我露出微笑：“当然不会，我的天使。当然不会。要等到我变得很老很老，有很多很多孙子孙女的时候才那样！” 　　我知道他在说谎。 　　“我们会打赢这一仗的。”他说，“我答应你。” 　　抽了一口气。我睁开了眼睛。幻觉消失了，不见了。我坐在卧室里，今天早上我在这间卧室里醒来，但有一会儿它看上去不一样了。完全是平的，没有颜色，没有活力，仿佛我看见的是一张在阳光下失了色的照片，仿佛生气勃勃的过去使此时失去了生命力。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日志本。笔已经滑脱了我的手指，落到地板前在纸面上划了一道细细的蓝线。我的心在胸口狂跳起来。我已经想起了一些事，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没有被忘掉。我从地板上捡起笔开始把它记下来。 　　我在这里停笔。当闭上眼睛试着再次回忆那幅画面时，我仍然能够想得起来。我自己。我的父母。驾车回家的场景。它还在。不再那么生动，仿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退色，但还在那儿。尽管这样，我还是很高兴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我知道它最终将会消失，不过至少现在还有迹可循。 　　本肯定已经读完了报纸。他对着楼上叫了几句，问我是不是准备好出门了。我告诉他是的。我会把日志藏在衣柜里，找件夹克和靴子穿上。待会我会记下更多的东西，如果我记得的话。 　　上面的日志是几小时前写的。我们出去了整整一个下午，但现在已经回到了家里。本在厨房里做晚餐吃的鱼。他打开了电台，爵士乐的声音飘到卧室：我正坐在这里记这篇日志。我没有主动提出要去做晚饭——我急着上楼来记录今天下午看到的东西——可是他似乎并不介意。 　　“你去睡一会儿吧。”他说，“吃饭还要等大概45分钟呢。”我点了点头。“做好以后我会叫你的。”他笑着说。 　　我看了看手表。如果写得快我应该还有时间。 　　快到1点时我们出的门。我们没有走多远，把车停在一栋又矮又宽的建筑旁。屋子看上去没有什么人住；一只孤零零的灰鸽子在每扇用木板覆盖的窗户上都稍微停留了一会儿，建筑的大门藏在波纹铁后面。“这是露天游泳池。”本从车里钻出来说，“夏季开放，我猜。我们走吗？” 　　一条水泥小路蜿蜒着爬上山巅。我们默默地走着，只听见空空的足球场上落着的乌鸦群里有一只偶尔会突然尖啼，远处一只狗在哀伤地吠叫，还有孩子们的声音、城市的嗡嗡声。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去世，想到至少这件事我已经记起了一点点。一个独自慢跑的人沿着一条跑道前进，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直到脚下的小路越过了一道高高的树篱把我们领向山顶。在山顶我看得见有血有肉的生命：一个小男孩在放风筝，他的父亲站在他身后，一个女孩遛着一只系着长狗绳的小狗。 　　“这是国会山。”本说，“我们常来这儿。” 　　我没有说话。低矮的云层下，城市在我们的面前铺开，貌似一片宁静。它比我想象中要小；我可以一眼越过整个城市望见远处低矮的山峦。我可以看到电信塔的尖刺顶、圣保罗教堂的圆顶，巴特西发电站，看到一些认识——虽然只是隐约认出且不知为何——的事物；也有一些不那么熟悉的标志性景观：一栋像胖雪茄一般的玻璃房、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巨轮。跟我自己的脸一样，景色似乎有点陌生，却又莫名的熟悉。 　　“我觉得我认识这个地方。”我说。 　　“是的。”本说，“是的。我们有一段时间常来这里，虽然景色一直在变。” 　　我们继续向前走。大部分长凳上都有人，有独自一人的，也有成双成对的。我们走到山顶近旁的一张长凳旁坐了下去。我闻到了番茄酱的味道；长凳下的一个纸箱里扔了一个吃了一半的汉堡。 　　本小心地捡起三明治丢进一个垃圾箱，再坐回我身边。他又指了指一些标志性景观。“这是金丝雀码头。”他说着指向一个建筑。即使隔得很远，它也显得无比高大。“是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我想。全是些办公室之类的东西。” 　　90年代。听到有人用几个词就轻轻松松地概括了我经历过却毫无印象的十年，我感觉颇为奇怪。我一定错过了很多。那么多音乐，那么多电影和书，那么多新闻。灾难，悲剧，战争。当失去记忆的我日复一日地迷失时，有些国家可能已经整个分崩离析了。 　　我也错过了那么多自己的生活。有这么多我认不出的景色，哪怕它们每天都在我眼皮底下。 　　“本？”我说，“跟我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他说，“你的意思是？” 　　我转身面对着他。山顶上吹过一阵大风，寒意迎面扑来，有只狗在某处吠叫。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明白关于他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记得。 　　“对不起。”我说，“我和你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结的婚，还有其他任何东西都记不得。” 　　他露出了微笑，沿着长凳蹭过来挨着我，搂着我的肩膀。我刚刚开始退缩，却记起他不是个陌生人，而是我嫁的人。“你想知道些什么？”他温和地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好吧，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念大学。”他说，“你刚开始读博士，还记得吗？” 　　我摇摇头：“不记得。我学的什么？” 　　“你的学位是英文。”他说，这时一幅图像在我的面前一闪而过，又快又突然。我看见自己在一所图书馆里，并模模糊糊地记起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和20世纪初文学的论文，尽管实际上论文只是我在写小说之外可能投入的余事；这些论文我的母亲可能理解不了，但她至少认为是正道。那幅闪闪发光的场景停留了一会儿，真实得几乎可以触到，但这时本说话了，画面就此消失不见。 　　“我在念我的学位。”他说，“化学。我总是看到你。在图书馆，在酒吧，所有地方。我总是惊讶你有多美，但我一直没有办法开口跟你说话。” 　　我大笑起来：“真的吗？”我想不出自己让人一见钟情的样子。 　　“你似乎总是那么自信，还很认真。你会坐上好几个小时，周围堆满了书，一心埋头阅读、记笔记，偶尔喝上几口咖啡。你看上去那么美。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对我感兴趣。可有一天在图书馆我碰巧坐在了你旁边，你不小心碰翻了杯子，咖啡洒得我的书上全是。你抱歉得很，尽管其实没什么要紧的，我们拖干净了咖啡，然后我坚持要给你再买一杯。你说应该是你给我买一杯才对，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你，于是我说好吧，我们便一起去喝了咖啡。就是这样。” 　　我试图想象那个场景，回忆年轻的我们同在一个图书馆里，身边全是湿漉漉的纸张，笑着。可是想不起来。我感到悲伤的刀锋冰冷地刺中了我。我猜想每对情人都十分喜爱他们相遇的故事——谁先向谁说了第一句话，说了些什么——可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的故事。风刮着小男孩的风筝尾巴，好像有人垂死时发出的喉音。 　　“那后来呢？”我说。 　　“好吧，我们约会了，很平常的，你知道的，我读完了学位，你拿到了博士，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怎么结的？谁向谁求的婚？” 　　“噢。”他说，“我向你求的婚。” 　　“在哪儿？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我们非常相爱。”他说。他掉开目光望着远方：“我们总是在一起。你跟人合住一栋房子，但你根本很少在那儿，大部分时间你会陪着我。顺理成章地我们想要生活在一起，也想要结婚。于是在一个情人节，我给你买了一块香皂。昂贵的香皂，你真正喜欢的那种，我拿掉玻璃纸包装，在香皂里压了一枚订婚戒指，包好后送给你。当晚准备睡觉时你发现了戒指，于是你答应了。” 　　我偷偷地笑了。听起来有点乱糟糟的，又是戒指又是压在香皂里，还很有可能好几个星期我都不会用那块香皂或者发现不了戒指。但尽管如此，这还不失为一个浪漫的故事。 　　“跟我合住一所房子的是谁？”我说。 　　“噢。”他说，“我记不清了，一个朋友。不管怎么样，第二年我们结了婚。在曼彻斯特的一间教堂里，离你妈妈住的地方不远。那天天气很晴朗。那时候我还在进行教师培训，所以我们没有太多钱，但仍然很好。阳光灿烂，每个人都很开心。接着我们去度了蜜月，去的是意大利。湖区。十分美妙。” 　　我试着想象教堂、我的结婚礼服、从酒店房间观赏到的景色。什么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说，“抱歉。” 　　他转移目光，扭过头不让我看见他的脸：“没关系。我明白。” 　　“照片不多。”我说，“剪贴簿里的，我是说。没有一张我们婚礼的照片。” 　　“我们遭遇过一次火灾。”他说，“在我们之前住的地方。” 　　“火灾？” 　　“是的。”他说，“几乎把我们的房子烧光了，我们丢了很多东西。” 　　我叹了一口气。事情似乎很不公平，我已经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见证也没有留下。 　　“然后呢？” 　　“然后？” 　　“是的。”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结婚后，蜜月过后？” 　　“我们搬到了一起。我们非常开心。” 　　“再然后呢？” 　　他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不可能，我想。我的整个生活不可能就这样说完了。那不可能是我的全部。一场婚礼，蜜月，婚姻。可是除此以外我还期待些什么？还能有什么？ 　　答案突然冒了出来。儿女。孩子。我打了个冷战，意识到这正是我生命里、我们的家庭里似乎缺失了的那一块。壁炉上没有儿子或者女儿的照片——捧着学位证书、去漂流，甚至只是百无聊赖地为照相摆着姿势——我没有生过孩子。 　　我感到失望狠狠地击中了我。没有满足的欲望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潜意识里。尽管每天醒来时连自己的年龄也不知道，但我隐隐地清楚自己一定想要个孩子。 　　突然间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在说生物钟的事情，仿佛它是一个炸弹。“赶紧去成就生命里你想要成就的东西吧，”她说，“因为今天你还好好的呢，也许第二天就……” 　　我明白她的意思：嘭！我的野心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唯一想做的就是生儿育女。“我就遇上了，”她说，“你也会遇上。每个人都会遇上。” 　　但我没有遇上，我想。或者我遇上了别的什么事情。我看着我的丈夫。 　　“本，”我说，“然后呢？” 　　他看着我，捏了捏我的手。 　　“然后你失去了记忆。”他说。 　　我的记忆。最终还是绕回来了，总是逃不开。 　　我仰望着城市上空。太阳低悬在半空中，透过云层隐约地闪耀着，在草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我意识到天马上就要黑了。太阳最终会落下山去，月亮即将升上天空。又一天要结束了。又是迷失的一天。 　　“我们从来没有过孩子。”我说。这句话不是一个疑问。 　　他没有回答，却扭头望着我。他握住我的手搓着，好像在抵挡寒意。 　　“是。”他说，“是。我们没有。” 　　哀伤刻在他的脸上。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我？我不知道。我让他搓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指握在他的手里。我意识到尽管有许多迷惑，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时我却感觉很安心。我看得出他很善良，周到，而且耐心。即使我的处境现在多么糟糕，可它原本有可能要糟糕得多。 　　“为什么？”我说。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看着我，脸上是痛苦的表情，痛苦和失望。 　　“怎么会这样，本？”我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他紧张了起来。“你确定你想知道吗？”他说。 　　我盯着远处一个骑脚踏车的小女孩。我知道这不可能是我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不是他第一次不得不向我解释这些事情，也许我每天都在问他。 　　“是的。”我说。我意识到这一次有所不同，这一次我会把他告诉我的写下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那是12月，结冰的天气。你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是一段很短的距离。没有目击者。我们不知道那时是你在穿过街道还是那辆撞你的车冲上了人行道，但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是撞上了汽车引擎盖。你的伤非常严重，两条腿都断了，还断了一条手臂和锁骨。” 　　他不再说话。我可以听到城市响着低沉的节拍。车流声，头顶一架飞机的声音，风刮过树林的低语。本捏了捏我的手。 　　“他们说一定是你的头先撞到了地面，因此你失去了记忆。” 　　我闭上了眼睛。那场车祸我根本记不得，所以并不感到愤怒，甚至也不难过，相反我心里满是无声的遗憾。一种空虚感，一道从记忆的湖面上掠过的涟漪。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一只手，我用另一只握住他，感觉到他手上的寒意和硬邦邦的结婚戒指。“你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他说。 　　我觉得身上涌起了寒意：“司机呢？” 　　“他没有停车，是肇事逃逸。我们不知道是谁撞了你。” 　　“但谁会这么做啊？”我说，“谁会撞了人，然后自顾自地把车开走了呢？”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知道我原本期待的是什么。我回想着从日志中读到的、跟纳什医生的会面。一种神经系统问题，他告诉我。结构性或化学性都有可能。或者是荷尔蒙失衡。我猜他指的是一种病。是那种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事情，天灾。 　　可是眼前的原因似乎更糟：是别人对我犯下了错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那天晚上我挑另外一条路回家——或者如果撞我的司机挑了另外一条路——我本来可以不出事的。我甚至有可能已经做了祖母。 　　“为什么？”我说，“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他可以回答的问题，因此本没有说话。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天渐渐黑了下来。