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美丽可爱的罗红
她大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是教授和同学们公认的高材生。经济学也是她的必修课，课本还是英文原版的，不过，也许外文不如母语易理解，反正她总遗憾说没学好。
其实，早在读高中的时候，她就开始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这本书能补上她这个小小的遗憾，同时，也圆她十年的经济学之梦。
前言
为什么要懂经济学
经济学正在流行。
一门学问流行，大抵和商品畅销一样，皆因需求太大。
中医有句话，可以作为学习经济学的一条理由，即“缺什么补什么”。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经典著作一大堆，且不易懂，连最基本的《论语》都需要导读，更不用说难度更高的《易经》和《楚辞》之类了。但是，这种困难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一旦译成现代汉语，就全不陌生了，那些思想就在我们心中某个地方潜伏着呢，一代代的中国人，就是秉承这些衣钵过来的。
可是，经济学却不在我们的传统之内，甚至可以说，与我们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
不错，中国古代确实出现过杰出的理财家，比如西汉的桑弘羊、唐朝中期的刘晏、北宋的王安石、明后期的张居正，他们都为皇帝提出了精辟的富国对策。桑弘羊的“均输平准”法，大家在中学课本里就领教过；也有几本关乎经济的著作，比如《管子》、《史记》中的《货殖列传》等。但是，所有这些，都称不上是“经济学”。就如过去道教的术士们炼丹，终究不能从中炼出化学一样。
经济“学”必得是一个完整体系，有假设、概念和分析工具。这是我们的先哲所不擅长的。所以，近代经济学是在西方而非中国发轫、成长的。
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为经济学奠基。算来经济学的历史不过200余年。《国富论》说的不是如何令国家富强，而是让人民富裕，而桑弘羊们，不过是算计如何充盈国库罢了。
1776年，即清乾隆41年，这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引爆了后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同一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主张人人平等，限制政府权力，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个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不必依靠政府，就能达到最好的结果。
其时，“十全老人”乾隆统治下的中国，则是思想禁锢、死气沉沉，所谓“盛世”，其实是回光返照的虚幻梦境，不过几十年后，天朝上邦就衰败了。
1840年以来的战争和动荡，以及1978年前长期的计划经济，让经济学没有任何用武之地，政府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懂不懂经济学，无关宏旨。
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实现了大转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主导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人们终于可以大方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经济学的作用开始显现，因为经济学要说的，正好是个人怎么做，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有人说，我知道怎么做，不用学。那可不一定，谓予不信，你就先读上本书里的几段。
这无关乎聪明，而是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凭自己的经验顿悟，“得来全不费工夫”，比如外语、微积分、量子力学、化学，没人教，你肯定不会懂。
经济学也是如此，系统学习是弄懂经济学道理的不二法门。
学了又如何？
学了经济学，首先可以帮助你明了周围的世界。
人们常常不快乐，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周围的世界不甚明晓。孔子曾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的第一层意思是知道、了解周遭事物。
比如，眼下世界正经历金融危机，影响着每个人，危机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小小的次贷危机，能跨海过洲，扰动全球？为什么石油价格迅速摸高147美元一桶，但在大家都认为低油价不再，到200美元也止不住的时候，又突然调头，一口气跌落到30多美元?为什么几乎没一点用的钻石那么贵，而人们须臾离不开的水那么便宜？期权和期货市场是怎样运作的？等等。
只有系统了解经济学，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明白了，就少了惶惑。
知者的第二层意思是“智者”。很多人聪明有余，但就是不成功。为什么？很简单，聪明的人觉得自己如此聪明，根本不需要再学习。可是，只是聪明，而没有智慧，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
经济学是关于理性的人如何选择的学问。人每天都面临选择。如果你不在乎结果，那么怎么选择无所谓，可是，如果你在乎结局，想要最好的结果，就要仔细考虑，慎重抉择了。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快乐和幸福！一天选择错误，就少一天的快乐，而人生不过百年，在重要关头，选择错误，一生的幸福也就丢掉了。
选择的关键是方法，经济学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做出更合理的选择，以获得更大的快乐，当然是世俗的快乐。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这些方式跟直觉不同，甚或完全相反。比如，“比较优势原理”告诉人们，即使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样样都不如别人，可是别人会像他有求于人那样，有求于他，他可以过得和别人一样好。
经济学又是所有社会科学中的另类，它大量借用自然科学工具，特别是数学。微积分、概率论是大学学习经济学的基础。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经济学，要用到几乎所有高深的数学方法。正是这种借鉴，让经济学的分析更有力，更精准。
但是，经济学在本质上，绝不是数学。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你没有学会经济学，不要抱怨自己的数学不够—那是可以临阵磨枪的，而是你没有学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经济学和工程技术不同，后者，如果不是进入大学专门学习，是不会掌握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其形式可能是复杂的，但是其道理、内核，则是人人皆可以理解、体会和运用的，经济学的原理，既可以用复杂的模型表示，也可以通俗描述，而且这是更重要的形式。
我还发现经济学的研究生们，可能对一些经济模型谙熟于心，可是，让他们分析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却一点见识也没有，跟门外汉毫无区别，这说明，他们的经济学仍然没有入门。而有些只粗通经济学原理的人，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解则通透得很。比如，一个政策出来，对股市的影响如何，判断得很准。
所以，理解经济学的道理，并不难，它不需要数学或者其他特别的基础，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愿意思考，就可以把经济学的道理搞明白。搞懂经济学，你对世界的理解层次就会提升。这就是经济学的智慧。
有了经济学的智慧，就更容易接近成功，剩下的就是你的运气了。
经济学能不能让人发财呢？老实说，没有必然联系。你看《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豪，有几个是学经济学出身的呢？不过，以后随着经济运行规范化，这可能是个趋势。经济学的道理，一定有助于科学合理的投资，避免损失。
经济学还有更大的作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吹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号角，为大英帝国的崛起提供了思想力量；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力挽狂澜，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基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对外开放，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面貌，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经济学生于西方，长于海外，但是，它的道理却适合于全人类，就像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发明的，但是，哈姆雷特的落泪遵循它，林妹妹的泪水，亦不能外。
对了，还有一点你学经济学的理由：经济学非常有趣。作为枕边书，每天看看，用它的道理重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所以，我以中国人熟悉的文化元素、历史认知和经济为背景，用中国人熟悉的叙述方式、思维习惯，写了这本书。
我希望也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是为前言。
王福重
2009年12月
目录
前 言 为什么要懂经济学
第一篇 经济学是什么
第1章 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2
第2章 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牛顿8
第3章 经济学的作用：让人更快乐13
第4章 《国富论》：它说了什么21
第5章 经济学的假设：经济学是科学吗28
第二篇 价格现象
第6章 市场：看不见的妙手36
第7章 价值之谜：为什么“物以稀为贵”41
第8章 均衡价格：价格多少为合适46
第三篇 消费者和企业
第9章 消费者行为：饭是最后一口才吃饱的54
第10章 企业之一：什么是企业60
第11章 企业之二：为什么有企业64
第12章 企业之三：边际产量递减68
第13章 企业之四：机会成本和利润72
第四篇 商品市场
第14章 完全竞争：最好的市场78
第15章 垄断：机票打折之谜84
第16章 垄断竞争：广告之妙89
第17章 寡头：牛奶战争94
第五篇 博弈论
第18章 博弈论之一：忽悠人的“齐王田忌赛马”100
第19章 博弈论之二：海盗分金106
第20章 博弈论之三：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吗110
第六篇 市场失灵
第21章 外部性和科斯定理：谁是污染的受害者116
第22章 保险的道理：保险值多少钱121
第23章 信息不对称：人无信不立125
第七篇 宏观经济学
第24章 大萧条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什么导致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132
第25章 凯恩斯：经济学的爱因斯坦136
第26章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部分之和非整体141
第27章 国内生产总值：GDP有多重要146
第28章 总需求：节俭是美德吗151
第八篇 财政政策
第29章 公共财政：政府应该做什么 158
第30章 投票：经济民主164
第31章 税收：无处可逃的强迫168
第九篇 银行和货币政策
第32章 货币:金钱如粪土吗176
第33章 金融:美梦成真的魔棒181
第34章 利息：人性的产物186
第35章 存款创造：钱是戏法变出来的190
第36章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三板斧”194
第37章 通货膨胀：钱是如何变毛的200
第十篇 特殊市场
第38章 工资决定：李连杰的亿元片酬206
第39章 投资银行：兴也勃焉，亡也忽焉212
