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 《庆祝无意义》是米兰·昆德拉在长达十年的小说创作空白期之后的最近一部小说，是作家“全部作品出人意料的概括。一个奇特的概括。奇特的收尾”。整部小说像是一出喜剧，一出滑稽剧，巴黎拉丁区的卢森堡公园就是舞台。阿兰、拉蒙、夏尔和凯列班四个好朋友轮番登场，顺着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生活故事、他们三三两两的谈话，引出了巴黎街头的花季少女、市民热捧的夏加尔画展、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尿急的温情人物、自杀未遂转而杀人的母亲、闹哄哄的鸡尾酒会以及天堂纷纷堕落的天使……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疯癫异常的人间喜剧。
六月的一个早晨，阿兰走在巴黎一条街道上，看到很多穿着低腰裤、露脐装的女人。看着她们裸露的肚脐，阿兰既觉得迷人，又感到困惑，情色不再以女人的大腿或乳房而是以女人的肚脐作为诱惑的中心，这意味着什么呢？
小说这样开篇，一场嬉笑怒骂的喜剧由此上演，围绕卢森堡公园这个舞台中心，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好朋友轮番登场，顺着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生活故事、他们三三两两的谈话，引出了巴黎街头的花季少女，市民热捧的夏加尔画展，斯大林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尿急的苏维埃傀儡主席，自杀未遂却杀人的母亲，以及天堂纷纷堕落的天使……舞台上演着一部热闹非凡的人间喜剧，幕后却隐藏着作者冷静洞察的智慧：生与死、严肃与荒诞、历史与忘却、现实与梦境，昆德拉让我们在笑中漂浮，为世间的无意义狂欢。
作者介绍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一九二九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一九六七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从此奠定在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一九七五年，昆德拉离开捷克，定居法国。昆德拉曾于一九七三年凭借《生活在别处》获得美第奇外国文学奖，一九八五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二〇〇一年获得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
85 岁的米兰•昆德拉今年高调回归，以新书《庆祝无意义》填补了过去十年的小说空白期。此书延续了昆德拉一直以来的书写风格，狡黠、悖谬、荒诞、刻薄，及内容的恣肆散漫：鸡尾酒会、康德和叔本华之争、斯大林和他的革命小伙伴、天使堕落，等等。而标题“无意义”已然勾勒出其一生创作的轨迹，因而，这本书也可说是昆德拉的终结之书、总结之书。
昆德拉为何如此青睐“无意义”？我们不妨追根溯源，回到 1967 年，讲讲该年昆德拉发表的处女作《玩笑》。小说主人公路德维克暗恋同班的一个美丽女同学，但又不愿意说破，于是他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不写诗，不调情，而是发了一通调侃当局的俏皮话。那时的年轻人就像把捡到的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的小朋友一样单纯，因此这张明信片被立即检举揭发，从隐匿的告白一路升格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昆德拉揭示人们如此热衷于在“无意义”的事物上添加意义，竟使一个玩笑生出无穷的枝蔓。他没有想到的是，1968 年苏联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他的命运近乎神奇地复制了路德维克的命运——《玩笑》从玩笑变成大毒草，遭批判、查禁，作者的人身受到监控，在捷克，他的书很难再出版了。
更出乎昆德拉意料的是，《玩笑》在西方还被贴上一个“反极权”的光荣标签，这对他而言就像把玩笑开成真理一样荒唐。他日后的创作将同样针对体制异议者的反抗激情，发出最谐谑、最质疑的讪笑，并斥之为“媚俗”。人们对此难免困惑，问昆德拉你到底是体制的附议者还是异议者？1983 年，已定居法国 8 年，并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荣登畅销书榜的昆德拉，对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已感到无比厌倦。他向前来采访、喋喋不休的《巴黎评论》记者发出了他那非常著名、非常昆德拉式的抢白：“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对他来说，读者、媒体或者研究者不是通过作品本身，而是探究其个性、政见和私人生活，来理解他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媚俗”。
在这一期的《巴黎评论》中，昆德拉对“媚俗”作出了如下定义：媚俗是对无价值存在的完全否定。他以人们误读卡夫卡举例说：“他们不让自己着迷于卡夫卡无与伦比的想象，反而寻找着寓言，得出的结论除了陈词滥调什么也没有：生活是荒诞的（或它不是荒诞的），上帝是不可触的（或可触的），等等。对于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你什么也理解不了，如果不能懂得想象本身就有价值。”但人们对艺术的理解一直无可救药地停留在“寓言”（社会价值）的层面——还有经济价值，这一点昆德拉忘了提——也因此，一个真正懂得玩笑就是玩笑、想象就是想象，而不是附加任何“寓言”的人，或者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是多么难能可贵。
为了说明这种可贵，昆德拉在《庆祝无意义》中写了这样一出非常极端，乃至十分诛心的情节。小说有四位主人公，拉蒙、夏尔、凯列班、阿兰，他们分别出生于斯大林死前几年、死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夏尔讲了个关于斯大林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斯大林在盥洗室中，向政治局的同志们讲述自己打鹧鸪的经历。子弹有 12 发但鹧鸪有 24 只，他打死 12 只，然后怎么办呢？他来回走上 26 公里取来 12 枚子弹，发现余下 12 只鹧鸪仍然停在同一棵树上，最后他将它们都打死了。斯大林讲完故事后说声抱歉然后悄悄溜进自己独享的卫生间，把耳朵贴在墙板上，他的同志们是啥反应呢？——“撒谎！撒谎！撒谎！”
《回忆录》和鹧鸪的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昆德拉向我们丢过来一个十分烫手的山芋。政治局的同志们说这是“撒谎”，这是我们预期中的一个反应。那么，在阿兰和他同样 90 后的女朋友玛德兰那里，又是一个什么反应呢？他们哈哈大笑，说这是斯大林开的一个玩笑啊！那帮老头子怎么这么蠢？！也许，放到我们的语境中，这伙年轻人简直太没心没肺了，竟然对斯大林让他们的先辈吃上那么多苦头无动于衷！但我们必须注意，时移世易之后，同样一桩事件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当年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代讳莫如深、别具意味的事件，在一个不知斯大林为何许人的新时代会渐渐褪去其迷彩，而彰显出本色：玩笑，终究只是一个玩笑。除此之外，昆德拉还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反应，即斯大林在知识阶层（特别是权力阶层）的描摹中，日益僵化为“罪犯中的罪犯”。在昆德拉看来，这种贴标签的化约式表述如同政治局同志们嚷嚷的“撒谎”，简直是同一枚“媚俗”硬币的两面，看似相去甚远实则贴心贴背。
昆德拉 1975 年离开捷克定居法国，1995 年发表首部法语小说《慢》，此后他一直坚持用法语创作。对他的同胞来说，一个用法语写作的捷克作家很难称得上是“捷克作家”，因而在千禧年评选在世最具代表性的捷克作家时，很多人选择了伊凡•克里玛而不是米兰•昆德拉。但我们必须记住，正是昆德拉而不是克里玛（当然这也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将某种特定年代的特定心理，上升为一种跨越一时一地的具普世价值的东西。在《庆祝无意义》中，昆德拉向我们指明了其中的意义：“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抗：不必认真对待。”因而，我们可以效仿书中的四位主人公，以戏谑、装逼和犯贱的方式，来祛除生活中的“媚俗”和拥抱美妙的“无意义”。它的段位应该是我们笑也好，哭也好，就如小孩子的笑和哭那样纯粹，不包含“任何伟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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