城市却是亮闪闪的，一座座建筑都开了灯。冬天即将到来，我想。11月已经快过去一半了，随后是12月，圣诞节。我无法想象我将如何从此时此刻到达那些日子，我无法想象一直活在一连串相同的日子里。 　　“我们走吗？”本说，“回家？” 　　我没有回答他。“我在哪儿？”我说，“被车撞的那天。我在做什么？” 　　“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说。 　　“什么工作？我在做什么？” 　　“噢。”他说，“你有个秘书的临时工作——其实是私人助理——在一个律所，我想。” 　　“可是为什么——”这句话我没有说完。 　　“你需要工作，我们才付得起月供。”他说，“日子很艰难，不过只有一段时间。” 　　这并不是我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你告诉我我有个博士学位。为什么我会接受一份秘书工作？ 　　“可是为什么我会做秘书呢？”我说。 　　“这是你唯一可以找到的工作，那段时间不景气。” 　　我记起了早前的感觉。“我在写东西吗？”我说，“写书？” 　　他摇了摇头：“没有。” 　　这么说写作只是一个短暂的梦想。或者我可能试过，但失败了。当我转身问他时，云朵亮了起来，片刻之后传来巨大的轰隆声。吃了一惊的我放眼看去，遥远的天空闪着火花，星星点点地落到脚下的城市里。 　　“那是什么？”我说。 　　“是烟花。”本说，“马上就是‘篝火之夜’了。” 　　过了一会儿另一抹烟花照亮了天空，又是一声巨响。 　　“看起来会有个烟花秀。”他说，“我们去看吗？” 　　我点了点头。这不会有什么害处，虽然我有点想赶紧回家写日志，记下本告诉我的事情；不过我又有点想留下来，希望他会告诉我更多东西。“好的。”我说，“我们去看烟花吧。” 　　他笑着搂住我的肩膀。天空黑了一会儿，接着传来噼啪声、咝咝声，然后一点小小的火花带着尖细的哨声窜上了高空。它在空中停留了片刻，嘭一声炸成了一个灿烂的橙色光团，非常绚丽。 　　“通常我们会去一个烟花秀的现场观看。”本说，“那是大规模观赏点中的一个。但我忘了是在今天晚上。”他用下巴蹭了蹭我的脖子。“现在这样还好吗？” 　　“很好。”我说。我放眼望着城市，望着城市上空炸开的团团色彩，望着灿烂的光亮：“很好。这样我们能看到所有的烟花秀。” 　　他叹了口气。我们的呼吸在面前结成了雾气，交织在一起，我们默默地坐着，望着天空变成五彩的亮色。烟雾从城中的花园升起来，被各色光照得透亮——红与橙，蓝与紫——夜色变得雾蒙蒙的，渗透着干燥、铿锵的火药味。我舔了舔嘴唇，尝出了硫黄的味道，这时又一幕记忆突然浮现出来。 　　它跟针尖一般锐利。声音太响了，颜色太亮了，我觉得自己不像在一旁观看，反而仿佛置身其中。我有种正在向后倒的感觉，于是抓住了本的手。 　　我看见自己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她长着一头红发，我们站在屋顶上，看烟花。我可以听到脚下房间里音乐跳动的节拍，一阵冷风吹过，把刺鼻的烟雾吹到我们的上空。尽管只穿着一条薄薄的裙子，我却感觉很暖和，因为酒精和还夹在指缝里的大麻烟卷而格外兴奋。我感觉到脚底下有沙子，才想起已经将鞋留在这个女孩楼下的卧室里了。她转脸朝着我，我看着她，只觉得活力十足，晕头晕脑的高兴。 　　“克丽丝，”她说着拿走烟卷，“想不想来个药丸？”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一脸茫然。 　　她大笑起来。“你知道的！”她说，“药丸。迷幻药。我敢肯定尼格带了些来。他告诉我他会带的。” 　　“我不知道。”我说。 　　“来吧！很好玩的！” 　　我笑了，拿回大麻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仿佛要证明我不是无趣的人。我们答应过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无趣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那不是我。我想我还是守着这个，还有啤酒。好吧？” 　　“我想是的。”她一边说一边从栏杆后回过头。我可以看出她有些失望，尽管没有生我的气，我有点好奇没有我陪，她是不是还是会去。 　　我不信。我从来没有过像她这样的朋友。一个知道我一切的人，一个我信任的人，有时甚至比我自己更可信赖。现在我看着她，她的红头发随风翻飞，大麻烟卷的尾稍在黑暗中发着光。她对渐渐定型的人生满意吗？还是现在言之过早？ 　　“看那个！”她指着一个罗马焰火筒炸开的地方，它的红色光照出了附近树木的影子。“真他妈的漂亮，不是吗？” 　　我大笑起来，同意了她的说法，我们沉默地站了几分钟，互相递着烟卷。最后她给了我一个湿漉漉的烟蒂，我没要，她用靴子把它在柏油地面上碾碎。 　　“我们该下楼去。”她说着抓住我的手臂，“有个人我想让你见见。” 　　“又来了！”我说，但我还是去了。我们从在楼梯上接吻的一对情侣身边经过。“不会又是一个跟你上同一门课的蠢蛋吧？” 　　“滚！”她说着快步下了楼梯，“我还以为你喜欢艾伦呢！” 　　“我是喜欢他没错！”我说，“直到他告诉我他爱上了一个叫克里斯蒂安的男人。” 　　“是啊，好吧。”她大笑起来，“我怎么想得到艾伦会选你听他的出柜宣言呢？这一个可不一样，你会爱他的，我知道。只是去打个招呼。别担心。” 　　“好吧。”我说。我推开了门，我们加入派对中。 　　房间很大，四面是水泥墙，从天花板上吊下来些没有灯罩的灯泡。我们走到吃东西的地方拿上啤酒，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那家伙在哪儿呢？”我说，但她没有听见。酒精和大麻的作用让我难以自控，跳起舞来。屋里挤满了人，大多数穿着黑衣服。他妈的艺术生，我想。 　　有个人走过来站在我们的前面。我认得他。基斯。我们以前在另一个派对上见过面，最后在那里的一间卧室里接过吻。但现在他正在跟我的朋友讲话，手指着客厅墙上挂着的她的一幅画。我不知道他是决定不理睬我呢，还是不记得我们见过面。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觉得他是个浑蛋。我喝光了啤酒。 　　“还想来一点儿吗？”我说。 　　“好啊。”我的朋友说，“我留下来对付基斯，你去拿点啤酒？然后我会给你介绍刚说过的那个家伙。好吧？” 　　我笑了：“好啊！随便。”我晃荡着去了食品区。 　　有个人在说话，接下来。在我的耳朵边大声说话。“克丽丝！克丽丝！你没事吧？”我觉得很迷茫；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我睁开了眼睛，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屋外，在国会山的夜幕中，本叫着我的名字，面前的烟花把天空染成了血色。“你闭上了眼睛。”他说，“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吗？” 　　“没什么。”我说。我的脑子非常混乱，几乎不能呼吸。我扭过脸避开我的丈夫，假装在看余下的烟花秀。“我很抱歉。没什么事。我很好。我很好。” 　　“你在发抖。”他说，“你冷吗？想回家吗？” 　　我意识到我想回家。我的确想回家，我想记下刚刚看到的东西。 　　“是的。”我说，“你介意吗？” 　　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看烟花时见到的幻觉。它清晰的质地和分明的棱角让我震惊。它完全吸引了我，仿佛我又一次身临其境。我感受到了一切，尝到了一切。冷空气和啤酒泡。在我喉咙深处灼烧的大麻。我舌头上暖暖的基斯的唾液。那个画面感觉真实，几乎比它消失时我睁开眼见到的生活还要真实。 　　我不确定画面发生在什么时候。大学或刚刚毕业的时候，我猜是。我看到的那个派对是学生喜欢的那种。没有责任感，无忧无虑，轻松。 　　而且，尽管我不记得她的名字，这个女人对我很重要。我最好的朋友。永远都会是，我曾经认为，而且尽管我不知道她是谁，但跟她在一起我有一种安全感。 　　我心里闪过一个疑问，有点好奇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还很亲近。开车回家时我试着对本提起这幕幻觉。他很安静——不是不高兴，而是有点心不在焉。有一会儿我想告诉他关于那幅画面的一切，但相反我问他我们相遇时我有些什么朋友。 　　“你有些朋友。”他说，“你很有人缘。” 　　“我有最好的朋友吗？什么特别的人？” 　　接着他望了我一眼。“不。”他说，“我不这么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却想起了基斯，还有艾伦。 　　“你确定吗？”我说。 　　“是的。”他说，“我敢肯定。”他转身看着路面。开始下雨了，商店里发出的光和头顶霓虹招牌的光亮映在路面上。我有许多事情要问他，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几分钟过后为时已晚。我们到了家，他已经开始做饭。太晚了。 　　“我经常想起事情吗？”我问。 　　“是的，有些事情。在大多数日子里。” 　　“同样的事情？” 　　他转身面对着我，用手肘撑着身体。“有时候。”他说，“通常是的。很少有特例的时候。” 　　我从他的脸上转开目光望着天花板：“我想起过你吗？” 　　他向我转过身来。“没有。”他说。他握着我的手，紧紧地捏着它：“不过没有关系。我爱你。没关系。” 　　“我对你来说肯定是一个可怕的包袱。”我说。 　　他伸出手摸起我的胳膊来。静电发出噼啪一声响。我缩了缩。“不。”他说，“完全不是。我爱你。” 　　他探过身来挨着我，吻了吻我的嘴唇。 　　我闭上了眼睛，有点迷茫。他是想做爱？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虽然理智上我知道我们每天晚上同床共枕，自从结婚以来我们天天如此，可是我的身体认识他还不到一天。 　　“我很累，本。”我说。 　　他压低了声音，开始小声说话。“我知道，亲爱的。”他说，轻轻地亲了我的脸颊、我的嘴唇、我的眼睛。“我知道。”他的手在被子里向下滑，我感到身上涌起了一阵不安，几近恐慌。 　　“本。”我说，“我很抱歉。”我抓住他的手不让它下滑。我忍住扔开那只手——仿佛它是什么讨厌的东西——的冲动，反而抚摸着它。“我累了。”我说，“今晚不行。好吗？”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抽回了手仰天躺下。他身上一阵阵流露出失望。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有点儿觉得应该道歉，但更加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因此我们沉默地躺着，同在一张床上但不挨近，我有些好奇这种情况多久发生一次。他上床来渴望做爱的时候频繁吗？我是否有过自己想做爱的情况或者觉得可以回应他的时候？如果不回应他的话，是不是总有现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出现？ 　　“晚安，亲爱的。”过了几分钟后，他说，紧张气氛消失了。我一直等到他发出轻轻的鼾声再溜下床到这里，在这个空房间里坐下来写这篇东西。 　　我想记住他，哪怕只有一次。 本叫我下楼去吃晚餐。他已经摆好了餐桌，倒上了白葡萄酒，但我不饿，鱼也很干。我剩了很多菜。然后——因为晚饭是本做的——我主动提出来收拾。我拿走碗碟，在水池里放上热水，一直希望着待会儿能找个借口去楼上看我的日志，也许再写上一些。但我不能——大多数时间都独自一人待在我们的房间会引起怀疑——因此我们把晚上花在了电视机前面。 　　我放松不下来。我想着我的日志，看着炉台上的时钟指针慢慢从9点指到10点，指到10点半。当它们快指到11点时，我意识到今晚我没有太多时间了，于是说：“我想我要去睡觉了。今天忙了一天。” 　　他笑着歪了歪头。“好的，亲爱的。”他说，“我马上就来。” 　　我点点头答应，但刚刚离开房间，恐惧便让我后背发凉。这个人是我的丈夫，我告诉自己，我嫁给了他，但我还是觉得跟他睡觉是错的。我不记得以前这样做过，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浴室里我上了厕所刷了牙，全程没有看镜子，也没有看镜子周围的照片。我走进卧室发现我的睡衣叠好放在了枕头上，便开始脱衣服。我想在他进来之前就做好准备，钻到被子里。有一会儿我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觉得自己可以装睡。 　　我脱下套衫照着镜子。我看见今早穿上的米色胸罩，这时一幅小时候的画面一闪而过，我正在问妈妈为什么她穿了一件胸罩而我没有，她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穿的。现在这一天已经到了，它不是一步一步来的，而是突然降临了。在这儿，比我脸上和手上的皱纹还要明显的是我不再是个小女孩，而是个女人。在这儿，这个事实在我柔软丰满的胸部上。 　　我把睡衣穿上，理平整。我伸手到睡衣里解开胸罩，感觉到自己沉甸甸的胸部，然后解开长裤拉链脱了下来。我不想再细看自己的身体了，至少今晚不行。于是脱下今早穿上的紧身裤和短裤后，我悄悄地钻进被子里闭上眼睛侧躺着。 　　我听见楼下的钟报了时，过了一会儿本就进了房间。我没有动，但听着他脱衣服，他坐到床边时床往下一沉。有一会儿他没有动，然后我感觉到他的手沉甸甸地放在我的臀上。 　　“克丽丝？”他说，几乎是小声私语，“你还醒着吗？”我低声回答说是的。“今天你想起了一个朋友？”他说。我睁开眼睛，翻身仰面朝着天。我可以看到他宽阔赤裸的后背和肩膀上散布的细毛。 　　“是的。”我说。他转身面对着我。 　　“你想起了什么？” 　　我告诉了他，尽管只含糊说了两句。“一个派对。”我说，“我们都是学生，我想。” 　　他站起来转身上床。我看见他全身赤裸着。他的阴茎从它毛茸茸的黑色巢穴里垂下来，我只好压住咯咯发笑的冲动。我不记得以前曾见过男性的生殖器，甚至在书上也没有见过，但它们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不知道对它们我究竟了解多少，有过些什么经验。几乎不由自主地，我扭开了头。 　　“以前你想起过那个派对。”他一边说一边拉开被子，“我想你经常想起它。你的某些记忆似乎定期突然出现。” 　　我叹了一口气。没有什么新奇的，他似乎在说。没什么可兴奋的。他躺在我的身边，拉过被子盖着我们两个人。他没有关灯。 　　11月12日，星期一 　　时钟刚刚报过4点，天开始黑了。现在本还不会回家，但我一边坐着写日志一边还是留意着他的汽车声。鞋盒放在我脚边的地板上，里面包裹这本日志的棉纸掉了出来。如果他回家的话我会把日志放进衣柜告诉他我一直在休息。这的确是说谎，不过也不是什么弥天大谎，而且想要为自己的日志内容保密没有什么错。我必须写下见到的、了解到的。但那并不表示我想让别人——不管是谁——读到它。 　　今天我跟纳什医生见面了。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他的书桌。他的身后是一个文件柜，柜顶放着一个塑料的大脑模型，从中间切开，像一个橙子一样分开。他问我进展得怎么样。 　　“还好吧。”我说，“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今早醒来开始的几个小时是我可以清楚记得的唯一一段时间。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仿佛是初遇，虽然我知道那不是事实；接到了我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本日记本的事情。接着午饭后他来接我，驱车带我来到他的这个诊所。 　　“我写了日志。”我说，“在你打过电话以后。上周六。” 　　他似乎很高兴：“你觉得有点用吗？” 　　