第40章 期货：创造价值的“买空卖空”217
第41章 期权：只有权利，没有义务222
第十一篇 经济增长
第42章 人口和经济增长：马尔萨斯和马寅初228
第43章 经济增长：东邻日本的经济奇迹232
第十二篇 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
第44章 绝对优势：只做最拿手的238
第45章 比较优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244
第46章 自由贸易：我们应该抵制外国货吗249
第47章 汇率：1美元等于多少人民币253
第48章 贸易顺差：吃亏还是占便宜259
第49章 外汇储备：中国为什么非要买美国国债263
第50章 黄金：直叫人如此疯狂269
第51章 石油价格：谁主沉浮277
第52章 次贷危机：都是贪婪惹的祸283
附录A 开卷有益：经济学深度阅读指南291
附录B 诺贝尔经济学奖295
致谢300
第一篇 经济学是什么
第1章
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
“经济”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几乎无人不晓其意，连小饭馆也用“经济实惠”招徕食客。而经济学更是大行其道，占领了各大学的课堂，成为最热门的专业。
然而，作为汉语的“经济”以及“经济学”这两个词，并非中国人的原创！它们起源于日本，100多年前才传入中国。
让我们从头说起。
“经济”，本是古希腊人的发明，希腊语是“o i k o u o m i k a”，本意是“家政”或者“家计”，也就是“家庭管理”。
为什么希腊人热衷于研究家庭管理而非“宏观经济”呢？这是因为古希腊实行奴隶制，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研究家庭已经足够了。
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0），是古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相当于咱们的孔子，他们是同时代人；都没有自己的著述，但是都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弟子，撰写了世界上第一本以“经济”为名的著作，“o i k o u o m i k o z”，即《经济论》，后来英文的“经济”即“economy”一词，就是逐步从这个希腊文演变而成的。所以，色诺芬是“经济”（希腊文）这个词语的原始发明者。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必须承认，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昌明之后，西方大大领先于东方了。
历史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开了眼界，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单是船坚炮利不如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似乎也不如西方了。
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于是容闳到耶鲁大学学习，马寅初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就连李鸿章也访问过美国。
问题是，西洋毕竟太远，去那儿太费劲，又费钱。幸好彼时的东洋，也就是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洗礼（“维新”语出《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学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已经跻身先进国家之列。
所以，向东洋人学习也能达到“师夷”的目的，而且省事。何况，这个昔日不起眼的邻居，在海上打败了中国，好像也有资格做老师了。
过去，一直是中国影响日本，可是，明治维新之后，反向的影响开始出现。孙中山、鲁迅、周恩来、郭沫若、陈寅恪、王国维、李叔同、郁达夫、秋瑾、陈独秀、张闻天、夏衍、田汉、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廖仲恺等人都曾留学日本。
隋唐之际，日本人就开始借用汉字来标示自己的语言，即“假名”，“假”的意思就是“借”。今天，日本人经常使用的汉字有1 800多个。
假名为后来中日交流、日本文化影响中国提供了便利。现代汉语中的大部分“词语”，都是日本人先“假借”，后来再传入中国的。
日本人在翻译英文的“economy”时，借用了两个汉字：经济，他们觉得这两个汉字，恰好可以表达英文原词的本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的“经济”一词的发明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古代的中国人，偶尔也把“经”和“济”放在一起，可是它的意思，与今天的“经济”相去甚远。
据考证，“经济”最早见于《晋书》，其中有“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隋朝人王通的《文中子·礼乐》中，有“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杜甫的《石犀行》中，有“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不过，它们的意思都接近于今天的“政治”，比“经济”的现代含义复杂得多。
再说“经济学”。
最早使用“经济学”（法文）这个词的，是法国人蒙克莱田（1575—1621），1615年他写了一本书—《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的英文是“economics”。
1867年，日本人神田孝平把英文的“economics”翻译成三个汉字：经济学。
中国最早开设经济学的学校是北京大学，讲授者中也包括日本人，他们把这门课叫做“经济学”。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和严复先生，很早就接触到“economics”这个词，将其翻译成“计学”或“生计学”，也就是“家计之学”，不过这个译法没有被后人认可。
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和“经济学”，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日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从日本传到中国的。
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但是古代的中国人有另一个词，即“经世济民”。
“经”的本来含义是“东西之道”，如今一些内地城市仍有“经×路”这样的路名，后来引申为“治理”，所谓“经天纬地”是也。
“济”本意是“济水”，比如济水之南，就是济南，后来引申为“帮助”，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经世济民”的意思就是“治理世界，普度众生”了。而这正是一代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衣钵传承的理想。
陈岱孙先生（福建闽侯人，1900—1997，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半开玩笑：“本来嘛，我们这门学问该叫‘经世济民学’，可是李世民皇帝用了‘世民’两个字，我们就只能叫‘经济学’了。”
经济学这门学问，可以说是20世纪的显学，其根本作用是富国裕民。照理说，这样的学问一定历史悠久，可是，正相反，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乏杰出的理财专家，比如汉武帝的财政部长（大司农）桑弘羊，就向武帝建议，煮盐和制铁由政府专营，为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财力基础。他还天才地提出了“均输”和“平准”之法；杨炎，是唐德宗的宰相，最早提出“两税法”；明朝的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等。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科学。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和经济科学的关系，大概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关系。
这样的事例很多，《庄子·天下》中提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里面实际上蕴涵着极限的思想。但是，我们只知道万世不竭，而不知道“极限”。就如过去中国的道士们炼丹，但终究没有总结出化学原理，有“八卦”，可是没有“二进制”一样。
科学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抽象的学问。一门科学，必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和体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古代大臣们对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也许有不世之功，但都不系统、不规范，都不是经济学。
现代意义上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公认的是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901年严复先生就将其译成中文，只可惜，当时的中国人看到和看懂的能有几人呢？
经济学产生之后，历经几个阶段，到今天成为一座雄伟的大厦。
经济学的第一阶段是古典经济学。
所谓古典经济学，核心的一点是强调，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之后，1817年，英国人大卫·李嘉图（1772—1823）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开创了经济学的演绎法，把经济学的分析引领到科学轨道。他在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比较优势原理”。李嘉图虽然只活到51岁，但是成就不凡，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嘉图是“理论与实惠”相结合的典范，25岁时他就靠炒股票赚了200万英镑。
经济学的第二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史称“边际革命”，微积分方法被引进经济学，边际革命论者强调，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客观的劳动，而是主观的边际效用。有关边际革命的代表作有《纯粹经济学要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国民经济学原理》。
价值到底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由劳动决定，还是边际革命者强调的由边际效用决定？经济学处于分裂的状态。
1890年，英国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在他看来，商品的价格（价值），既取决于劳动等客观因素，即供给；同时，也取决于效用等主观因素，即需求。
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比如马寅初先生那时学的主要就是这本书。自由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唯一的主打歌。
经济学的第三阶段是凯恩斯经济学。
1936年，马歇尔的嫡传弟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解释了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原因。此后，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和。从其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的滞胀，即通胀和经济停滞共存，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凯恩斯也曾经炒股票给剑桥大学赚了100万英镑。
