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夜阑话韩柳》金性尧

这次开卷重读,不免再次被书中所述先贤诗人的忠诚和义举所感动,举一例:柳宗元于唐顺宗时,曾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受到打击而失败。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又改柳州刺史。当他将贬柳州时,刘禹锡也将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市),他因与禹锡是同年及第,又看到刘母在堂,一去势将母子永诀,便要求对调。后来大臣也为禹锡申请,遂改任连州。父亲在《政见与友情》一文中评论道:“仅此一举,其人足传。”又云:“(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是纯粹的散文,却是以诗人的忠诚和激情,追溯亡友的风义和委屈。凡是优秀的抒情文,也必寓有诗的气质。”还说:“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和祭文,曾经受到别人的指摘,因为宗元是逐臣,即使在一瞑之后,还应该避嫌疑,但韩愈还是写下来了。韩愈对宗元有不满处,因为宗元参加过为韩愈痛恨的王叔文集团,《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宗元‘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便是惋惜中含责备之意。在这一点上,两人的政见是不同的,但政见归政见,友情归友情,作为两者之间的枢纽是正直。诗人才有此心声。”父亲当年的评论是客观公允的,是真正了解诗人的人格品性的。也正因了父亲那些文史随笔中的随处可见的点睛之评,更增添了他的文字的深刻性和渗透力。

书中《永州二寺》一文的末尾有这样一段:“他(柳宗元)的《与崔策登西山》有云:‘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诗意先叙贬逐之苦,使自己闭塞得连精深奥妙的道理也害怕领会,下两句隐喻孤独带来的愁闷,因而希望崔策能长留于此,以消解他的百结愁肠。这诗是废居八年后作的,但崔策是不可能长留的,最后还是离他而去,宗元曾作序送他。诗人也更为寂寞了。人有时需要寂寞,然而寂寞过久,那滋味也是难以经受的,何况是诗人!”父亲这里评介柳宗元是寂寞的,因他自己有深切的感受。父亲晚年因种种原因是非常寂寞的,但也正因为“有时需要寂寞”,才写出了那么多至今都颇受读者喜爱的文字,“然而寂寞过久,那滋味也是难以经受的”,何况是像父亲那样“聪明,有才气”(王任叔在父亲二十三岁时对他的评价)的作家,所以他会得忧郁症;但也正因为“寂寞”“忧郁症”的煎熬,他的文字才更孤傲、通达,他的评论也更锐利、深刻;也更迫使他勤于笔耕,视写作为生命、为唯一乐趣,才留下这飘逸着笔墨清香的600万文字,并涌动着愈久弥香的生命力!

最后,录此书封底的一段或许出自父亲亲撰的文字,作为对此书的简介:

韩愈、柳宗元,为中唐文坛的两大巨擘,合作推动的古文运动,波澜壮阔,唯陈言之务去,一洗雕琢骈俪、理气不足的六朝文风,文起八代之衰。

诗作方面,韩诗诡奇、跌宕,后世以为晦涩、然亦另辟蹊径,骨力尽现;柳诗清高、悠远,将山水诗发扬光大,成一代的风流,亦世无异议。

本书即以诗作为主,贯串韩、柳的生平事、升沉起落、以简短有力的篇幅、缕缕细述,力求重现诗人的人格面貌。

注:以上摘自本书《写在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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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性尧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韩愈、柳宗元为中唐文坛的两大巨擘,二人合作推动的古文运动、波澜壮阔、唯陈言之务去,一洗雕琢骈俪的六朝文风,文起八代之襄。 诗作方面,韩诗诡奇、跌宕、后世以为晦涩,然亦另辟蹊径,骨力尽现;柳诗清高、幽远,将山水诗发扬光大,成一代的风流,亦世无异议。 本书即以诗作为主,贯串韩、柳的生平事迹、升沉起落,以简短有力的篇幅,缕缕细述,力求重现诗人的人格面貌。

作者简介

金性尧(1916—2007),浙江定海人,当代古典文学家。青年时代参加校勘《鲁迅全集》,编辑《鲁迅风》,主编《文史》。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著有《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三国谈心录》《清宫掌故》《清代笔祸录》等,以及《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等古诗选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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