“我觉得是的。”我说。我告诉他我记起的回忆：派对里的女人、知道父亲病情的那一幕。我一边说话他一边做笔记。 　　“现在你还记得这些东西吗？”他说，“今天早上醒来记得这些东西吗？” 　　我犹豫着。实情是我不记得，或只记得其中一些。今天早上我读了星期六的记录——读到了我和丈夫一起吃的早餐，还有国会山之行。它感觉和小说一样不真实，跟我毫无关系，而且我发现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节，试图把它在我的脑子里粘牢，修补好它，整个过程花了我不止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读着本告诉我的事情：我们是怎么相识怎么结婚怎么生活的，可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其他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比如说那个女人——我的朋友。我不记得细节——不管是烟火派对，还是在屋顶跟她在一起、遇见一个叫基斯的人——但对她的记忆仍然存在，今早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周六的记录时，更多的细节浮现了。她活力四射的红头发、她偏爱的黑色衣服、打上装饰钉的皮带、猩红唇膏，还有她抽烟的模样——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但现在回忆起了我们相识的那天晚上，是在一个笼罩着香雾的房间里，屋里满是口哨声、弹球机的“嘣嘣”声和点唱机尖细的声音。我问她要火，她给了我一根火柴，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并建议我加入她和她的朋友。我们喝了伏特加和啤酒，后来当我把这些东西几乎全吐出来时，她抓着我的头发不让它掉进马桶里。“我想我们现在绝对是朋友了！”当我勉强站稳的时候，她大笑着说，“我才不会为随便一个人这么做呢，知道吧？” 　　我谢了她，仿佛为了解释刚才做的事情，我没头没脑地告诉她我的父亲死了。“他妈的……”她说，她不再醉醺醺地发傻，而是迅速变得充满了同情心——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体现出这种转变，以后她又做过许多次——她带我回到她的房间，我们吃着面包喝着黑咖啡，一直听着唱片，谈着我们的生活，直到天蒙蒙亮。 　　她的画在墙上和床尾堆得到处都是，素描册乱七八糟地散在房间里。“你是个艺术家？”我说，她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大学里。”她说。我记得她告诉我她正在学艺术。“当然最后我只能当个老师，不过人是要做梦的。对吧？”我笑了。“你呢？你学什么？”我告诉了她我学英文。“啊！”她说，“那你是想写小说呢还是教书呢？”她笑了，并非不友善，但我没有提到来这儿之前我还在房间里写的故事。“不知道。”我反而说，“我猜我跟你一样。”她又笑了，说：“好吧，敬我们！”我们用咖啡干杯，我感觉——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事情终于好起来了。 　　我想起了这一切，费尽心力地搜寻那个记忆的空洞，试图找到任何可能引发回忆的微小细节，这让我筋疲力尽。可是跟我的丈夫在一起的回忆呢？它们已经不见了。那些叙述连一点儿残留的记忆的火花都没有打燃，仿佛不仅国会山之行没有发生过，而且他告诉我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我记得一些事情。”我对纳什医生说，“年轻时候的事情，昨天想起来的，它们还在，而且我可以记起更多的细节了。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我们昨天做过的事情。星期六发生的也不记得。我可以试着营造一个我在日记里描述过的场景，但我知道那不是记忆，我知道只是我想象出来的。” 　　他点了点头：“你还记得前天的什么事吗？记得任何一个你写下来的小细节吗？那天晚上，比如说？” 　　我想起了我记下的睡前的一幕。我意识到自己感到内疚，内疚的是尽管他善良体贴，我却没有办法回应我的丈夫。“不。”我说谎道，“什么也没有。” 　　我不知道他要采取什么别的做法我才会想抱他在怀里，让他爱抚我？送花？巧克力？是不是每次他想做爱都需要来一个浪漫的开场，仿佛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了诱惑的大道对他是如何大门紧闭。他甚至没有办法放我们婚礼上一起跳的第一支舞曲，或者按我们第一次约会外出时吃的菜单重新摆上一遍，因为我不记得。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他的妻子；当他想发生关系时他不该不得不勾引我，仿佛我们刚刚第一次遇见。 　　但是不是曾经有一次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甚至想跟他做爱呢？有没有过我醒来时残留的记忆足够支撑欲望，因此心甘情愿的时候呢？ 　　“我甚至不记得本。”我说，“今天早上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他点了点头：“你想记得吗？” 　　我几乎笑了起来。“当然！”我说，“我想记起我的过去。我想知道我是谁、跟谁结了婚。这些都是同一件事——” 　　“当然。”他说。他停顿了一下，把手肘搁在书桌上用手捂着脸，似乎在仔细考虑该说些什么或者怎么说，“你告诉我的事情很让人鼓舞，这表明记忆没有完全丧失，问题不在于存储，而在于读取。”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是说我的记忆在那儿，只是我没有办法触及它们？” 　　他笑了。“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他说，“的确就是那样。” 　　我感到又沮丧又心急：“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记起来更多东西？” 　　他向后仰，看着面前的文件。“上周，”他说，“在我给你日志的那天，你记下我给你看了你小时候的家的照片吗？我把它给你了，我想。” 　　“是的。”我说，“我记了。” 　　“看到那张照片之后，比起刚开始我没有给你看照片前问你以前住的地方，你似乎又记起了许多东西。”他停顿了一下。“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想看看如果给你一些你不记得的时期的照片会发生什么事。我想看看你能想起什么。” 　　我有点犹豫，不确定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这无疑是一条我必须走的路，别无选择。 　　“好吧。”我说。 　　“好！今天我们只看一张照片。”他从卷宗的背面取出一张照片，绕过书桌坐到我的身边，“在看照片之前，关于你的婚礼你还记得什么吗？” 　　我已经知道那儿什么也没有。就我而言，我和今早醒来睡在身边的那个男人的婚姻根本没有发生过。 　　“不。”我说，“没有。” 　　“你确定吗？” 　　我点点头。“是的。” 　　他把照片放在我前面的书桌上。“你是在这里结的婚。”他说着用手指敲敲它。相片上是一座教堂，小巧玲珑，有个矮矮的屋顶和一个小尖顶。全然陌生。 　　“想起了什么？” 　　我闭上眼睛努力清空脑海。看到了水。我的朋友。一个瓷砖铺的地面，黑白相间。没有别的了。 　　“不。我不记得曾经见过它。”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你确定吗？” 　　我又闭上了眼睛。黑暗。我努力回想我的婚礼当天，想象本和我，一个穿着西装一个穿着结婚礼服站在教堂门前的草地上，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记忆。悲伤涌上了我的心头。跟所有新娘一样，我一定花了好几个星期策划我的婚礼，挑我的礼服、焦急地等待着改好尺寸，找好发型师，考虑怎么化妆。我想象自己苦苦地思考着菜单，挑选圣歌和鲜花，一直希望那天能够达到我高得不得了的期望。可是现在我却无法知道它是否满足了我的期望。它被夺走了，每一丝痕迹都被擦干净了。除了我嫁的男人，一切都没有留下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 　　他拿走了照片。“根据你早期进行的治疗的记录，你是在曼彻斯特结的婚。”他说，“那个教堂叫圣马可。这是一张最近的照片——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一张——但我想它现在的样子跟当时差不多。” 　　“我们没有婚礼的照片。”我说。这句话既是一个疑问，又是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丢了。显然丢在你家的火灾里了。” 　　我点点头。听他这么说似乎让这番话变得可信了，让它更加真实，仿佛他医生的身份令他的话比我丈夫的更具权威。 　　“我什么时候结婚的？”我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我的意外之前——”我说。 　　纳什博士看上去有些不自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跟他谈过让我失忆的那场意外。 　　“你知道你的失忆症是怎么引起的吗？”他说。 　　“是的。”我说，“那天我跟本谈过。他告诉了我一切，我记在日志里了。” 　　他点了点头：“你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我说。事实是我不记得那场意外，因此它似乎并不真实。我所拥有的不过是它留下的结果、它把我变成的模样。“我觉得我应该恨那个对我做了这些的人。”我说，“尤其是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被抓到，没有因为让我变成这样而受到惩罚，没有为毁了我的生活付出代价。可奇怪的是我不恨，真的。我恨不起来。我无法想象他们的样子，就像他们甚至不存在一样。” 　　他流露出失望的表情。“你是这么想的吗？”他说，“你的生活被毁了？” 　　“是的。”过了一会儿我说，“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他沉默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他怎么做或说些什么。我猜我有点想让他告诉我我错得多么厉害，让他试图说服我我的生活是有价值的。但他没有，他只是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注意到他的一双眼睛是多么惊人。蓝色，带着灰色的斑点。 　　“我很抱歉，克丽丝。”他说，“我很抱歉。但我在尽我所能，而且我想我可以帮到你，真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是的。”我说，“我相信。” 　　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在我们中间的书桌上。感觉沉甸甸的，温暖。他捏了捏我的手指，有那么一秒钟我感到尴尬，为他，也为我自己，但后来我看着他的脸，看见了悲伤的表情，随即意识到他的动作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安慰一个年长的女人，仅此而已。 　　“对不起。”我说，“我要去洗手间。” 　　我回来时他已经冲上了咖啡，我们坐在桌子的两边小口喝着饮料。他似乎不愿意对上我的目光，转而翻起桌上的文件，狼狈地把它们叠在一起。起初我以为他对捏了我的手不好意思，但接着他抬起头说：“克丽丝。我想求你一些事。两件事，实际上是。”我点点头。“首先，我已经决定写下你的病例。它在这个领域非常不寻常，而且我认为把病例细节让医学界更多的人知道是真正有益的。你介意吗？” 　　我看着办公室书架上随意摆成堆的期刊。他是打算这样推进他的职业生涯吗，或者让其更加稳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的原因？有一会儿我想过告诉他我希望他不用我的故事，但最后我只是摇摇头说：“不介意。没问题。” 　　他露出了微笑。“好的，谢谢你。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更像是个主意，有些事我想试试。你介意吗？” 　　“你打算做什么？”我说，感到有些紧张，但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终于要告诉我他的想法了。 　　“嗯，”他说，“根据你的档案，你和本结婚后你们继续一起住在伦敦东部你跟人合租的房子里。”他停下了。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一个人的说话声，那个人一定是我的母亲。生活在罪恶中——她发出一句啧啧声，摇摇头，这个动作已经说明了她没有说出口的一切。“然后过了大概一年，你们搬了家。你们在那儿几乎待到了你入院。”他顿了一下，“这所房子跟你现在住的地方很近。”我开始明白他暗示的提议了。“我想我们可以现在动身，在回家的路上去看看。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我不知道。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它可能以一种难以确定的、我们两人现在都无法理解的方式会帮到我，但我仍然有点不情愿。仿佛我的过去突然变得危险了，走访这样一个地方可能是做傻事。 　　“我不知道。”我说。 　　“你在那儿住了好些年。“他说。 　　“我知道，不过——” 　　“我们可以只去看看，不一定要进去。” 　　“进去？”我说，“怎么——？” 　　“是这样的。”他说，“我写了信给现在住在那儿的一对夫妻。我们通过电话，他们说如果能帮上忙的话，很乐意让你四处看看。” 　　我吃了一惊：“真的吗？” 　　他略微地移开了目光——动作很快，但已经足以表明那很尴尬。我想知道他是否隐瞒了些什么。“是的。”他接着说，“我并不是为所有的病人都这么费事的。”我什么也没有说。他露出了微笑：“我真的认为这可能有帮助，克丽丝。” 　　我还能怎么办？ 　　去那所房子的路上我本来打算记日志，可是路途并不长，当我们停在一栋屋子外面时我几乎还没有读完最后一条记录。我合上日志抬起了头。屋子跟今天早上我们驶离的那一所差不多——我不得不提醒自己现在正住在那儿——有着红砖和漆过的木器，还有同样的凸肚窗和修剪整齐的花园。如果非要说不同之处的话，这所房子看上去更大些，屋顶处的一扇窗户意味着它有一个阁楼——我现在的家里则没有。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会离开这栋屋子搬到仅仅几英里开外的、几乎一模一样的一所房子里。过了一会儿我反应了过来：记忆。对于美好时光的记忆，关于那些在我发生事故之前的时光、我们幸福地过着平常日子的时刻。本能够保留这些记忆，即使我不能。 　　突然间我确信这所房子会向我揭露一些真相，关于我的过去。 　　“我想进去。”我说。 　　我停笔了。我想把余下部分记下来，但它非常重要——太重要了，所以不能草草对待——而本很快就会到家。他已经比平常晚些了，天现在黑了下来，街上回荡着人们下班到家后重重地关门的声音。屋外一辆辆汽车在慢慢地行进着——很快中间会有一辆是本的车，他会回家来。我最好现在停笔，收起日志好好地藏在衣柜里。 　　待会我会继续写。 　　当听到本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时，我正在盖鞋盒的盖子。