经济学的第四阶段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目前。
这一阶段，经济学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不过大体可以分为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支持的流派主要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
（1）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派。他们既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市场的作用是基本的，又承认市场有时候有缺陷，政府的干预也是必要的。这一派代表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保罗·萨缪尔森，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的美国人，构建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的《经济学》从1948年第一版到今天，都是全球流行的教材。
（2）新剑桥学派。其主要人物在剑桥大学，基本观点和新古典综合派大同小异，主要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她曾经访问过中国。罗宾逊夫人的代表作是《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主要有货币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
（1）货币主义。领袖是弗里德曼，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由主义的大师，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弗里德曼多次访问中国，2006年，他的去世震惊了世界。弗里德曼的名著包括《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等。
（2）新奥地利学派。以哈耶克等为代表，反对国家干预，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中输给凯恩斯。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享誉世界的自由主义大师，除了经济学，他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也有突出成就。哈耶克的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指责说，危机是对自由市场过度迷信，缺少监管的结果，美国和中国、欧洲国家纷纷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以图摆脱危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危机并非市场之过，而是市场作用的方式，是正常的周期性调整，现在需要的不过是要完善市场，而非政府干预，干预只会让衰退拖延，需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更加信任市场机制。
现在的经济学处于战国时代。所以，有人开玩笑说，10个经济学家，可能有11种意见，根本统一不起来。但是，必须说，经济学家们对于市场的作用，观点是高度一致的。比如，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贸易，他们的分歧只在于对宏观问题的视角有差异罢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说到经济学，就不能不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就像提到物理学，不能不提到牛顿一样。第2章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牛顿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本书把前人几乎所有关于经济问题的有价值的零星论述做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系统主张，建立起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亚当·斯密是公认的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是“近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叫卡柯尔迪(Kirkcaldy)的小镇上，是个遗腹子，他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
4岁时，亚当·斯密发生了一场意外，他被一帮吉卜赛人拐走了，是他叔叔救了他。 他的启蒙教育是在家乡完成的，幼年的他记忆力超群。
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其间的大事是得遇他的恩师，他自称最尊敬的人，道德哲学教授哈奇逊，后者引荐他结识《人性论》的作者，大哲学家大卫·休谟。
1740年，17岁的斯密骑马去牛津学院（Colleges at Oxford，非今日之牛津大学)求学，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一直到1746年。其间的生活是乏味的，亚当·斯密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还不如在格拉斯哥的日子。一个小插曲是，因为偷偷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此举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他差点被校方开除。
1748年，亚当·斯密担任爱丁堡大学的讲师。1751~1764年，他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接替哈奇逊，主要讲授伦理学。
当时伦理学所包含的范围广泛，包括神学、道德学、法学和政治学。而政治经济学，就包含在政治学中。
亚当·斯密曾经游历欧洲，有幸见到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领袖级人物，也认识了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魁奈著有《经济表》（曾经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三个发明是火、文字和经济表）]，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1759年，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出版，获学术界极高评价，跻身英国一流哲学家之列。温家宝总理几次提到，他喜欢并提倡大家阅读《道德情操论》。
1767年亚当·斯密开始着手撰写《国富论》，历经近7年，1773年完稿，1776年3月出版第一版。
1778年后，亚当·斯密与母亲定居爱丁堡，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同时，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
从他的画像中，我们发现亚当·斯密远非英俊，除此之外，他常常走神，而且有比较严重的口吃。也许，这就是大智若愚吧。
亚当·斯密终生未娶，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为孝顺，1784年他的母亲以90岁高龄去世，不过6年后，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就在爱丁堡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去世前，他烧毁了自己的全部手稿，以免误导后人！
他的墓志铭是：《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
亚当·斯密生前享有巨大的荣誉：一次，英国首相小皮特与几位重臣正在交谈，亚当·斯密被邀参加，当斯密步入室内，每个人都站起来。他说：“诸位先生，请坐！”首相却道：“我们要等您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您的门徒啊。”
《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圣经》。马克思对此书的评价是最有名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1901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1854—1921）就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原富》，也就是“财富的本原”的意思。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更不用说理解其思想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本，是20世纪70年代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精心翻译的，不过，翻译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时代的悲剧。
由于《国富论》的巨大影响力，它的风头盖过了斯密的另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其实，《道德情操论》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国富论》。《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布坎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前，即使是《国富论》也没有超越它的影响力。
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企业不讲道德的事情层出不穷。因此很多人呼吁，要读读《道德情操论》，别光知道歌颂“自私自利”的《国富论》。
还有人认为斯密的思想是矛盾的，一面在《国富论》中论证个人“自利行为”的伟大，一面在《道德情操论》中热情讴歌“利他”的重要，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悖论”。
其实这是外行的论调。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品质，而是用来说明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做出判断、控制私利的能力。整个《道德情操论》不过是想阐明： 利己的个人是如何控制自己感情的。
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仍旧是自利的，但是，社会需要某种秩序，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秩序。这是因为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控制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是说，人的利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
人能控制自己的私心，在于有同情心（孟子曾说过，凡人都有“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心、利他，也是人类的行为动机之一，虽然不是根本的动机。有了这种控制，虽然人是利己的，但是社会还是可以实现某种和谐和均衡。
斯密对著名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论述与个人的自利假设是紧密联系的。
“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仅出现了一次：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也出现了一次：
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可以协调私利和公共利益，达到一个和谐社会。所以，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一句话，人的本性只有一个—利己。
