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 瓦西里·格罗斯曼

一如《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是对苏联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群绘，通过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记录，和沙波什尼科娃一家的亲戚朋友的经历，作者写出了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维克托，共产国际僵化左倾路线的克雷莫夫，虚伪的国家官僚格特马诺夫，有良知的军队精英诺维科夫，善良但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科学家索科洛夫，现实又犬儒的柳德米拉，对劳动人民抱有好感的老太太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一句话被投入劳改营的阿尔巴丘克，年轻的死在前线的托里亚。格罗斯曼讲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时，他还讲述了劳改营，大清洗，农庄集体化，事实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国家，找到镜像。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纳粹灭绝营、苏联古拉格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内容简介 · · · · · ·

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1964）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执鞭苏斯洛夫称此书“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媒体推荐 · · · · · ·

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部经典。”《纽约时报》

“正如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生活与命运》令人压抑沉痛，它毫不妥协地展示了人类所能造就的恶与他们在危难中成就的辉煌。一本伟大的书，只有一位俄罗斯人能完成的杰作。”《华尔街日报》

“分毫不让的现实主义和深具远见的道德张力，这部小说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纽约书评》

“格罗斯曼不是一个天生的文体家。但他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魄。”《卫报》

“格罗斯曼讲述的苏联生活是百科全书式的，毫不妥协……令人叹服……又一部俄罗斯文学的遗珠得以重见天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阅读这部书令人欣喜：20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位思想深远的人道主义作家。书中人物经历的苦难与自我发现，是当代文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考验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奋的故事。”《华盛顿邮报》

“在当代俄国文学中没有可与《生活与命运》相匹敌者……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第一个自由之声。”《评论杂志》

名人推荐 · · · · · ·

“作为索尔仁尼琴的先行者，格罗斯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弗朗索瓦•富勒（著名史学家）

“格罗斯曼是苏联时代的托尔斯泰。”——马丁•艾米斯（英国著名作家）

“格罗斯曼真正的主题是善的力量：不经意的、平庸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正是善对抗着极权主义的人性丧失。”——琳达•格兰特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奥兰多•费吉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

作者简介 · · · · · ·

瓦西里·格罗斯曼 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 (1905 – 1964)，苏俄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1930年代投身写作行列，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入选苏联国家作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 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 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 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苏联出版。

格罗斯曼是一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就读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战争开始时，母亲死于乌克兰犹太人集中营，他的身份由犹太人变成了苏联随军记者，在前线度过了1000多天，他的文字是当时最为有力的记录，他的报道被广泛传阅，《生活与命运》中对战争和战士最真实的描写来源于的他的经历。

然后他成为了记录者，他看到了《红星报》没有想让他看到的，书中描写一个普通的士官：“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当然，还有盐。这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梦想，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喝啤酒，有啤酒。烤土豆！酸白菜！骨头汤！这些惊叹号的后面隐藏着人们最最美好的念想。

然后他成为了反思者：“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取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阿。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全书的总结和提问，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然后格罗斯曼回答了：“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要知道，此书完成于1960年的苏联。他写道：“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就凭书中的反思，《生活与命运》就比充满自怜的伤痕文学有价值一百倍，而现在，最好最可爱的回答现在依然响彻在另一片土地。

格罗斯曼不止步与记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成为了一个反抗者。在书稿被没收，在最绝望的时刻，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 直至1964年去世，终其一生，格罗斯曼都没有看到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出版。

格罗斯曼写了善，写了恶。900页的书，几十个人物，其中几个段落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善良胆小的因为来乌克兰过暑假就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小男孩，在拥挤的火车上一直小心保护着火柴盒里的蛹，时不时打开盒子给它透透气。在走向毒气室的路上，“也不知为什么，达维德从口袋里掏出装着蛹的火柴盒，也没和蛹告别，就把火柴盒扔到一边。让它活着吧！”解放斯大林格勒后，俄罗斯民众，大部分是妇女，看着德军俘虏清理搬运尸体，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大妈冲着士兵中唯一穿着军官制服的人走去，却不知道怎么没有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给了他，大妈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一直抱怨自己太傻。格罗斯曼写道：“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他写了高尚，平时不敢得罪军队官僚的诺维科夫为了手下军人的生命，顶住最高指示的压力，晚了八分钟发动进攻的命令。“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诺维科夫行使了这一权力。”也写了卑劣，处事圆滑得体的官僚格特马诺夫前一刻亲吻诺维科夫的嘴唇激动地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当天晚上就密报诺维科夫违背军令。而最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什么？高尚者完败，卑劣者得势，这才是最大的悲剧，这远比一个战役的得失和一个政治路线的成败更为接近一个时代的核心，在大清洗，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无数这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个完美的制度让人们没有选择？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激发、顺应人们的善，那么它就不是完美的，甚至，它不是好的。维克托说“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

曾经有人说，只有苏联这个国家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的确，二战，犹太人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大清洗，苏联人民经历了一切。而记录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这样的年代生活着与生存着的人民，就是格罗斯曼们的责任，也由此才诞生了这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俄罗斯这个以斯拉夫人为主的民族，7世纪时在一片混乱与落后中请来了维京人立国并建立了基辅罗斯，但是在国教上最终选择了东正教，也多少因此俄罗斯人心中一直有着弥赛亚情节。十三世纪蒙古攻入基辅罗斯，并统治了长达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对俄罗斯影响深远，其中之一就是隔绝了与欧洲的交流，错过了文艺复兴。之后从彼得大帝到普京，尽管一直在努力脱亚入欧，但俄罗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直接由封建社会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深厚的弥赛亚情节，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缺失种种原因导致了对强人政治的幻想和极权主义的基础。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格罗斯曼用人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来记录和反思，他诠释《布拉格精神》的的作者伊凡克里玛说过的话：“ 让我们记住，伟大的文学的责任在于两个词，创造与良心。”

本书的译者 力冈 (1926 – 1997)，俄苏文学翻译家，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后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翻译了《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近七百万字俄苏文学作品。在反右倾和文革中两次被打成右派下放，在文革后才有机会教书和翻译，《生活与命运》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力冈在当年10月写的译者序中写道：“译过这部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比如，一个国家与政党是不是进步的，要看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个道理多么朴素、多么简单！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