他进屋时喊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很快就下来，虽然我完全无须掩饰自己是在衣橱里藏东西。我轻轻地关上衣柜门，下楼去见我的丈夫。 　　整个傍晚过得很零散。日志在心里召唤我。晚餐时我在想是否能够在收拾东西之前写日志，收拾餐碟时我在想做完家务后是否该装做头痛好去记录。可是当我收拾完厨房里的活儿时，本却说有点事情要做，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叹了口气，心里轻松起来，并告诉他我会去睡觉。 　　现在我就在这里。我可以听到本——他一下下地敲着键盘——我承认那声音很让人心安。我已经读过本回家之前我所写的日志，现在可以再次记起今天下午的情形：站在一所我曾经住过的房子外面。我可以开始记我的故事了。 　　事情发生在厨房里。 　　一个女人——阿曼达——在门铃嗡嗡响了一阵后开了门，跟纳什医生握了个手表示欢迎，用来欢迎我的却是一个夹杂了怜悯和好奇的眼神。“你一定是克丽丝，”她说着歪歪头，伸出一只指甲修剪得漂漂亮亮的手，“快进来！” 　　我们进屋后她关上了门。她穿着一件米色的衬衫，戴着金首饰。她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你们想待多久待多久，只要你需要，好吗？” 　　我点点头，望了望四周。我们站在一个明亮的、铺着地毯的走廊上。阳光从玻璃窗流进来，照亮了长桌上一瓶红色的郁金香。很久没有人说话，让人有些不自在。“这房子很不错。”阿曼达终于说，一时间我感觉纳什医生和我仿佛是来看房子的租客，而她是个急于谈成一桩生意的房地产代理。“我们10年前买的。我们非常喜欢它。房子很亮。你们想进客厅吗？” 　　我们跟着她进了客厅。厅里空间很大，品位不错。我没有什么感觉，甚至连隐隐的熟悉感也没有；面前的可能是随便一个城市随便一座屋子里的随便一个房间。 　　“谢谢您让我们随便看。”纳什医生说。 　　“噢，那没什么！”她说着发出了一个奇怪的鼻音。我想象着她骑马或者插花的样子。 　　“你到这儿来以后做了很多装修吗？”他说。 　　“噢，是有一些。”她说，“你看得出来吧？” 　　我看了看四周打磨过的地板和白色的墙壁、米色沙发、挂在墙上的现代艺术绘画。我想起了今天上午我离开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跟面前这所完全大相径庭。 　　“你还记得你刚搬进来时的样子吗？”纳什医生说。 　　她叹了一口气：“恐怕记不太清楚了。当时铺着地毯，我想应该是饼干的那种颜色。还有壁纸。似乎有条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努力按她说的模样想象着房间：什么也没有。“我们还填掉了一个壁炉。现在我倒希望当时没那么做，那个东西很独特。” 　　“克丽丝？”纳什医生说，“想起什么了吗？”我摇摇头：“我们可以到房子的其他地方看看吗？” 　　我们上了楼，楼上有两间卧室。“吉尔斯经常在家工作。”当我们走进位于房子前面的一间卧室时，她说。屋子被一张办公桌、一些文件柜和书籍占去了主要空间。“我想前一个业主肯定是把这间当做他们的卧室。”她看着我，但我没有说话。“这间比另外一间要大一点儿，可是吉尔斯在这儿睡不着，街上太吵了。”屋子里一阵沉默。“他是个建筑师。”我还是没有说什么。“事情很巧合，”她接着说，“因为卖给我们房子的人也是个建筑师。我们来看房子的时候遇上了他。他们处得很愉快。我想就因为这点关联我们让他降了几千块钱。”又是一阵沉默。我好奇她是不是等着让人恭喜她。“吉尔斯正在准备自己开业。” 　　一个建筑师，我想。不是一个老师，跟本一样。他转手卖给的不可能是这一家子。我试着想象房间的另外一种模样：用床代替玻璃面书桌，地毯和壁纸代替条纹板和白色的墙壁。 　　纳什医生转身朝着我：“想起什么了吗？” 　　我摇摇头：“没有。一样也没有，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们看了另外一间卧室、浴室。我什么也没有想起来，于是我们下楼到了厨房。“你确定你不想喝杯茶吗？”阿曼达说，“一点儿也不麻烦，已经冲好了。” 　　“不，谢谢你。”我说。房间很刺眼，棱角分明。厨房组件是白色金属铬，工作面看上去像是水泥浇成的。一碗酸橙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彩色。“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告辞了。”我说。 　　“当然。”阿曼达说。她的活泼劲头似乎已经消失，换成了一副失望的神情。我感到内疚；她显然希望到她家一访会奇迹般地治好我。“我可以喝杯水吗？”我说。 　　她立刻开心起来。“当然！”她说，“让我给你拿一杯！”她递给我一杯水，正在那时，从她手里接过水的时候，我看见了它。 　　阿曼达和纳什医生都消失了。我独自一个人。在工作台上我看见一条还没有煮的鱼，湿漉漉地闪着光，放在一个椭圆盘子里。我听到有人说话。一个男人在说话。这是本的声音，但比现在多多少少年轻些。“白葡萄酒？”那个声音说，“还是红葡萄酒？”我转过身看见他走进一间厨房，是同一间厨房——我正跟纳什医生和阿曼达站在这个厨房里——但它的墙壁上刷的不是同样颜色的漆。本的两只手各拿着一瓶酒，这是同一个本，但更瘦些，灰头发少些，而且蓄着胡子。他全身赤裸，阴茎半立着，在他走动时滑稽地上下跳跃。他的皮肤光滑，紧紧地裹在手臂和胸部的肌肉上，我感觉到了高涨的欲望的浪潮。我看见自己吸了一口气，但我在笑。 　　“白的，我想？”他说着跟我一起笑起来，在桌上放下两只酒瓶，走到我站的地方。他用手臂绕着我，我闭上眼睛张开了嘴，仿佛不由自主地，我吻了他，他也回吻了我，我感觉到他的阴茎抵着我的下身，我的手向它伸了过去。尽管我正吻着他，我却还在想我必须记住这个，这种感觉。我必须把它写进我的书里。这就是我想写的。 　　我倒进他的怀中贴着他的身体，他的手开始扯我的衣服，摸索着找拉链。“住手！”我说，“别这样——”可是尽管我嘴里说着不，要他住手，我却感觉好像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一个人。“到楼上去，”我说，“快。”然后我们离开了厨房，一边走一边撕扯着衣服，向楼上有灰色地毯和蓝色图案壁纸的卧室走去，一路上我在想，是的，这是下一部小说我该写的东西，这是我想捕捉的感觉。 　　我绊了一跤。传来了玻璃打碎的声音，我面前的图像消失了，仿佛胶片的卷轴走到了尽头，屏幕上的图像变成了闪烁的光和飞舞的尘粒。我睁开眼睛。 　　我还在那儿，在那个厨房里，但现在纳什医生站在我的面前，阿曼达离他只有几步，他们都看着我，一脸担心和不安的表情。我意识到我打碎了玻璃杯。 　　“克丽丝。”纳什医生说，“克丽丝，你没事吧？”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这是第一次——根据我的记忆——我记起我的丈夫。 　　我闭上眼睛试图再次回想那幅画面。我试着看见鱼、葡萄酒，看见我的丈夫蓄着胡须，全身赤裸，他的阴茎上下摆动，但什么也没有。记忆已经蒸发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存在过或者被现实烧成了一道轻烟。 　　“是的。”我说，“我没事。我——” 　　“出了什么事？”阿曼达说，“你没事吧？” 　　“我想起了什么。”我说。我看见阿曼达的手飞快地捂在了嘴上，她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开心。 　　“真的吗？”她说，“太好了！什么？你想起了什么？” 　　“别着急。”纳什医生说着走过来扶住我的手臂，碎玻璃在他脚下踩得嘎吱嘎吱的。 　　“我的丈夫。”我说，“在这儿。我想起了我的丈夫——” 　　阿曼达的脸拉了下来。就这些？她似乎在说。 　　“纳什医生？”我说，“我想起了本！”我开始发抖。 　　“好的。”纳什医生说，“好！非常好！” 　　他们一起领着我去了客厅。我坐在沙发上，阿曼达递给我一杯热茶、一块放在碟子上的饼干。她不明白，我想。她不可能明白。我记起了本，记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记起了我们两人在一起。我知道我们很相爱，我再也不用靠他的话来相信这一点了。这很重要，她不会明白这有多么重要。 　　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很兴奋，因为又紧张又有活力而容光焕发。我看着窗外的世界——那个陌生、神秘、不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没有看到威胁，却看见了机遇。纳什医生告诉我他认为我们真的有突破了。他似乎很兴奋。这很好，他不停地说。这很好。我不知道他是说这对我很好还是对他很好，对他的事业来说当然很好。他说他想安排一次扫描，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也给了我一部手机，告诉我这手机他的女朋友曾经用过。它看上去与本给我的那个不一样。这一款要小一些，翻盖打开后露出键盘和屏幕。反正闲置着也没有人用，他说。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任何重要的时候都行。把它带在身上，我会打电话到这个手机上给你，提醒你日志的事情。那是几个小时以前。现在我意识到他送手机给我是为了不让本知道他给我打电话。要是有天我给你打电话，是本接的，场面可能会很尴尬。这会让事情容易一些。我没有多问，接过了手机。 　　我记起了本，记起了我爱他。他很快会回到家。也许待会儿，当我们去睡觉的时候，我会补偿昨晚的生分。我感觉活力十足，充满可能性。 　　11月13日，星期二 　　这是下午。不久本会结束又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我面前放着日志坐着。有个人——纳什医生——在午餐时间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他打电话时我坐在客厅里，刚开始不相信他知道我是谁。看看衣柜里的鞋盒，他终于说。你会发现一个本子。我不相信他，但我翻鞋盒的时候他一直没有挂机，而且他是对的。我的日志本在那儿，用棉纸包裹着。我把它取出来，仿佛捧着一件易碎的东西。刚刚跟纳什医生说了再见，我就跪在衣柜边读了起来。每一个字。 　　我很紧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意识中这本日志是违禁的、危险的，尽管也许只是因为我藏它的时候显然非常小心的缘故。我不时地一遍遍从日志上抬起头来看时间，只要屋外传来汽车声便飞快地合上日志放回绵纸里。但现在我很平静，我坐在卧室的凸肚窗台上写日志。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有种熟悉的感觉，仿佛我经常坐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往下看见街道，街道的一端通向一排高大的树，能隐约看见树后的公园，另一端通向一排房屋和一条更加繁忙的街。我意识到尽管我决定将日志的事情对本保密，但如果他发现的话也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他是我的丈夫。我可以信任他。 　　我又读了一遍日志里描述昨天回家路上的一段，当时感觉到的那种兴奋已经消失了。现在我觉得满足、平静。汽车川流而过。偶尔有人走过，一会儿是一个吹着口哨的男人，或者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去公园，过了一会儿又离开。远处有架飞机正在降落到地面，看上去几乎一动不动。 　　对面的房子空荡荡的，除了那个吹口哨的人和一只不高兴的狗在叫，街道上安安静静。随着门一扇扇关上、人们一声声道别、引擎发动交织而成的交响乐，清晨的骚动渐渐消失。我觉得一个人孤零零的。 　　开始下雨了。大大的雨滴溅在我面前的窗口上，悬了一会儿，后来的雨滴跟它们裹成一团，开始慢慢地沿着窗格向下滑。我把一只手放在冰冷的玻璃上。 　　我与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已经隔绝得够久的了。 　　我读了拜访我和丈夫曾住过的房子的一段。这些东西真的是昨天才写的吗？它们看上去不像是出自我的手。我还读了我记起的那一天。亲吻我的丈夫——在很久以前我们一起买下的房子里——闭上眼睛时我可以再看到它。刚开始画面晦暗而散乱，但随后图像开始发光并消散，突然变成几乎让人难以承受的清晰。我丈夫和我扯着衣服。本搂着我，他的吻变得越来越急，越来越深。我记起我们既没有吃鱼也没有喝酒；相反，做爱之后我们一直赖在床上，我们的腿缠在一起，我的头放在他的胸口上，他摸着我的头发，精液在我的肚子上慢慢变干。我们没有说话。幸福像云朵一样包围了我们。 　　“我爱你。”他说。他的声音很轻，仿佛这些话他从来没有说过。尽管他一定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这些话听起来仍然新鲜。违禁而且危险。 　　我抬起头看着他，看着他下巴上的短须，嘴唇和鼻梁的轮廓。“我也爱你。”我对着他的胸口小声说，好像这些话无法大声说出来。他把我的身体搂近他，接着轻轻地吻了我，吻了我的额头，我的眉毛。我闭上眼睛，他继续吻我的眼睑，几乎是用他的嘴唇在上面轻轻一刷。我感到安全，有家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在这儿，挨着他的身体，是我唯一有归属感的地方、我唯一想要停留的地方。我们沉默着躺了一会儿，互相搂抱着，身体黏着身体，呼吸交织在一起。我感觉沉默也许能让此刻永远延续下去，虽然那样仍然是不够的。 　　本打破了魔咒。“我必须走了。”他说，我睁开眼睛握住了他的手，感觉温暖、柔软。我把它放到嘴边吻了一下，上面有玻璃和泥土的味道。 　　“现在就走？”我说。 　　他又吻了我：“是的。现在比你想的时间要晚。我会错过火车的。” 　　我感觉我的身体震了一下。分离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让人难以忍受。“再多待一会儿？”我说，“坐下一班火车？” 　　他笑了：“我不能，克丽丝。”他说，“你知道的。” 　　我又吻了他。“我知道。”我说，“我知道。” 　　他离开以后我洗了个澡。我洗得很慢，徐徐地涂上香皂，感觉水从皮肤上流过，好像那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在卧室里我喷上香水穿上睡衣和睡袍，下楼走进餐室。 　　屋子里很暗。我打开灯，面前的桌子上是一台打字机，装好了空白纸，它的旁边是薄薄的一叠纸，面朝下。我坐到机器的前面开始打字。第二章。 　　这时我停了下来。我想不出接下来要写些什么、怎么开头。我叹了口气，把手指放在键盘上。手底下的键盘感觉自然、清凉且光滑，跟我的手指尖很相配。我闭上眼睛又开始打字。 　　我的手指自动地在键盘上跳跃，几乎不假思索。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已经打完了一个单句。 　　丽兹不知道她做下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抹掉已经做过的事。 　　我看着这句话。实实在在、白纸黑字地在那儿。 　　垃圾，我想。我感到很恼火。我知道我可以写得更好。以前我这么做过，两年前的夏天，词句从我的手指下涌出来，故事像碎纸屑一样泼到纸上。可是现在呢？现在有问题了。语言已变得坚硬、僵硬。 　　我拿起一支笔在句子上画了一条线。删掉它后我感觉好了一点儿，但现在我又再次一无所有了；没法开头。 　　我站起身从本在桌子上留下的一包香烟里取了一根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含着它，吐出去。