亚当·斯密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很多人影响和启发了亚当·斯密思想的形成，如哈奇逊、大卫·休谟、弗朗索瓦·魁奈、约翰·洛克（《论政府》的作者，批判“王权神授”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还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先驱们。与《国富论》出版同一年，美国签署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与亚当·斯密主张的经济自由遥相呼应。萨缪尔森认为，这两件事同时，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地位，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达尔文之于人类学，而《国富论》正恰如经济学的《圣经》，适合作为我们的枕边书之一。
第3章经济学的作用：让人更快乐
大人常常告诫孩子，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
一代代的大人，都这么告诫下一代，其实“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是人之常情，所有人都这么想。
有趣的是，大人们又同时让小孩子有理想。理想是什么？说得严重点，不过就是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罢了。
更有趣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意思是说，你的目标一定要高，这是个理论值，实际上，最后得到的，一定会差得多，所以，理想一定要高远，否则将一事无成。
人总是对现状不满意，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向往，这叫“欲望”，欲望就是心中有想要的东西。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中国人常说，“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认为人的欲望有五个层次，它们的关系是渐次递进的。
第一层次是生理上的需要。这是最低层次的欲望，包括充饥、解渴、穿衣、居住等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生存就成问题，遑论其他？人在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疯狂、犯罪。
第二层次是安全上的需要。不愁吃喝了，就在乎安全了。平安是福，我们总是祝人平安。
第三层次是感情上的需要，包括友爱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人是感情动物，人人都需要友谊和忠诚，希望得到爱，这在小孩子中最明显了；人还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且相互关心和照顾。加入某些组织、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都是出于人们感情上的需要。
第四层次是尊重的需要。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渴望获得别人和社会的承认。有人说，对别人有礼貌，是希望自己不要被冒犯。这话是有些道理的。还有人说，名利之中，他更在乎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了出名，博出位，有的人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这都反映了人们获得尊重的愿望。
第五层次也是最高层次的欲望，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人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人。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能有这个幸运，如秦始皇、曹操、梅兰芳、李连杰、姚明、拿破仑、迈克尔·杰克逊、比尔·盖茨、奥巴马等。当然你也可能不同意他们就是这类人。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提出了比自我实现更高的目标，也就是与天地合一，成为宇宙的公民。庄子和老子也许实现了这个目标，连圣人孔子都未必呢。
有人把“无欲则刚”做成条幅，挂在墙上。其实，根本做不到，不过是以前吃过太贪的亏，暂时克制一下罢了。如果诱惑足够，错误还将重演。无欲的人生，又有何趣？
有些人好像做到了，坚决抵制住了金钱、美女的诱惑，可是，撇开内心挣扎不说，他一定是用更大的欲望克服了这个较小的欲望。比如理想（也就是“义”），抑或保全性命。所以，所谓无欲，不过是一种欲望战胜了另一种欲望。
出家人有没有欲望？有！比如成仙，这欲望比我们俗人的欲望还要大。《西游记》唐僧师徒中，谁的欲望最大？不是猪八戒，猪八戒不过是好色，想娶个漂亮老婆，贪点小财。欲望最大的是看似“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唐僧，他的目标是成佛。猪八戒的欲望与其师傅相比，简直太小儿科了。
“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这是一种矫情，只要人还正常，就有欲望，只要有欲望，就会有痛苦，生活就是烦恼。而有人说，烦恼就是智慧。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我的回答是：为了快乐。
你挣钱，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快乐；唱歌、跳舞、游泳、下棋，莫不是为了快乐。
快乐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太哲学了，连哲学家都难以回答。似乎也不是人类能回答的。总是追问这个，人就要崩溃了。我们最好到此为止，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快乐这个目标已经非常高了。
痛苦是快乐的敌人。于是我们就要想办法，减少痛苦，满足欲望，获得快乐。
用什么满足欲望，克服痛苦和烦恼呢？
经济学家用一个专门的词：资源！
资源是人可以利用、满足欲望的手段。有些资源，无穷无尽，不是问题。比如空气、阳光，这是上帝的恩赐，取之不竭，这些东西不足虑，经济学家也不考虑这类资源。
但是，更多的资源，跟我们的需要相比，显得不够。这个不够的状态，经济学家叫“稀缺”。稀缺，当然是少，可是这个少，不是绝对的少，而是相对的少，相对我们要的量显得少。有必要提一下，在经济学里，大部分概念都是相对性概念。
稀缺性的资源，叫“经济资源”，得到它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土地、劳动力、资本、时间、企业家的才能，以及知识、技术等都是资源。
土地是稀缺的，城里的房子很贵，特别是像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房价高得吓人，真正是“都市居，大不易”。可是这不是因为房子本身贵，房子本身不过是砖瓦砂石，并不贵，而是土地太金贵。在北京、上海、香港的房价中，又以香港为最，因为香港的土地可谓寸土寸金，香港岛人口稠密，不得不高楼林立，而著名的香港启德机场，居然是靠填海造地修建的。
劳动力是稀缺的。虽然中国人口有13亿多，可是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却不多，农民工有2亿，但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很少。
资本是稀缺的，干什么都需要钱，没钱简直寸步难行。如果你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可是没本钱，你一定会感叹，资本是稀缺的。
企业家更稀缺，合格的企业家少之又少，所以，有些出色的，年薪可以高达千万元人民币，甚至更高。如李开复、唐骏等，我们称他们为“打工皇帝”。
时间也是稀缺的，大家都想多活几年，都觉得时间不够，不但每天只有24小时，一个人的一生也“不过百年”（长寿的记录是由法国人让娜·卡尔曼夫人创造的，121岁），如果时间不稀缺，人们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慢慢来吧。
按照《福布斯》（Forbes）发布的2009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个人，分别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净资产400亿美元，以及“股神”沃伦·巴菲特，净资产370亿美元。他们还有稀缺的问题吗？
有！他们的钱肯定是够花了，两位今后的事业主要就是往外捐钱。但是，无论是盖茨还是巴菲特，都想长寿。为了长寿，有人花钱买保健品，吃绿色食品，买跑步机，打太极拳。时间对每个人都稀缺，盖茨和巴菲特也不例外。
我们需要的资源是稀缺的，不足以满足全部的欲望。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是永恒的问题，即便将来，经济问题解决了，也一定会有其他方面的稀缺性。
有两种解决思路，其中之一是减少欲望，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痛苦。
怎么压制人的欲望呢？用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东西。比如，佛教教义提到，人活着就是受罪，好好修行，死后上天堂。信奉宗教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强的自制力，也就是压抑自己欲望的能力强。
但是，这样的办法，虽然有效，却有悖人性，让人对于生命兴味索然。古希腊有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我们前文提及，他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以及生活的年代，都相当于咱们的孔子，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有人称他是人类的第一个智者，对西方文明贡献卓著。
苏格拉底的哲学与以前的希腊哲学完全不同，以前希腊哲学告诉人们如何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宗教教义。苏格拉底的哲学却是世俗的，他说，人应该追求现世的快乐，而不是来世，因为人只有今生，没有来世。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宗教的教义说人活着就是受罪，但是，它也不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是痛苦，因为，你今生受苦，仅仅是为了来世快乐，比如进天堂。
然而，苏格拉底说没有来世，断了人们的后路，所以，人就只能追求今生的幸福和快乐了。
大哲学家罗素说过，希腊文明的突然爆发，是全部哲学史上最令人惊异的现象。西方的文明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所谓文明，就是尊重人的欲望和尊严。
可是，从公元5世纪开始，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特别是其中的前几百年，被称为黑暗时期，宗教教义重新统治人类的生活，疾病流行，城邦消失，文明停顿。
14世纪发轫于意大利，而后在15世纪扩展到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结束了中世纪的阴霾。它所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文明。
文艺复兴是艺术打头阵的，它告诉人们，追求世俗的快乐是完全正当的。看看文艺复兴艺术三杰的作品吧，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恬静迷人的微笑，拉斐尔笔下闪着慈爱光芒的圣母，米开朗基罗展示男性阳刚有力的雕塑，无不张扬着人性的光辉。
近代科学由此产生，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开始萌芽、生长，国际贸易逐渐展开，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从那时开始，人类解决欲望和痛苦的办法，不再是压抑人的欲望，而是发展生产，提供更多的满足欲望的手段。
经济学正是为此而来。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尽力克服稀缺性，更好地满足人的欲望。
经济学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
第一，生产什么?
明天就要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而心爱的女朋友非要去看《2012》，不去的话，“女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今晚的时间是一定的，不能两样都做，选择一个意味着放弃另一个，你必须做出选择，究竟用它做什么，看书还是看电影？
中国电视机产量世界第一，大飞机却一架也不生产。如果不生产电视，把资源转为生产飞机会怎么样？
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兼顾（如果能，资源就不稀缺），只能选其一，这个问题叫“生产什么”。这是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如何生产？
农民种粮，既可以用机器，也可以用人工。收割机当然比人工快，可是如果只有一亩地，还是人工好，因为机器太贵，不值得。如果是大面积耕作，当然是机器划算。所以，中国农村至今主要用人工，美国的农场则用大型机械，否则全赔钱。
比亚迪的老总王传福（2009年中国福布斯排行榜第一名）去日本学习手机电池生产，发现日本用机器人做，因为日本的人工太贵，用机器可以节约成本。他手里只有几十万元钱，日本人的方法学不了。回来后，他决定用人工生产，中国的人工便宜，他把日本机器人的那些分解动作，全部改造为人工操作，比亚迪成功了，现在比亚迪手机电池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
中国每年的会议费有3 000多亿元，有些会议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不过是确定了下次开会的日期。单就开会的形式来说，没有特别的必要，集中开会实属浪费，电视电话的方式就够了，能省很多钱。
中国邮政为什么连年亏损？居然是因为技术太先进了。引进大量的信件分拣机，结果工人下岗。信件就那么多，用机器和用人工的效果一样，可是用人工便宜，机器贵，弃人工不用，当然就亏损了。
有人很迷信技术，觉得手段越先进越好，其实，这是误解。技术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经济效率，也就是利润最大。技术只是实物形式的效率，和利润是两回事，利润是货币形式的效率。
生产（也包括消费）的方式有多种，不同方式的后果不同，这是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生产。
第三，为谁生产？
生产并不是目的，消费才是。产品只有到达消费者手里，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产品到个人手里的过程，叫做分配。如何分配，即“为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卖力干活的和偷懒怠工的，最后的报酬完全一样。
平均主义制度的假设是，大家都会努力工作，没人偷懒。开始时，大家可能积极劳动。可是，热情作为动力总是暂时的，利益才是最可靠的激励手段。
总有一天，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会发现，自己被偷懒的人剥削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结果就是大家都偷懒。在平均主义体制下，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偷懒，占别人便宜。制度存在缺陷，好人也只有做坏事的份儿。
三个问题合起来，就是著名的“资源配置”。
计划经济配置资源，采用的方法是计划。生产什么，按照事先的计划；如何生产，看计划如何规定；为谁生产，按照事先计划的分配方法。
市场经济则用价格机制解决资源配置。生产什么，要看何者的利润大；如何生产，要看哪种生产方式的成本低；谁能得到，要看谁的出价最高。
计划经济听起来是美妙的。你看，由最聪明的人组成计划部门，制定计划，只要按照计划执行就行了。
市场经济看起来不那么完美，好像没人管，任由个人发挥，无所适从似的。
计划经济的有形的手，有时会把问题搞糟。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来安排，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盛赞了这只手的美妙。
新中国建国60年，前30年是计划经济，后30年是市场经济，问题在于，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信任市场，而很多国家从来就相信市场呢？
很简单，人们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不同。如果你认为，个人的、自发的、自利的力量，比集体的、自觉的力量更大、更根本，你就会拥护市场经济，否则，就支持计划经济。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好的计划经济，比不上看起来混乱的市场经济？比如，中国的农村，原来以集体为单位生产，就不如现在的以家庭为单位好。
计划经济的计划要实现，有一个前提，必须知道每个人的欲望、需要，没有任何失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官员个个是神仙。
市场经济把决策权交给个人，靠价格传递的信息引导，个人就可以做出决策，而且可以适时调整。不要小看价格，只要价格不被压抑，就可以保证不出大事。
一个地方粮食绝收，这肯定是计划者没有料到的。怎么办？计划经济不允许人们把其他地方的粮食倒腾进来，那叫“投机倒把”，是要判刑的。只能层层上报，即使不存在有意隐瞒，在上报前，还要搜集信息，核查真假，上级在接到信息后，就要开会研究，然后制定计划，看看从哪儿调粮食过去，计划的变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定的。有了粮食，还要有调运的计划，也是个麻烦事。等粮食终于到灾区的时候，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市场经济下，情况则是这样的：粮食灾区的粮价将飞涨，这个信息很快会传递开去，得到信息的人发现了赚钱的机会，就会把粮食贩卖进来，而且只有动作快才能挣到钱。这些人虽然赚了钱，但是他们功德无量，不但让濒死的人没有饿死，还让粮食富余的人增加了收入呢！
允许市场作用，就不会饿死人，经济学是伟大的！
大人常常告诫孩子，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
一代代的大人，都这么告诫下一代，其实“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是人之常情，所有人都这么想。
有趣的是，大人们又同时让小孩子有理想。理想是什么？说得严重点，不过就是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罢了。
更有趣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意思是说，你的目标一定要高，这是个理论值，实际上，最后得到的，一定会差得多，所以，理想一定要高远，否则将一事无成。
人总是对现状不满意，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向往，这叫“欲望”，欲望就是心中有想要的东西。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中国人常说，“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认为人的欲望有五个层次，它们的关系是渐次递进的。
第一层次是生理上的需要。这是最低层次的欲望，包括充饥、解渴、穿衣、居住等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生存就成问题，遑论其他？人在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会疯狂、犯罪。
第二层次是安全上的需要。不愁吃喝了，就在乎安全了。平安是福，我们总是祝人平安。
第三层次是感情上的需要，包括友爱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人是感情动物，人人都需要友谊和忠诚，希望得到爱，这在小孩子中最明显了；人还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且相互关心和照顾。加入某些组织、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都是出于人们感情上的需要。
第四层次是尊重的需要。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渴望获得别人和社会的承认。有人说，对别人有礼貌，是希望自己不要被冒犯。这话是有些道理的。还有人说，名利之中，他更在乎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了出名，博出位，有的人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这都反映了人们获得尊重的愿望。
第五层次也是最高层次的欲望，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人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人。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能有这个幸运，如秦始皇、曹操、梅兰芳、李连杰、姚明、拿破仑、迈克尔·杰克逊、比尔·盖茨、奥巴马等。当然你也可能不同意他们就是这类人。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提出了比自我实现更高的目标，也就是与天地合一，成为宇宙的公民。庄子和老子也许实现了这个目标，连圣人孔子都未必呢。
有人把“无欲则刚”做成条幅，挂在墙上。其实，根本做不到，不过是以前吃过太贪的亏，暂时克制一下罢了。如果诱惑足够，错误还将重演。无欲的人生，又有何趣？
有些人好像做到了，坚决抵制住了金钱、美女的诱惑，可是，撇开内心挣扎不说，他一定是用更大的欲望克服了这个较小的欲望。比如理想（也就是“义”），抑或保全性命。所以，所谓无欲，不过是一种欲望战胜了另一种欲望。
出家人有没有欲望？有！比如成仙，这欲望比我们俗人的欲望还要大。《西游记》唐僧师徒中，谁的欲望最大？不是猪八戒，猪八戒不过是好色，想娶个漂亮老婆，贪点小财。欲望最大的是看似“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唐僧，他的目标是成佛。猪八戒的欲望与其师傅相比，简直太小儿科了。
“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这是一种矫情，只要人还正常，就有欲望，只要有欲望，就会有痛苦，生活就是烦恼。而有人说，烦恼就是智慧。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我的回答是：为了快乐。
你挣钱，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快乐；唱歌、跳舞、游泳、下棋，莫不是为了快乐。
快乐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太哲学了，连哲学家都难以回答。似乎也不是人类能回答的。总是追问这个，人就要崩溃了。我们最好到此为止，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快乐这个目标已经非常高了。
痛苦是快乐的敌人。于是我们就要想办法，减少痛苦，满足欲望，获得快乐。
用什么满足欲望，克服痛苦和烦恼呢？
经济学家用一个专门的词：资源！
资源是人可以利用、满足欲望的手段。有些资源，无穷无尽，不是问题。比如空气、阳光，这是上帝的恩赐，取之不竭，这些东西不足虑，经济学家也不考虑这类资源。
但是，更多的资源，跟我们的需要相比，显得不够。这个不够的状态，经济学家叫“稀缺”。稀缺，当然是少，可是这个少，不是绝对的少，而是相对的少，相对我们要的量显得少。有必要提一下，在经济学里，大部分概念都是相对性概念。
稀缺性的资源，叫“经济资源”，得到它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土地、劳动力、资本、时间、企业家的才能，以及知识、技术等都是资源。
土地是稀缺的，城里的房子很贵，特别是像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房价高得吓人，真正是“都市居，大不易”。可是这不是因为房子本身贵，房子本身不过是砖瓦砂石，并不贵，而是土地太金贵。在北京、上海、香港的房价中，又以香港为最，因为香港的土地可谓寸土寸金，香港岛人口稠密，不得不高楼林立，而著名的香港启德机场，居然是靠填海造地修建的。
劳动力是稀缺的。虽然中国人口有13亿多，可是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却不多，农民工有2亿，但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很少。