一时间我希望它是大麻，想知道下次能从哪里弄点来。我给自己倒上一杯喝的——威士忌杯里倒上纯伏特加——喝了一大口。它一定不能失效。作家的鸦片，我想。我他妈的怎么变成了这么个老套的家伙？ 　　上一次。上一次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走到餐室墙壁前一排排的书架旁，嘴上叼着香烟，从最上面的一格取下一本书。一定有什么线索，在这本书里。对吧？ 　　我放下伏特加，翻起了书。我把手指尖搁在封面上，仿佛那本书又脆弱又易碎，然后轻轻地摸着书名：致早起的鸟儿们，上面作者署名：克丽丝·卢卡斯。我打开封面翻阅着书。 　　图像消失了。我睁开了眼睛。所在的房间看上去单调而灰暗，但我的呼吸起伏不平。我隐约记得惊讶地发现自己一度是个烟鬼，但烟瘾已经被别的东西所取代。是真的吗？我写过一本小说？它出版了吗？我站起身；日志从我的腿上滑了下去。如果是真的话，那我曾经有过有意义的生活，有目标有野心，有成就。我跑下了楼梯。 　　是真的吗？今天早上本一个字也没有对我说，压根儿没有提过作家的事。今天早上我在日志里读了我们的国会山之行，在那儿他告诉我，出车祸时我在干一份秘书的活儿。 　　我仔细看过了客厅里的书架：字典、地图册、一本DIY指南。一些精装本小说，从它们的状况来看，我猜没有读过。但没有我写的任何东西，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显示我出版过一部小说。我到处找来找去，几近疯狂。它一定在这儿，我想。必须在这儿。但接着我冒出了另一个想法。也许我幻觉里的图像不是回忆，而是一种想象。也许，在无法回忆和依存一个真正的过去时，我的意识自己造了一个过去。也许我的潜意识决定要让我当一个作家，因为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 　　我跑回楼上。书房的书架上放满了文件盒和电脑手册，而今天早上探查这所房子时我在两间卧室里都没有发现书本。我站了一会儿，接着看到了放在面前的电脑。它沉默着，黑屏。我知道该怎么做，尽管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的。我打开电脑，它在书桌下被激活了，过了一会儿屏幕亮了起来。从屏幕旁的音箱传出一阵音乐，接着出现了一个图像。一张本和我的照片，两人都在笑。一个对话框正好穿过我们的脸。用户名，上面说。下面还有一个对话框。密码。 　　刚刚看到的幻觉里我在盲打，我的手指仿佛本能地在键盘上跳跃。我把闪烁的光标定在标着“用户名”的对话框里，双手放在键盘上。是真的吗？我学过打字？我把手指放在凸起的字母上。它们毫不费力地移动着，我的小手指在寻找它们所属的按键，其他手指各自就位。我闭上眼睛不假思索地开始打字，只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塑料键盘的咔哒声。打完以后我看着自己的成果，看着对话框里的东西。我原本以为会见到些瞎话，但看到的东西吓了我一跳。 　　那只灵巧的棕色狐狸从懒惰的狗身上一跃而过。 　　我盯着屏幕。是真的，我可以盲打。也许我在幻觉中看到的不是想象，而是回忆。 　　也许我真的写过一本小说。 　　我跑进了卧室。这说不通。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无比确信自己快要疯了。那部小说似乎存在，同时又似乎不存在；似乎是真的，又像是完全出于想象。我一点儿也想不起它，想不起情节和人物，甚至想不起为什么会取那么一个书名，但它仍然感觉真实，好像它在我的体内如同心脏一样跳动着。 　　可是为什么本没有告诉我？没有留下一本摆在房间里？我想象它藏在房子里，用绵纸包着藏在顶楼或地窖的一个盒子里。为什么？ 　　我有了一个解释。本早就告诉我我做过秘书。也许这正是为什么我可以打字的原因：只可能是这个理由。 　　我从包里取出手机，也不管是哪一个，甚至都不太关心是打给了谁。我的丈夫还是我的医生？两人对我来说似乎都同样陌生。我啪地打开手机翻阅菜单，在发现一个认识的名字后按下了呼叫键。 　　“纳什医生？”有人接起电话，我说，“我是克丽丝。”他开始说话，但我打断了他。“听着，我曾经写过什么东西吗？” 　　“你说什么？”他说。他听起来很困惑，一时间我有种感觉：我犯了很可怕的错。我不知道他甚至是不是清楚我是谁，但接着他说：“克丽丝？” 　　我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我刚刚想起了什么。我在写东西，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我想是我刚刚认识本的时候。一本小说。我写过一本小说吗？” 　　他似乎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一本小说？” 　　“是的。”我说，“我似乎记得想当一个作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写过什么东西。本告诉我我是个秘书，但我只是在想——” 　　“他没有告诉你吗？”接着他说，“你失去记忆的时候正在写你的第二本书。你的第一本书已经出版了，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我很难说是一本畅销书，但它肯定是成功的。” 　　那些话互相碰撞着。一本小说。一次成功的出版。是真的，我的记忆是真实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怎么想。 　　我挂了电话，来到楼上写日志。 　　床边的钟显示是晚上10点半。我猜本马上会来睡觉，但我仍然坐在床边，写日志。晚饭后我跟他谈了谈。下午我很烦躁，不停地从一间屋走到另一间，仿佛第一次见到一般打量所有的东西，同时猜想他为什么不放过这个小小的成功，为什么会如此彻底地消除所有的证据？这件事说不过去。他是感到丢脸吗？或者尴尬？我是不是写了他、写了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还是因为别的更糟糕的原因？一些我现在还看不出来的阴暗的东西？ 　　他到家之前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直接质问他，可是现在呢？现在似乎不可能。那样做感觉像是我在指责他撒谎。 　　我尽量换上一副随意的口气。“本，”我说，“过去我是靠什么谋生的呢？”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我有工作吗？” 　　“是的。”他说，“你做了一阵子秘书。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 　　我试着让声音保持平静：“真的吗？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曾经想写东西，你知道吗？” 　　他把报纸合在一起，注意力全部放到了我身上。 　　“一种感觉？” 　　“是的。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很爱书，而且似乎模糊地记得想当一个作家。”他从餐桌上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他的眼神似乎有些悲伤、失望。太糟糕了，它们似乎在说。很不走运。我觉得你再也做不到了。“你确定吗？”我坚持说下去，“我似乎记得——” 　　他打断了我：“克丽丝。”他说，“拜托，你只是在想象……” 　　从那以后我整晚没有说话，只听着自己脑子里回荡的声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要假装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为什么？我听着他睡在沙发上轻轻的鼾声。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他我知道自己写过一本小说？我真的如此不相信他吗？我已经记起我们曾经躺在对方的怀里，在天色渐暗时小声倾诉着对彼此的爱，可我们怎么会从那种甜蜜走到了这一步呢？ 　　但接着我开始想象如果真从柜子或者某个放得高高的架子深处翻出了一本自己的小说会怎么样。那对我有什么意义？除了它会对我说：看看你跌得有多惨。看看一辆汽车在结冰的路上把一切夺走之前你原本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你变得连一个废人都不如。 　　那不会是一个快乐的时刻。我看见自己变得歇斯底里——程度远远超过了今天下午，因为今天的醒悟至少是一步一步的，至少我还带着对记忆的渴望——尖叫着，哭泣着。结果可能是一场灾难。 　　难怪本可能想要瞒着我。现在我想象着他把那些书搬走，扔进金属烧烤架里，然后决定该怎么跟我说：如何才能好好地重塑我的过去，让它不那么难以忍受；在我的余生里应该相信什么样的故事。 　　可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知道了真相。被隐瞒的、但被重新记起来的、关于我自己的真相。而且现在它已经清楚地记在了日志里，不再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而是被永远地留下来了。 　　我发现自己现在正在写的这本书、这本日志——我自豪地认识到它已经是我的第二本——可能是危险的，也是不可逃避的。它不是一本小说。它可能泄露了一些最好不要被发现的事、不能见光的秘密。 　　可是我的笔还在纸上写着。 　　11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问本他是否蓄过须。我仍然感到困惑，不知道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我醒得很早。不像前几天，醒来时我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感觉自己是成年人。性感的成年女子。脑子里盘旋的问题不是我为什么会跟一个男人同床？而是他是谁？还有我们做了什么？在浴室里我惊恐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但它周围的图片似乎印证了事实。我看见那个男人的名字——本——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似乎有点熟悉。我的年龄，我的婚姻——似乎是有人提醒了我这些事实的存在，而不是我第一次知道。它们被埋在某处，但埋得不深。 　　本刚去上班，纳什医生就打来了电话。他提醒我日志的事情，然后——等纳什医生说完他会开车来接我做扫描之类的话后——我读了日志。里面有些事情我也许能够记起，还有几大段我也许记得写过，似乎带着一些残留的记忆熬过了一夜。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确保日志的内容是真实的。我打了个电话给本。 　　“本。”他刚刚接起电话说他不忙，我便说，“你蓄过胡子吗？” 　　“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他说。我听到勺子敲在杯子上叮当作响，想象着他正把糖舀到咖啡里、面前摊着报纸。我感到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多少。 　　“我——”我开始说，“我有一段回忆。我想。” 　　一阵沉默。“回忆？” 　　“是的。”我说，“我想是的。”脑海里闪现出那天在日志里记下的一幕——他的胡须、他赤裸的身体、勃起的下体——还有昨天记起的。我们俩在床上接吻。图像短暂地发着光，又沉入思绪深处。突然间我感到害怕：“我只是似乎记得你有胡须的模样。” 　　他笑了，我听到他放下饮料。我觉得脚下原本坚实的地面开始动摇。也许我写的一切是个谎言，毕竟我是个小说家，我想。或者说我曾经是。 　　突然我想到了我的整套逻辑是多么无力。我以前是写虚构故事的，因此我自称是个小说家的说法可能不过是个虚构，那样的话我没有写过小说。我的思路混乱起来。 　　可是那个说法感觉很真实，我告诉自己。再说我会打字，至少日志上说我会打…… 　　“你蓄过吗？”我拼命想要抓住救命稻草，“这件事只是……很重要……” 　　“让我想想。”他说。我想象着他闭上眼睛，似乎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咬着下唇。“我想我可能留过一次。”他说，“留了很短时间，是很多年前。我忘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是的。没错，是的。我想我留过，一个星期左右。在很久以前。” 　　“谢谢你。”我说着松了一口气。脚底的地面感觉牢固一些了。 　　“你没事吧？”他问，我回答说我没事。 　　中午时分纳什医生来接我。在这之前他让我先吃点午饭，但我不饿。我猜我是有点儿紧张。“我们要去见我的一个同事。”他在车里说，“帕克斯顿医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功能成像领域的专家，专治有你这种问题的病人。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 　　“好吧。”我说。现在我们坐在他的车里，在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车流里一动不动。“我昨天打电话给你了？”我问。他说我打过。 　　“你看过你的日志了？“他问。 　　我承认我看过了：“大部分，我跳过了一些。它已经很长了。” 　　他似乎很感兴趣：“你跳过了哪些部分？” 　　我想了一会儿。“有几个地方似乎有点熟悉。我觉得它们好像只是提醒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已经记得的……” 　　“那太好了。”他说着向我坐的地方看了一眼，“非常好。” 　　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我昨天打电话干什么？” 　　“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写过小说。”他说。 　　“我有吗？”我说，“写过吗？” 　　他转身看着我，脸上在微笑。“是的。”他说，“是的，你写过。” 　　车流再次开始行进，我们启动了。我放下了心。我知道日志里说的是真的，便放松地投入了旅途。 　　帕克斯顿医生比我预想的要老一些。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没有修剪的白发从耳朵和鼻子里支出来，看上去好像已经过了该退休的年龄。 　　“欢迎您到文森特馆影像中心。”纳什医生刚刚给我们做了介绍，他便说。他一直望着我的眼睛，眨眨眼然后握了握我的手。“别担心。”他加了一句，“没有听起来那么大排场。这儿，进来，让我带你到处看看。” 　　我们进了屋。“我们跟医院和学校都有联系，朝这边走，”我们穿过大门时他说，“既是好事，也是麻烦。”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等他说个明白他却没有说话。我笑了。 　　“真的？”我说。他在试着帮助我，我想表现得礼貌一点儿。 　　“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干所有的活。”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没人愿意给我们付账单。” 　　我们走进一间候诊室，里面点缀着一些空椅子，几本杂志和本为我留在家里的一样——《广播时代》，《乡村生活》和《玛丽·嘉尔》——还有用过的塑料杯，看上去这里好像刚刚办过一个派对，所有人都急匆匆地离开了。