资本是稀缺的，干什么都需要钱，没钱简直寸步难行。如果你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可是没本钱，你一定会感叹，资本是稀缺的。
企业家更稀缺，合格的企业家少之又少，所以，有些出色的，年薪可以高达千万元人民币，甚至更高。如李开复、唐骏等，我们称他们为“打工皇帝”。
时间也是稀缺的，大家都想多活几年，都觉得时间不够，不但每天只有24小时，一个人的一生也“不过百年”（长寿的记录是由法国人让娜·卡尔曼夫人创造的，121岁），如果时间不稀缺，人们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慢慢来吧。
按照《福布斯》（Forbes）发布的2009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个人，分别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净资产400亿美元，以及“股神”沃伦·巴菲特，净资产370亿美元。他们还有稀缺的问题吗？
有！他们的钱肯定是够花了，两位今后的事业主要就是往外捐钱。但是，无论是盖茨还是巴菲特，都想长寿。为了长寿，有人花钱买保健品，吃绿色食品，买跑步机，打太极拳。时间对每个人都稀缺，盖茨和巴菲特也不例外。
我们需要的资源是稀缺的，不足以满足全部的欲望。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是永恒的问题，即便将来，经济问题解决了，也一定会有其他方面的稀缺性。
有两种解决思路，其中之一是减少欲望，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痛苦。
怎么压制人的欲望呢？用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东西。比如，佛教教义提到，人活着就是受罪，好好修行，死后上天堂。信奉宗教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强的自制力，也就是压抑自己欲望的能力强。
但是，这样的办法，虽然有效，却有悖人性，让人对于生命兴味索然。古希腊有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我们前文提及，他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以及生活的年代，都相当于咱们的孔子，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有人称他是人类的第一个智者，对西方文明贡献卓著。
苏格拉底的哲学与以前的希腊哲学完全不同，以前希腊哲学告诉人们如何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宗教教义。苏格拉底的哲学却是世俗的，他说，人应该追求现世的快乐，而不是来世，因为人只有今生，没有来世。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宗教的教义说人活着就是受罪，但是，它也不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是痛苦，因为，你今生受苦，仅仅是为了来世快乐，比如进天堂。
然而，苏格拉底说没有来世，断了人们的后路，所以，人就只能追求今生的幸福和快乐了。
大哲学家罗素说过，希腊文明的突然爆发，是全部哲学史上最令人惊异的现象。西方的文明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所谓文明，就是尊重人的欲望和尊严。
可是，从公元5世纪开始，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特别是其中的前几百年，被称为黑暗时期，宗教教义重新统治人类的生活，疾病流行，城邦消失，文明停顿。
14世纪发轫于意大利，而后在15世纪扩展到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结束了中世纪的阴霾。它所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文明。
文艺复兴是艺术打头阵的，它告诉人们，追求世俗的快乐是完全正当的。看看文艺复兴艺术三杰的作品吧，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恬静迷人的微笑，拉斐尔笔下闪着慈爱光芒的圣母，米开朗基罗展示男性阳刚有力的雕塑，无不张扬着人性的光辉。
近代科学由此产生，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开始萌芽、生长，国际贸易逐渐展开，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从那时开始，人类解决欲望和痛苦的办法，不再是压抑人的欲望，而是发展生产，提供更多的满足欲望的手段。
经济学正是为此而来。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尽力克服稀缺性，更好地满足人的欲望。
经济学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
第一，生产什么?
明天就要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而心爱的女朋友非要去看《2012》，不去的话，“女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今晚的时间是一定的，不能两样都做，选择一个意味着放弃另一个，你必须做出选择，究竟用它做什么，看书还是看电影？
中国电视机产量世界第一，大飞机却一架也不生产。如果不生产电视，把资源转为生产飞机会怎么样？
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兼顾（如果能，资源就不稀缺），只能选其一，这个问题叫“生产什么”。这是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如何生产？
农民种粮，既可以用机器，也可以用人工。收割机当然比人工快，可是如果只有一亩地，还是人工好，因为机器太贵，不值得。如果是大面积耕作，当然是机器划算。所以，中国农村至今主要用人工，美国的农场则用大型机械，否则全赔钱。
比亚迪的老总王传福（2009年中国福布斯排行榜第一名）去日本学习手机电池生产，发现日本用机器人做，因为日本的人工太贵，用机器可以节约成本。他手里只有几十万元钱，日本人的方法学不了。回来后，他决定用人工生产，中国的人工便宜，他把日本机器人的那些分解动作，全部改造为人工操作，比亚迪成功了，现在比亚迪手机电池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
中国每年的会议费有3 000多亿元，有些会议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不过是确定了下次开会的日期。单就开会的形式来说，没有特别的必要，集中开会实属浪费，电视电话的方式就够了，能省很多钱。
中国邮政为什么连年亏损？居然是因为技术太先进了。引进大量的信件分拣机，结果工人下岗。信件就那么多，用机器和用人工的效果一样，可是用人工便宜，机器贵，弃人工不用，当然就亏损了。
有人很迷信技术，觉得手段越先进越好，其实，这是误解。技术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经济效率，也就是利润最大。技术只是实物形式的效率，和利润是两回事，利润是货币形式的效率。
生产（也包括消费）的方式有多种，不同方式的后果不同，这是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生产。
第三，为谁生产？
生产并不是目的，消费才是。产品只有到达消费者手里，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产品到个人手里的过程，叫做分配。如何分配，即“为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卖力干活的和偷懒怠工的，最后的报酬完全一样。
平均主义制度的假设是，大家都会努力工作，没人偷懒。开始时，大家可能积极劳动。可是，热情作为动力总是暂时的，利益才是最可靠的激励手段。
总有一天，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会发现，自己被偷懒的人剥削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结果就是大家都偷懒。在平均主义体制下，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偷懒，占别人便宜。制度存在缺陷，好人也只有做坏事的份儿。
三个问题合起来，就是著名的“资源配置”。
计划经济配置资源，采用的方法是计划。生产什么，按照事先的计划；如何生产，看计划如何规定；为谁生产，按照事先计划的分配方法。
市场经济则用价格机制解决资源配置。生产什么，要看何者的利润大；如何生产，要看哪种生产方式的成本低；谁能得到，要看谁的出价最高。
计划经济听起来是美妙的。你看，由最聪明的人组成计划部门，制定计划，只要按照计划执行就行了。
市场经济看起来不那么完美，好像没人管，任由个人发挥，无所适从似的。
计划经济的有形的手，有时会把问题搞糟。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来安排，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盛赞了这只手的美妙。
新中国建国60年，前30年是计划经济，后30年是市场经济，问题在于，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信任市场，而很多国家从来就相信市场呢？
很简单，人们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不同。如果你认为，个人的、自发的、自利的力量，比集体的、自觉的力量更大、更根本，你就会拥护市场经济，否则，就支持计划经济。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好的计划经济，比不上看起来混乱的市场经济？比如，中国的农村，原来以集体为单位生产，就不如现在的以家庭为单位好。
计划经济的计划要实现，有一个前提，必须知道每个人的欲望、需要，没有任何失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官员个个是神仙。
市场经济把决策权交给个人，靠价格传递的信息引导，个人就可以做出决策，而且可以适时调整。不要小看价格，只要价格不被压抑，就可以保证不出大事。
一个地方粮食绝收，这肯定是计划者没有料到的。怎么办？计划经济不允许人们把其他地方的粮食倒腾进来，那叫“投机倒把”，是要判刑的。只能层层上报，即使不存在有意隐瞒，在上报前，还要搜集信息，核查真假，上级在接到信息后，就要开会研究，然后制定计划，看看从哪儿调粮食过去，计划的变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定的。有了粮食，还要有调运的计划，也是个麻烦事。等粮食终于到灾区的时候，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市场经济下，情况则是这样的：粮食灾区的粮价将飞涨，这个信息很快会传递开去，得到信息的人发现了赚钱的机会，就会把粮食贩卖进来，而且只有动作快才能挣到钱。这些人虽然赚了钱，但是他们功德无量，不但让濒死的人没有饿死，还让粮食富余的人增加了收入呢！
允许市场作用，就不会饿死人，经济学是伟大的！
第4章《国富论》：它说了什么全世界所有学经济学的人，都必须读《国富论》。即使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甚至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常常自称，他们仍会不时地拿起这本书，重温那些有趣而重要的观点，以免迷失在浩繁的数学公式和技术细节中。
了解经济学，必须先了解《国富论》。
要告诉诸位的是，《国富论》虽然是伟大的，但是，并非呆板之作，它首先是一部18世纪下半期英国社会的风情画卷，十分有趣。
《国富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著作，共分为五篇。
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注意整个这部书的标题，《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所谓财富的性质，就是说财富究竟是什么东西；所谓原因，是指它的来源，财富是怎么来的。
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
财富的来源，途径有两条，其中一条是提高劳动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要提高劳动生产力，首先要进行分工。分工，就是每个人只干一部分工作，即自己最拿手的，而不是样样都来。“干部”这个词也是从日本传进来的，本意就是“干一部分工作”。
分工的目的，是节约时间，节约时间就是延长生命，对于生命短暂的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比延长生命更重要呢?