帕克斯顿医生停在了另一道门口：“你想看看控制室吗？” 　　“是的。”我说，“让我看看吧。” 　　“功能磁共振成像（MRI）是一门相当新的技术。”走进控制室后他说，“你听说过MRI吗？磁共振成像？” 　　我们站在一个小房间里，室内只有一排电脑显示器发出幽幽的光亮，有扇窗户占了一面墙，旁边是另外一间房，房间内的一个大圆筒状机器十分显眼，从机器里伸出的一张床像一只舌头。我感到害怕起来。我对这台机器一无所知。没有记忆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没有听过。”我说。 　　他露出了微笑：“我很抱歉。你当然不可能熟悉这些。MRI是个相当规范的程序，有点儿像给身体照X射线。我们用的是一些相同的技术，不过实际上是在查看大脑如何工作，就功能来讲。” 　　纳什医生这时说话了——他有一会儿没有开口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小，几乎有些胆怯。我不知道他是慑于帕克斯顿医生的权威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如果你有一个脑瘤，那我们需要扫描你的头部找出肿瘤所在、找到它影响了大脑的哪个部分。这是在查看大脑的结构。功能性MRI可以让我们看到你执行某些任务时使用的是大脑的哪个部分，我们想看看你的大脑如何处理记忆。” 　　“哪些地方亮起来，”帕克斯顿说，“液体就是在向哪里流。” 　　“这有帮助吗？”我说。 　　“我们希望这将帮助我们确定损害在哪里。”纳什医生说，“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是哪些地方没有正常工作。” 　　“这会让我恢复记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们希望如此。” 　　我脱下结婚戒指和耳环放在一个塑料托盘上。“你还需要把包放在这里。”帕克斯顿医生说，然后他问我是不是还在身上打过别的洞。“你会吃惊的，亲爱的。”当我摇摇头时他说，“现在她是一只有点吵的老野兽，你会用到这些。”他递给我一对黄色耳塞。“准备好了吗？”他说。 　　我有些犹豫。“我不知道。”我说。恐惧在身上游动。房间似乎小了暗了，隔着玻璃看过去扫描仪本身显得阴森森的。我有种感觉，我以前见过它，或者见过一架类似的机器。“我不是很确定。”我说。 　　纳什医生走到了我的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这是完全无痛的。”他说，“只是有点吵。” 　　“安全吗？”我说。 　　“非常安全。我会在这儿，就隔着一面玻璃。我们可以全程看着你。” 　　我的神情看上去一定还有点犹豫，因为这时帕克斯顿医生说：“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亲爱的。不会出什么事。”我看着他，他笑着说：“你只要这么想：你的记忆藏在了意识的某个地方，我们要用这台机器做的，就是找出它们在哪里。” 　　这里有点冷，尽管他们已经给我裹上了毛毯；这里还很黑，只有一盏红灯在房间某处闪烁，一面镜子从我头顶几英寸的架子上挂下来，摆成的角度可以反射屋里某处的电脑屏幕。除了耳塞我还戴着一副耳机，他们说会用它跟我说话，可是现在他们都一声不吭。我只听见遥远的嗡嗡声、自己又粗又重的呼吸声和单调的怦怦心跳声。 　　我的右手抓着一个塑料球，里面充满了气。“如果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捏捏它。”帕克斯顿医生说，“你说话我们听不见。”我抚摸着它的橡胶表面，等着。我想闭上眼睛，但他们告诉我要睁着看屏幕。泡沫楔子牢牢地固定住了我的头；即使我想动也动不了。我身上盖着一条毛毯，像一件保护罩。 　　安静了片刻，传来了咔哒一声。尽管戴着耳塞，声音还是大得吓了我一跳，接着又是一声，第三声。一个低沉的响声，来自机器内部或者我的头部。我不知道。一只行动迟缓的野兽正在醒来，停在发起进攻前的沉默中。我抓住橡胶球，下定决心不去捏它，接着一个声音——像警报又像钻床——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大得不可思议，每响一次我的整个身体就抖动一次。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耳边有人说话。“克丽丝。”声音说，“你能睁开眼睛吗？”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可以看到我。“别担心，一切都很好。” 　　很好？我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躺在这儿，在一个不记得的城市里，身边都是从未见过的人。我想我在四处飘浮，是完全无根的浮萍，任凭风的摆布。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是纳什医生的声音：“你能看看照片吗？想想它们是什么，说出来，不过只对你自己说。不要大声说出来是什么。” 　　我睁开了眼睛。在我头顶的小镜子里是一些图画，一张接着一张的黑色底白色图案。一个男人、一张梯子、一把椅子、一把锤子。每出现一张我便说出名字，然后镜子里闪出谢谢你！现在放松！的字样，我把这些话对自己重复一遍好让自己忙起来，同时也有点好奇人在一架机器的肚子里要如何放松。 　　屏幕上出现了更多指令。回想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它说，然后下面出现了几个词：一个派对。 　　我闭上了眼睛。 　　我试着回想和本一起看烟花时我记起的派对。我想象自己在屋顶上紧挨着我的朋友，听到脚下派对吵闹的声音，尝出空气里焰火的味道。 　　图像一幅又一幅地出现了，但它们似乎并不真实。我可以断定我并非在回忆，而是在想象。 　　我试着看到基斯，记起他不理睬我，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一次失去了这些记忆。它们被埋了起来，仿佛永远不会露面，但至少现在我知道它们存在，它们在那里，锁在某个地方。 　　我的思绪转向儿时的派对。跟我的母亲、姨妈和表妹露西一起过的生日。玩绕口令。击鼓传花。“抢座位”游戏。“唱跳停”游戏。我的母亲把糖果包成小袋作为奖品。夹罐头肉和鱼酱的三文治，去了硬面包皮。松糕和果冻。 　　我想起一件袖子有褶边的白裙，荷叶边袜子，黑鞋。我的头发还是金色的，坐在一张放着蛋糕和蜡烛的桌子前面。我深吸一口气向前倾，吹蜡烛。空气里升起了烟雾。 　　这时另外一个派对的回忆涌了进来。我看到自己在家里，望着卧室的窗外。我光着身子，大约17岁。街上有些排成长队的的搁板桌，上面放着一盘盘香肠卷和三明治，一壶壶鲜橙汁。到处挂满英国国旗，每一个窗口都飘扬着彩旗。蓝、红、白。 　　街上有穿奇装异服的孩子——海盗服，巫师装，维京人——大人们正努力把他们组成队，好开始一个汤匙运鸡蛋比赛。我能看见妈妈站在街道另一侧，把一条围巾系在马修·索珀的脖子上，就在我的窗口下方，爸爸端着一杯果汁坐在躺椅里。 　　“回床上来。”有人说。我转过头。戴夫·索珀坐在我的单人床上，头顶是我的“TheSlits”乐队海报。白床单在他的周围皱成一团，溅着鲜血。我没有告诉他那是我的第一次。 　　“不。”我说，“起来！你必须在我父母回来前穿上衣服！” 　　他大笑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恶意：“过来！” 　　我穿上牛仔裤。“不。”我说着伸手去拿T恤，“起来。拜托！”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表示我不希望它发生——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好吧。”他说着站起来。他的身体看上去苍白消瘦，阴茎几乎有点可笑。他穿衣服的时候我扭开了头看着窗外。我的世界已经变了，我想。我越过了一条界线，现在我回不去了。“那么，再见。”他说，但我没有答话，一直到他离开我都没有回头。 　　耳边一个声音把我带回了现实。“很好。现在有更多的照片，克丽丝。”帕克斯顿医生说，“只要一张张地看，告诉自己是什么或者是谁，好吗？准备好了吗？” 　　我使劲吞了一口唾沫。他们会给我看什么呢？我想。是谁？情况能有多糟糕？ 　　好的，我心想。我们开始吧。 　　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一个孩子——一名四五岁的女孩——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这个女孩指着什么东西，她们两人都笑着，在背景处稍微模糊的地方是一道栏杆，围栏后一只老虎正在休息。一个母亲，我心想。一个女儿。在动物园里。我看着女孩的脸，突然惊讶地恍然意识到那女孩是我，另外一个人是我自己的母亲。呼吸凝滞在我的喉咙里。我不记得去过动物园，但照片就在面前，这是我们曾去过的证明。想起两位医生的话，我默默地说：我。母亲。我盯着屏幕，想要把她的形象刻进我的记忆里，可是画面退了色，被换成了另外一幅。照片上还是我的母亲，现在老了一些，但似乎还没有老到需要拄着相片中她使用的拐杖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看上去精疲力竭，眼睛在瘦削的脸上深陷了进去。我的母亲，我再次想，这时心里冒出了几个不请自来的字：受着痛苦。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不得不努力再次睁开。我开始握住手里的球。 　　接着图像很快被换了，我只认得其中的几张。一张是我在回忆中见过的朋友，一阵激动后我几乎马上就认出了她。她看上去就像我想象的模样，穿着旧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T恤，抽着烟，红头发松散凌乱。另一张照片是她剪短了头发染成黑色，一副墨镜被高高地推在她的头顶上。接下来一张是我父亲的照片——我是个小女孩时候的他，快活地笑着，在我们的前室读报纸——然后是我和本的合影，与另一对不认识的夫妇站在一起。 　　其他照片上是陌生人。一个穿护士制服的黑皮肤女人，另一个身穿套装的女人坐在一个书架前面，从半月形眼镜上探出目光盯着镜头，脸上的表情非常庄重。一个有圆脸和栗色头发的男人，另外一个蓄须的男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在吃冰激凌的男孩，接着又是同一个男孩坐在桌子前画画。一群人，东一个西一个地看着相机。一个迷人的男人，头发黑而略长，细长的眼睛前架着一副深色框眼镜，一边侧脸上拉下了一道疤。照片没完没了地出现，我看着它们，想把它们放进脑海、想要记起它们如何——或者它们是否——跟我生命的锦缎交织在一起。我按医生的吩咐去做。我的状态良好，可接着我觉得自己开始恐慌起来。机器的呼呼声似乎变尖变大了，直到变成了警报声，抓紧了我的胃不肯放手。我不能呼吸、闭上了眼睛，沉甸甸的毛毯开始在我身上往下压，像一块大理石板一般沉重，让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压死了。 　　我捏了捏右手，可是它握成了一个拳头，什么也没有捏到。指甲捏进了手掌心里：我弄丢了球。我大叫出声，发出了无声的哭喊。 　　“克丽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克丽丝。” 　　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于是我又叫了出来，把毛毯从身上踢开。 　　“克丽丝！” 　　声音现在更大了，警报声拖着尾音停了下来，一扇门砰地打开，房间里有人说话，把手放在我的胳膊、腿上和胸前，我睁开了眼睛。 　　“没事了。”纳什医生在我耳边说，“你会没事的。我在这里。” 　　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平静了下来——还把我的手提包、耳环和结婚戒指都还了回来——纳什医生和我便去了一个咖啡吧。它就在走廊里，规模不大，有橙色塑料椅子和黄色福米加桌子，摆着一盘盘不再新鲜的糕点和三明治，在耀眼的光线下看上去不太精神。我的钱包里没有钱，但我让纳什医生给我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胡萝卜蛋糕，在他付账端东西时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屋外阳光灿烂，院子里的青草拖下长长的阴影，草坪上点缀着紫色的花朵。 　　纳什医生的椅子在桌子底下发出刮擦声。现在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他看上去轻松多了。“给你。”他说着把托盘放在我的面前，“希望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他给自己点了茶，他从桌子正中取糖加进杯子时茶袋还浮在糖浆一样的水里。我喝了一口咖啡，做了个鬼脸。咖啡太苦也太烫。 　　“很好。”我说，“谢谢你。” 　　“我很抱歉。”过了一会儿他说。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指的是咖啡。“我没有想到这里让你这么难受。” 　　“是很压抑。”我说，“还吵。” 　　“是的，当然。” 　　“我弄丢了紧急按钮。” 　　他没有说什么，反而搅起了饮料。他捞起茶包放在托盘上，喝了一口茶。 　　“出了什么事？”我说。 　　“很难说，你吓着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那里面不舒服，就像你说的。” 　　我低头看着我的蛋糕。还没有碰过，干巴巴的。“那些照片。那些人是谁？你从哪里拿到的照片？” 　　“是好些照片混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我是从你的医疗档案里取的，几年前本把它们捐了出去。为了这次练习我让你从家里带了几张照片——你说它们贴在你的镜子旁边。有些是我找来的——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照组。我们把照片混在一起。其中一些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的人，你应该、或者可能记得的人。家人、学校里认识的朋友。其余的人来自你生活中那些绝对不记得的时段。帕克斯顿医生和我在试图查看你读取这些不同时段的记忆时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最强烈的反应是针对你的丈夫，但你对别人也有反应。尽管你不记得过去的人，但神经兴奋的模式绝对存在。” 　　“红头发的女人是谁？”我问。 　　他笑了：“也许是一位老朋友？” 　　“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恐怕我不知道。这些照片在你的档案里，没有标注。” 　　我点点头。一个老朋友。我当然知道这个——我想要的是她的名字。 　　“不过你说我对照片有反应？” 　　“其中一些，是的。” 　　“这很好吗？” 　　“我们需要对结果作更详细的研究才能真正确定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这项技术很新，”他说，“具有实验性。” 　　“我明白了。”我切掉胡萝卜蛋糕的一块角。蛋糕有点苦，糖霜又太甜。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问他要不要蛋糕，他拍着肚子拒绝了。“得小心这个！”