分工如何节约时间呢？有经济学家写道，刑警节约了人们打架的时间，交通警察节约了堵车的时间，教师节约了人们重复体验的时间，牧师节约了人们研读《圣经》的时间，家庭节约了人们养育下一代的时间，等等。
《国富论》的前三章都在谈分工。斯密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分工是如何提高生产力的，最生动的当属“制作扣针”。
一个劳动者……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
斯密认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差异，所以人类都有交换的倾向，即给我我所要的吧，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他说，哪怕乞丐，都主要靠交换而非施舍活着，因为乞丐所得到的不见得就是他所要的，他必须再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这种倾向，必然导致分工的形成。
我们以滑冰为例说明分工之妙。开始滑的时候，为什么会摔倒？因为你太紧张，所谓紧张，就是脑细胞没有分工，都想指挥你的双腿、双脚，后来，你能滑得很好，体会到滑冰之乐趣，而且还能同时听听音乐什么的。这是因为，你的脑细胞做了分工，只有一部分指挥你滑冰，其他的照旧各司其职。
斯密还谈到了货币的作用，认为货币的作用有：流通手段，也就是交换的中介，这是主要的，此外，还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功能。注意，斯密说的货币和马克思说的货币，都是铸币，而非纸币，它们自身是有价值、可以储藏的。现在我们对货币的认识，也不过如此吧。
《国富论》的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增加的第二条途径，是增加总人口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斯密重视劳动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忽视资本，他认为分工的前提是有资本，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分工越细，需要的工具越多。劳动力只有与机器相结合，才能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
《国富论》的第三篇是“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这一篇实际上是讲欧洲各国的经济史。如果您对经济史不感兴趣，尽可略去不读。
用经济学解释经济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课题。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就是凭“新经济史”得奖的。他用自己的经济学方法，重新解释了欧洲各国的兴起，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有效的私人财产制度，是一国兴起的根本所在，所以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产权。
《国富论》第四篇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其核心是批判当时流行的两种学说：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始于15世纪，盛行于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这个词是亚当·斯密创造的。重商主义，顾名思义就是重视商业。人们发现，生产不一定赚钱，但“贱买贵卖”一定能赚钱，所以，财富不是生产创造的，而是交换出来的，这种观点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重商主义学派经历了早期的重金主义和晚期的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
重金主义者把金银和财富等同，认为金银就是财富，财富即金银。现在看起来有些可笑，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还算正常。
贸易差额论者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因为如果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开展贸易，并不会增加一国的金银，不过是一国内部人们的此多彼少罢了。一个国家要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就必须获得顺差，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重商主义的理论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大家都想出口，不允许进口，出口的东西到哪里去呢？所以，重商主义实际上鼓吹的是用战争的办法掠夺别国财富。马克思曾经说：“重商主义只有一点是对的，即它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的使命是赚钱。”
如果您有心，是不是觉得，中国当前也存在某种“重商主义”的情结呢？
正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时候，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在第四篇的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
重农主义（physiocracy，也称重农学派），是18世纪后期流行于法国的经济理论，其领袖是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医师，医学博士，曾经让人起死回生。晚年（60多岁）的时候，魁奈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国王的情妇庞帕多尔夫人的友谊。
魁奈得到国王的尊重，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信徒，他们之中有的做了省长，实际推行他的主张，所以，重农主义思想对法国当世以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重农主义认为，唯有农业是创造财富的产业，其他产业，如制造业，不过是已有东西的排列组合，并不创造任何新东西。比如，一把椅子，不过是把林中的树木分解组合的结果，没有任何新的因子。而农业则迥然不同，农业生产可以创造出大量的新东西，是真正增加社会财富的产业，农民的劳动是唯一有价值的劳动。
从表面来看，这并不荒谬。我们小时候读过一首诗：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一粒种子下地，可以收获万颗子，农业产生了剩余，只有剩余，才能增加社会财富，这不是很神奇吗？
以此推之，社会的其他阶级，如手工业者、艺术家、医生，都是靠农业养活的。
魁奈最主要的著作是《经济表》，以资本主义化了的农业为背景，分析了整个法国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也就是完整的生产循环过程。这对后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总资本流通和再生产有直接的影响，对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也有很大的启示。
魁奈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推崇孔子和孔子的学说，这也是当时法国思想界的时髦，魁奈本人就写过《孔子简史》。
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仅仅把交换看做财富源泉的偏见，也反对重农主义只有农业才创造价值的谬论，斯密在《国富论》开篇的第一句便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国富论》的最后一篇，即第五篇，是“论君主或国王的收入”。这一篇说的是财政问题，在说完了市场作用之后，最后对政府行为进行探索。
斯密认为，君主或者政府有三个义务。
第一个义务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为此，要建立国防。
第二个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机构。
第三个义务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包括教育在内。
今天大家都知道，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财政，提供公共品，维护社会正义，而《国富论》最早探讨了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政府做事，得有收入，接着，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
第一，平等。“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不管贵贱，都要纳税，免税特权应该废除，原因在于过去的贵族阶级是不纳税的。
第二，确定。“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
第三，便利。“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纳税的环节、方式，要考虑到纳税人的方便，不要捣乱。
第四，节省。“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
这四项原则，直到今天，仍是指导各国税收的圭臬。
总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论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分配论，论证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并论述了自由贸易理论，匡正了过往理论的谬误，提出了政府行动的范围和赋税的基本原则。这一切，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斯密在书中还三次提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土地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500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做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
中国下层人民的穷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的邻近地区，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所，长年累月生活在河港的小渔船上。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极端贫乏，以至于任何一条欧洲轮船上扔下的最肮脏的残余食物都成为他们渴望打捞的对象。
然而，中国虽然可能是停滞了，不过似乎还并未后退。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城镇，也没有曾经开垦过的土地荒芜。
本书里有些警句，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对自己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要更普遍些。”
“每一个人，对得利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都做了过低评价。”当我们炒股票没有见好就收，以致亏损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肯定会有所感悟。
当然，任何书都有缺点，《国富论》最明显的缺陷也许是唆，有人就说过，如果你隔几十页读，意思还是连贯的。也难怪，斯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书能够成为经典的著作，开创经济学，他不过是随性写作而已。初创的伟大作品，都有粗糙的毛病。
我喜欢《国富论》这样的书，有生活味道，有现场感。
你也买一本读读吧。
第5章经济学的假设：经济学是科学吗
如果猪肉价格上涨了，人们会少买猪肉。这话对不对？
不一定对。如果猪肉价格上涨了，牛肉、鸡肉等其他肉的价格也上涨了，而且涨得更多，又或者人们的收入也增长了，而且超过了猪肉价格的上涨幅度，那么，人们不但不会少买猪肉，相反，还会增加。
所以，说话一定要讲究条件。