他说，尽管我认为他还完全不用担心。他的肚子现在看上去还很平，虽然看起来它是会长出一个大肚皮的那种类型。不过至少现在他还年轻，岁月还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我不胖，体重甚至没有超标，但它仍然让我吃惊。我坐下时它露出的模样跟我期望的不一样。我的臀松松垮垮，叠起腿时两条粗糙的大腿互相摩擦着。我前倾身体去取杯子，乳房在内衣里摇晃，仿佛在提醒我它们的存在。淋浴时我感到手臂下的皮肤轻微地晃荡，几乎难以察觉。我比想象中要胖，占去了更多的空间。我不是一个小女孩，体格紧凑，皮肤紧紧地裹在骨架上，甚至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我的身体开始分离出脂肪了。 　　我看着碰也没有碰的蛋糕，好奇未来会怎么样。也许我会继续发胖，我会变得矮矮肥肥，像一个派对气球一样越来越鼓。也有可能我会保持现在的体型，但一直都对它无法接受，眼睁睁地看着脸上的皱纹变深、手上的皮肤变得跟洋葱皮一样薄，我在浴室里的镜子里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老女人。 　　纳什医生低下头挠他的头顶。透过他的头发我可以看到头皮，顶心的一圈头皮格外明显。我想，他现在还不会注意到，不过有一天他会的。他会看到从后背角度照的自己的照片，或者在更衣室把自己吓一跳，还有可能他的理发师或女朋友会说上几句。岁月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当他抬起头时我想。 　　“噢。”他用一种强装出来的开心口吻说，“我给你带了些东西。一份礼物。嗯，不算是礼物，只不过是一件你可能想要的东西。”他弯腰从地上拿起他的公文包。“可能你已经有一本了。”他说着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包裹，“给你。” 　　我拿到的时候就知道里面是什么。还能是什么呢？它在我的手里沉甸甸的。他用一个加厚软垫信封把它裹了起来，用胶带封了口，上面用粗粗的黑色记号笔写着我的名字。克丽丝。“这是你的小说。”他说，“你写的那本。”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证据，我想。可以证明我写的日志是真的，如果明天我需要证据的话。 　　信封里是一本小说，我把它拿了出来。是个平装本，不新了。封面上有个咖啡杯印痕，书页的边缘老旧泛黄。我挺好奇纳什医生是不是给了我他自己的书、现在这书市面上还能不能买得到。拿着手里的书我又一次看见那天看见的自己：年轻，非常年轻，努力伸手想要拿到这本书，靠它找到写下一本的办法。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那没有成功——第二本小说一直都没有完成。 　　“谢谢你。”我说，“谢谢你。” 　　他笑了：“不要客气。” 　　我把它放在大衣下，回家的一路上，它在那儿像一颗心脏一样跳动。 　　我回到家便打开了自己的小说，但只翻了翻。我想在本回家之前在日志里尽量多记一些记得的事，但等一写完我就匆忙下楼仔细察看纳什医生给我的东西。 　　我把书翻了一面。封面上用蜡笔画了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一只乌鸦蹲在打字机的托架上，头歪到一边，仿佛是在读夹在机器里的纸。乌鸦的头顶写着我的名字，再上面是书名。 　　致早起的鸟儿们，书名如是写道。作者署名克丽丝·卢卡斯。 　　打开书时我的手开始颤抖。里面是扉页，有题词。致我的父亲，然后是，我想念你。 　　我闭上了眼睛。一幕回忆突然闪现。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在明亮的白色灯光下，他的皮肤透亮，渗出的汗水几乎让他闪闪发光。我看见他手臂上插着的一根管子、从一个输液瓶架上吊下来的一包透明液体、一个纸板托盘和一缸药丸。一名护士正在量他的脉搏和血压，他没有醒。坐在床另一边的母亲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而我在试着把眼泪逼出来。 　　一股味道传了过来。新鲜的花朵和又低洼又肮脏的泥土。香甜而又恶心。我看见我们火化他的那一天。我穿着黑色衣服——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么穿对我并不少见——但这次没有化妆。我的母亲挨在我的祖母旁边坐着。重幔打开，棺木走远了，我哭着想象我的父亲变成尘粒和灰烬。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们回了家，在太阳下山时喝着便宜的、咝咝冒泡的酒、吃着三明治，她在暮色中痛哭起来。 　　我叹了口气。图像消失了，我睁开了眼睛，面前是我的小说。 　　我翻到首页开头的句子。就在那时，我写的是，发动机哀鸣着，她的右脚死死地踩在油门踏板上，她放开方向盘闭上了眼睛。她知道一定会这样。她知道结局。她一直都知道。 　　我翻到了小说的中间。我在那儿读了一段，然后读了接近结尾的一段。 　　我写的是一个名叫“露”的女人和一个叫“乔治”的男人（我猜是她的丈夫），小说起源于一场战争。我感到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我原本在期待什么——也许是自传？——但似乎这本小说能够提供的答案是有限的。 　　不过，当翻过书看着封底时我想，至少我写完了、出版了。 　　该放作家照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作者简介。 　　克丽丝·卢卡斯196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她于伦敦大学文学院获得英文学位，现居住于伦敦。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 　　我暗暗微笑，感觉到一阵幸福和骄傲。这是我写的。我想读它、想解开它的秘密，但又不想。我担心现实也许会击碎我的快乐。要么我会喜欢这部小说，于是觉得很难过我再也写不出第二本了；要么我不喜欢，为自己从来没有发挥过才智感到沮丧。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有可能，但我知道有一天，因为无法抗拒自己唯一的成就的吸引，我会找到答案，我会去发掘。 　　但不是今天。今天我有别的东西要去发掘，比悲伤糟糕得多的东西，比纯粹的沮丧更具破坏力。一些可能撕裂我的东西。 　　我试着把书塞进信封，里面有别的东西。一张纸条，叠了四叠，规规整整。纳什医生在上面写着：我想你可能对它感兴趣！ 　　我打开了纸条。在顶端他写着《旗帜，1988年》，下面是一篇报纸文章，旁边有张照片。我盯着那张纸看了一两秒钟才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照片里的人是我。 　　我拿着纸发起了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多年前的古董了；无论是好是坏，影响早已不复存在。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涟漪已经完全平复。但它对我很重要。多年以前我的成果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当时我成功吗？ 　　我匆匆地扫了一遍文章，希望在不得不分析细节之前了解大致的基调。词语一个接一个向我蹦来，正面的居多。考究。富有洞察力。有技巧。人文精神。冷酷。 　　我看着照片。它是黑白的，照片里的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身体对着相机，动作别扭地抱着自己。有什么事情让我颇觉不舒服，我不知道是照相机镜头后面的人还是我坐的姿势。除此之外我在微笑。我的头发长而松软，虽然照片是黑白的，但它的颜色似乎比现在更深，好像我染过头发或者它当时还没有干。我的身后有通向露台的门，门后照片角落处隐约可见一棵光秃秃的树。相片下面有一句说明：克丽丝·卢卡斯，摄于她伦敦北部的家。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与纳什医生曾经拜访过的那所房子。有一瞬间我几乎无比渴望想要回到那里，带上这张照片对自己说是的，是真的；我曾经存在过，在这里，那是我。 　　但当然我已经知道了。尽管我再也记不得它，我知道站在厨房里我记起了本。本，和他上下摆动的、勃起的下身。 　　我笑了，用手指尖抚摸着照片，像一个盲人一般寻找着隐藏的线索。我的目光追随着照片中自己的发尾，手指摸索着相中人的面容。在照片里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但又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仿佛我正保守着一个秘密，像怀揣一个咒语一样揣着它。是的，我的小说已经出版了，但还有什么别的事，不止这些。 　　我仔细看着照片。我可以看到宽松衣服下自己胀鼓鼓的胸部、我用一只手抱着肚子的模样。一幕记忆突然气泡一般冒了出来——我正坐着拍这张照片，面前的摄影师站在三脚架后面，刚刚跟我谈过我的作品的记者在厨房走来走去。她大声喊着问拍得怎么样了，我和摄影师都兴高采烈地回答，“很好！”便笑了起来。“马上就好了。”他说着换了胶片。记者点上一支烟又喊起来——问的不是我是否介意——而是问我家是不是有烟灰缸。我有点恼火，但也不太生气。事实是我自己非常想抽上一支，但我已经戒烟了，自从我发现—— 　　我又看了看照片，然后明白了过来。在照片里，我怀着孕。 　　我的思维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开始飞转。刚刚意识到的事实逐渐伸出清晰的棱角，把我的思维绊了一跤：坐在餐室里拍照片的时候，我不仅曾经怀过孩子，而且我知道这件事，为此还很高兴。 　　这说不通。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孩子现在该有——多大了？18？19？20？ 　　但孩子现在不在了，我想。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世界再次颠覆。那个词：儿子。我曾经这样想过，曾经肯定地自言自语过。不知何故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怀的是个男孩。 　　我握住椅子边试着不让自己跌倒，这时另一个词冒出了记忆的水面，炸开。亚当。我感觉我的世界滑出了一道车轨，跌上了另一道。 　　我曾经有过孩子。我们叫他亚当。 　　我站起身，放着小说的包裹滑到了地板上。我的思绪像呼呼作响的引擎一样疯转，一股劲儿在体内左突右奔，仿佛拼命想要找到出口。客厅的剪贴簿里也没有他。我知道。如果今天早上翻到过一张自己孩子的照片，我会记得的。我会问本那是谁，我会在日志里记下来。我把纸条跟书一起塞进信封里跑上楼。在浴室里我站在镜子前面。我根本没有看自己的脸一眼，而是看着镜子周围那些过去的照片，那些我失去记忆时用以构建自身的照片。 　　我和本。我的单身照，还有本的单身照。我们两人与另一对年纪比我们大的夫妇的合影，我觉得那是他的父母。年轻得多的我，系着一条围巾，轻抚着一条狗，脸上呈现出快活的微笑。但没有亚当。没有婴儿，没有蹒跚学步的孩子。没有他上学第一天拍的照片，也没有运动日或假期。没有他在沙滩上建筑城堡的相片。什么也没有。 　　这说不通。这些肯定是每个父母都会拍、没有人会丢掉的照片吧？ 　　它们一定在这儿，我想。我揭起照片看它们下面是否还粘着一些别的照片，就像地层一般一层层地重叠着历史。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淡蓝色的瓷砖和镜子的光滑玻璃。一片空白。 　　亚当。这个词在我的脑子里旋转着。我闭着眼睛，又有更多回忆出现了，每一幕都带着巨大的冲击，闪着光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带来下一幅。我看见了亚当，看见了他的金发，我知道有一天它会变成棕色，看见了他死活要穿的蜘蛛侠T恤，他一直穿到它变得实在太小，不得不扔掉；我看见他在一个婴儿车里睡觉，记起我曾经想他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宝贝、最完美的东西；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蓝色的脚踏车——一辆塑料三轮车——不知怎么我知道那是我们买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会骑着它到所有我们让他去的地方；我看见他在公园里，在车把上抬着头，一边笑一边下了一个斜坡向我骑过来，眨眼间脚踏车撞上了路上的什么东西歪了一歪，他向前翻滚着啪嗒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他在哭，我抱起他，擦掉他脸上的鲜血，从一个还在旋转的车轮旁的地面上找到了他的一颗牙齿；我看见他给我看一张他画的画——蓝色的一条是天空，绿色的是地面，它们之间有三个小团和一栋小小的房子——我还看见他到哪里都带着的玩具兔子。 　　突然我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我站的浴室里，但又闭上了眼睛。我想要记起他在学校的时候那副少年的模样，或者想象他与我或他的父亲在一起。但我不能。每当我试着引出回忆，它们便抖动飘浮着消失了，像一片风中的羽毛，每次有一只手伸出去够它，它便改变了方向。相反我看见他拿着一个正在滴水的冰激凌，接着是他脸上有甘草霜的一幕，再下来是他在汽车后座上睡觉的情景。我所能做的只是看着这些记忆来来去去，速度飞快。 　　我费了全身的力气才压住去撕面前照片的冲动。我想把它们从墙上撕下来，寻找有关我儿子的证据。恰恰相反，仿佛担心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让我的手脚背叛理智，我站在镜子前一动不动，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壁炉上没有照片。没有墙上挂明星海报的少年卧室。洗衣房和要熨烫的衣服里没有T恤。楼梯下的柜子里没有破破烂烂的训练鞋。即使他只是离开了家，还是会有一些证据表明他的存在，对吧？一些线索？ 　　但是没有，他不在这所房子里。我打了一个冷战，意识到仿佛他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不知道我在洗手间里站了多久，就这样看着没有他的地方。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到前门传来钥匙声响和本在垫子上擦鞋的声音。我没有动。他走进厨房，走到餐室，然后对着楼上喊，问是不是一切都好。他听上去有点不安，声音里有今天早上我没有听到的紧张语气，但我只是含糊地说是的，我没事。我听见他进了客厅，啪的一声打开电视。 　　时间停止了。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却又担心可能会找到的答案。这两者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我把日志藏在衣柜里下了楼。 　　我站在客厅的大门外。我试着放慢自己的呼吸，但做不到；我发出的是一阵阵沉重的喘息。我不知道该对本说什么：我怎么告诉他我知道亚当的事了？他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我又该怎么说？ 　　不过没有关系。什么也不重要，什么也没有比了解我儿子重要。