经济学也有类似问题。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或者说是人自身。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都跟人有关。这么多学问加在一起，也没有把人说清楚，实际上，也根本说不清楚。
每门学问关注的都只是人类的某一方面，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人争取自己利益的一面。
研究人，就要先亮明自己对人的行为的看法。
世界上的人太多，中国人口就有13亿以上。而且龙生九子各不同。要研究这些不同的人的行为，就要把他们简化成一样的人，进行“标准化”处理。所以，只能进行简化，关注人的某一方面—共同的方面。
经济学关注的是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方面。
经济学把人标准化的方法是假设：每个人，都在给定的约束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注意，经济学不但假设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是别人的利益，而且还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也就是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上最有名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一点上，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
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从这里展开的，经济学大厦的地基就是这个假设，否定了它，经济学大厦将立刻倾倒。
有人说，这个假设不好，不符合实际。那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假设，为什么要假设。
近代科学之父、实验物理学的先驱伽利略（1564—1642），曾经在比萨斜塔做了个有名的实验。他把重量不同的金属球同时向下抛，结果两球同时坠地。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个实验，推翻了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教条（耳听的东西），即重的东西下落速度快，轻的速度慢。
但是，伽利略的结论要成立，不同重量的球要同时坠地，有没有什么前提？
有。这个前提就是没有空气阻力。否则，如果一个是铁球，一个是纸片，那么肯定是铁球也就是重的先坠地。
为什么在伽利略那里，两个球同时坠地？就是因为虽然这时有空气阻力，但是对金属球来说，这个阻力太小，可以忽略。当铁球和纸片一块扔时，空气阻力就不能再忽略了，伽利略的结论就不对了。
因此，伽利略定律以及任何科学，都是有假设的。牛顿力学的假设是绝对的时空观，时间和空间都是绝对的。相对论打破了这个假设，但是相对论也有自己的假设：光速不变。
假设好比环境，环境变，人和事都跟着变，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世界是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认识世界，包括认识人本身，人的智力和认识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只好暂且忽略掉不那么重要、无关宏旨的东西，集中精力研究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假设的由来。
忽略掉很多方面，会不会让结论太离谱？这就要看你是怎么忽略的，如果把最重要的忽略了，肯定会让结论离谱。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伽利略定律就忽略了空气阻力，可是伽利略定律不是照样很管用吗？根本的问题是，如果不忽略，一切无从谈起。
经济学也一样，对复杂的人，必须进行假设处理。那么，把人称做利己的动物，只是为了自己好的动物，是不是可靠呢？
首先，人确实有利己的行为，而且十分普遍。
我们知道，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不过，荀子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至少是可以教化的。人有毛病，但是可以做到完善自身。在孟子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好人。通过复古，克己复礼，以德治国，可以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就可以和谐有序了。法家的做法相反，他们主张奖励耕战，毁弃诗书，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法制，尤其主张严刑峻法。法家认为人性不是本善，而是本恶的（他们吸收了荀子的学说）。
比如，法家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就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他在解释人为什么自私时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说林》）
这话听起来惊心动魄。不先穿暖、吃饱，生存都不能，还谈得上什么呢？吃饭、穿衣，这是基本的利己。
韩非还证明说：“鳢似蛇，蚕似蝎。人见蛇则惊骇，见蝎则毛起。渔者持鳢，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贲、诸，都是古时勇猛的大力士。）（韩非《说林》）
中国人常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生存的智慧。
其他条件都一样，一个工作每月5 000元，另一个每月2 000元，你挑哪个？自然是5 000元的工作吧。
遇到强盗，要抢你的钱包，否则就要你的命。你有很多选择，可是最理智的，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要命不要钱。
《墨子·大取篇》说：“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墨家主张，人行为的规则就是“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这与英国人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何其相似！
在这个角度，法家是严格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哲学。
尽管利己是如此昭彰而普遍，难道就没有例外吗？肯定有。人有利己的动机和行为，也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在一个家庭内部，大家互相关爱，和睦的基础是利他。但是，当与别的家庭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又是利己的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才表现出利他。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经济学把个人和家庭看做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个人就是家庭，家庭就是个人。
战争的时候，年轻人为国牺牲，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利他。在平时，经济困难时期，让他们生活水平下降，做些牺牲，跟战争牺牲没有不同，可是人们不愿意，这是利己。
聪明人经常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情，这句话道出了利他的本质，我是为了得到，为了自己好，不得不先利他。
争取我所属的集体的利益，最终却是为了增大个人的利益。所以，有“单位腐败”之说。
实际上，离开了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什么集体的利益可言，否则既不符合现实 ，也不符合逻辑。
利己看来比利他更根本。
正是因为真正的利他太少，如母亲爱儿子，个人爱单位，都不是纯粹的利他。只有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他行为，所以，利他主义者才成为人们所仰慕、学习的对象。物以稀为贵。
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他认为自私也好，利他也好，都是由人的基因（可遗传特性）决定的。
动物界的自私更明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烂泥。鹰吃蛇，蛇吃蛙，蛙吃蝗虫，蝗虫吃植物。动物们为了自己生存，就要以其他动物的生命作代价。人类社会在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如战争。
人类社会虽然也存在自利的冲动，但是，人的聪明和伟大之处在于，人类发明了制度，使得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不但不损害，甚至可以增加他人的利益。
这个制度就是市场，我们前边已经引用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
在斯密看来，自利并不可怕，根本用不着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反而应该放心和欣慰，因为自利导致的结果比利他还要好。
这个奇妙结果的出现是因为市场，尤其是其中的价格机制，在背后默默地引导人们朝向同一个方向，即利他。
充满自利的人的市场，不是混乱，而是有秩序，它导向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定要注意，人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的前提，是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完全正当的，对整个社会来讲，也是好事。
陈独秀说过：“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便没有什么罪恶。”
大家可能知道，沃尔玛公司是《财富》500强排行榜的头把交椅。人们喜欢去沃尔玛买东西，是因为它的东西便宜。当然，买的没有卖的精，虽然便宜，也还是能赚钱的，便宜是相对的。人们到沃尔玛买东西，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便宜，消费者才喜欢。
可是，沃尔玛不是为了消费者才卖得便宜，它是为了自己好，为了自己的股东赚更多的钱，才这样做的。要不怎么居于《财富》500强之首呢？要让自己好，做大做强，就得对别人好，对消费者好。
你看，沃尔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结果是消费者满意、高兴。这里的奥妙在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超市很多，如果你卖得贵，就把消费者赶到其他地方去了。
有人说，做好事，不是为了自己好，而是为了别人好。是的，在客观上确实是为了别人好。不过，如果问问做好事的人，他们做了好事有什么感觉，他们会说，自己觉得很幸福，很高兴。在主观上，他们也是为了自己好。否则，就没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做好事。
有人问：“如果每个人都为了别人好出发，对社会难道不更好吗？”
问得好！如果买东西的追求价格越高越好，卖东西的追求价格越低越好，这个世界是否更美好？
你自己去市场试试，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一幕。
这样的话，双方都是在追求对方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是永远成交不了。不能成交，就不会再生产了，停止了生产，人类也不能继续生存。
如果买方追求价格越低越好，卖方相反，追求价格越高越好，就可以迅速成交。社会才会相安无事，继续向前走。
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一点坏事，也就是损人利己的事。也不可能只做坏事，而一点好事也不做。人是个混合体，或许像有人说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有句话说得比较温和、实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义利之辨，已经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到现在还纠缠不清。所谓义，就是利他的行为，而利就是利己。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君子应该追求义，小人才斤斤计较于利。孟子更说君子应该舍身（利的极端体现）而取义。
但是，墨子却认为“义，利也”，义的本质就是利。墨家以利为基础，给道德下定义，“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