我闭上了眼睛，当觉得已经尽可能地平静下来时我轻轻地推开了门，感觉到门滑过了粗糙的地毯。 　　本没有听见。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腿上放着一个碟子，里面有半块饼干。我感到一阵怒火。他看上去这么轻松愉快，脸上挂着笑容。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想冲过去抓住他大声叫喊，直到他告诉我一切，告诉我为什么他瞒着我不提小说，为什么把关于我儿子的证据藏了起来。我想命令他把失去的一切还给我。 　　但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好处，相反我咳嗽了一声。一声轻轻的、微微的咳嗽，意思是说我不想打扰你，但是…… 　　他看见了我，露出了微笑。“亲爱的！”他说，“你来了！” 　　我走进了房间。“本。”我说。我的声音紧绷绷的，听起来很陌生。“本，我要和你谈谈。” 　　他的笑容消失了，变成了一脸不安。他起身向我走来，餐碟滑到了地上。“出了什么事？亲爱的，你没事吧？” 　　“有事。”我说。他停在离我大约1米远处，伸出双臂让我投入他的怀抱，但我没有过去。 　　“出了什么事？” 　　我看着我的丈夫，看着他的脸。他似乎并不慌乱，似乎他已经经历过这种场面，对这种歇斯底里的时刻并不陌生。 　　我再也压不住我儿子的名字了。“亚当在哪里？”我喘着气说，“他在哪儿？” 　　本的表情变了。惊讶？还是震惊？他吞了一口唾沫。 　　“告诉我！”我说。 　　他抱住了我。我想把他推开，却没有动手。“克丽丝。”他说，“拜托，冷静下来。一切都很好。我可以解释一切。好吗？” 　　我想对他说不，事情并不好，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掉转头不看他，把脸埋进他的衬衫的褶皱里。 　　我发起了抖。“告诉我。”我说，“拜托，现在就告诉我。” 　　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头，他在另一头，这是我所能接受的两人间的最近距离。 　　我不想他说话，但他说了。 　　他又说了一遍。 　　“亚当死了。” 　　我觉得自己缩紧了身体，像一只软体动物一样紧绷绷的。他的话像铁丝网一样锋利。 　　我想到了从奶奶那里回家时看到的挡风玻璃上的那只苍蝇。 　　他又开口说话：“克丽丝，亲爱的。我很抱歉。” 　　我感到愤怒，生他的气。浑蛋，我想，即使我知道那不是他的错。 　　我强迫自己开口：“怎么会？” 　　他叹了口气：“亚当参军了。” 　　我哑口无言。一切都消退了，除了痛苦什么也没有剩下。疼痛浓缩到一个点上。 　　一个我甚至不知道有过的儿子，他成了一名士兵。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荒谬。我的母亲会怎么想？ 　　本又开始讲话，断断续续地冒出一些词：“他曾经是一名皇家海军。驻扎在阿富汗。他被杀害了。就在去年。” 　　我吞了一口唾沫。喉咙很干。 　　“为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 　　“克丽丝——” 　　“我想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知道。” 　　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让他握了，他身体没有靠近让我松了一口气。 　　“你并不想知道全部，对吧？” 　　我的怒火喷涌了。我忍不住。愤怒，还有恐惧。“他是我的儿子！” 　　他扭开头，眼睛盯着窗口。 　　“他在一辆装甲车里。”他说。语速很慢，几乎是低声细语。“他们在护送部队。路边有个炸弹。一个士兵活下来了，亚当和另外一个却没有。” 　　我闭上了眼睛，声音也变成小声的低语：“他当场就死了吗？他有没有受折磨？” 　　本叹了口气。“没有。”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有受苦。他们觉得过程一定很快。” 　　我看着他坐的地方。他没有看我。 　　你在撒谎，我想。 　　我看到了亚当，他在路边流血至死，我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转而用虚无充塞了思维，一片空白。 　　我的脑海里开始天旋地转。一个个问题。我不敢问的问题，怕答案会让我无法忍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少年时候呢，成人之后呢？我们亲密吗？我们吵架吗？他幸福吗？我是个好妈妈吗？ 　　而且，那个骑着塑料三轮车的小男孩最终怎么会在地球的另一端被杀害？ 　　“他在阿富汗做什么？”我说，“为什么会在那儿？” 　　本告诉我那时我们在打仗。反恐战争，他说，尽管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说在美国发生了一次非常可怕的袭击，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结果我的孩子死在阿富汗了？”我说，“我不明白……” 　　“这很复杂。”他说，“他一直想参军，他以为他在尽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你觉得这是他在做的？他的职责？你为什么不劝他做点别的？什么都行？” 　　“克丽丝，这正是他想要的。” 　　有那么一个糟糕的时刻，我几乎笑了起来：“让自己送命？这就是他想要的？为什么呢？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 　　本沉默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滴又热又咸的眼泪淌过了我的脸，接着是另一滴，后来越来越多。我抹去眼泪，生怕一开始哭就永远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开始关闭，它要清空自己，退回到虚无。“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我说。 　　过了一会儿，本拿来一个盒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我把这些放在了楼上。”他说，“为了安全起见。” 　　提防什么？我想。这是个金属质地的灰色盒子，人们可能会用这种盒子放钱或者重要文件。 　　不管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一定很危险。我想象着野生动物，蝎子和蛇，饥饿的老鼠，有毒的蟾蜍。或者是无形的病毒，带放射性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这里有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偶然发现的话对你不好。”他说，“最好是让我向你解释清楚。” 　　他坐到我身边打开了盒子，除了文件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是婴儿时候的亚当。”他说着拿出一沓照片，递给我一张。 　　照片上是我，在大街上。我正向着镜头走来，一个婴儿——亚当——被袋子绑在我的胸前。他的身体朝向我，但他正扭头看着拍照片的人，脸上的笑容跟没有牙的我差不多。 　　“你拍的？” 　　本点了点头。我又看了一遍。它已经被磨损了，边缘染上了色，颜色退得好像它正被慢慢地漂白。 　　我。一个婴儿。这似乎并不真实。我努力告诉自己我曾是一个母亲。 　　“什么时候？”我说。 　　本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照片上。“他有大约6个月大了，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定是1987年左右。” 　　那时我27岁。现在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儿子的一辈子。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把手又伸进箱子里，递给我一张纸。“1月。”他说。纸是黄色的，有点脆。是一张出生证明。我默默地读着它。他的名字在上面，亚当。 　　“亚当·韦勒。”我大声念了出来，念给我自己听，也是念给本听。 　　“韦勒是我的姓。”他说，“我们决定他跟我姓。” 　　“当然。”我说。我把文件捧到面前。虽然蕴涵了这么多含义，它却是如此之轻。我想一口气把它吸进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儿。”本说。他从我手上拿走出生证明叠起来。“还有其他照片。”他说，“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递给我更多照片。 　　“我们没有太多。”我在看照片时他说，“丢了不少。” 　　他的话听起来仿佛它们是留在火车上或交给陌生人保管了。 　　“是的。”我说，“我记得，我们遭过一次火灾。”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 　　他奇怪地看着我，眯起眼睛紧紧地抿住。 　　“你记得？”他说。 　　突然间我不太确定。是他今天早上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还是我记起哪天他告诉我的？还只是我早饭后在日志里读到过？ 　　“嗯，你告诉我的。” 　　“我有吗？”他说。 　　“是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还是几天前？我想到了我的日志，记起了在他上班后读它的情景。他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情是在我们坐在国会山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他我的日志，可是某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开口。对于我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开心。“在你去上班之前？”我说，“在我们翻剪贴簿的时候。你一定说过，我想。” 　　他皱起了眉。向他撒谎的感觉十分糟糕，可是今天暴露的真相已经太多，我实在无力承受更多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他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想是的。” 　　我顿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照片。它们少得可怜，而且可以看到盒子里的也不多。难道我所拥有的、记录我儿子一生的就只有这些？ 　　“火灾是怎么开始的？”我说。 　　壁炉上的钟报了时。“是几年前，在我们的老房子里，来这里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我去过的那一所房子。“我们丢了很多东西。书，文件。全都丢了。” 　　“但火是怎么起的？”我说。 　　有一会儿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的嘴张了又开，然后他说：“那是个意外，只是一个意外。” 　　我想知道他在瞒着我什么。是我忘了掐灭香烟、忘了拔熨斗插头，还是熬干了壶？我想象着自己在那间前天拜访过的厨房里，有着水泥台面和白色组件的那一个，不过是在多年以前。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咝咝作响的煎锅旁抖着一只金属丝网篮——篮子里装着要做菜用的切片马铃薯——看着马铃薯翻翻滚滚沉到油面下。我看见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在腰上系着的围裙上擦干手，走进了大厅。 　　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记起什么东西。照片里的男孩有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嘴，眼睛隐约跟我的母亲相像，但除此之外他可以算作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本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我。这张里面亚当的年纪大了一些——大约是五六岁。“你觉得他像我吗？”他说。 　　他拿着一个足球，穿着短裤和白色T恤。他的头发很短，上面的汗水让它结成了一个尖角。“有点。”我说，“也许。” 　　本笑了，我们一起看着照片。大部分是我和亚当的合影，偶尔有一张他的单人照；一定大多数照片是本照的。其中有一些是亚当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还有几张照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穿着海盗服、手持纸板剑，有一张上面他举着一只小黑狗。 　　照片里塞着一封信，用蓝色蜡笔写的，寄给圣诞老人，歪歪扭扭的字写得满纸都是。他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只小狗，并保证会乖。信件落了款，他还加上了他的年龄。4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封信时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悲痛像一颗手榴弹一般在我的胸前炸开。原本我感到宁静——不是幸福，甚至不是克制，而是宁静——可这份宁静已经云雾一般消散，在那层面纱之下是刺痛。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一捆照片还给他，“我做不到。现在不行。” 　　他拥抱了我。我觉得嗓子里泛上一阵恶心，却又把它吞了下去。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会没事的，提醒我说他在这里陪着我，他一直都会在这儿。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摇晃着。我感觉到麻木，灵魂飘出了我们所坐的房间。我看着他给了我一杯水，看着他关上装相片的盒子。我在抽泣。我能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的脸上似乎已经渗进了别的表情，可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接受现实，但不是震惊。 　　我不寒而栗，意识到这一切他都已经经历过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个新伤疤，它早已深埋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的根基，而不是动摇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只有我的悲痛是崭新的，每天都是。 　　我找了个借口来到楼上，去了卧室，回到衣柜边。我继续写。 　　“我爱你。”我悄声说。我闭上眼睛，沉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