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成为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莫名的悲哀袭来。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一个拥有 5000 年文明的民族,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大张旗鼓地强调这个问题,足以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充满纠结与羞耻。不仅如此,更让人不安的是,近来还时常看见一些学人、一些专家、一些颇有社会名头的人,他们一谈及阅读,就把阅读当作自己的另一种炫耀和标签,大有不夸夸其谈就不能证明自己“高大上”的品位。
其实,说穿了,阅读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不要刻意把它举得高高在上,如同一个人的吃喝拉撒,只要有生命以来,就有阅读的记忆,就有阅读的滋养。只不过,现在很多人因各自不同的原因,把这种记忆和滋养弱化了,这仅仅需要的是唤醒,不是靠大而不当的道理去唤醒,也不是靠行政手段去唤醒,而是需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营造一种沟通,一种氛围,由这样的沟通和氛围去唤醒因为各种忙碌而丢失的一种优雅。
我最早的阅读记忆算不得优雅。上世纪 70 年代,是整个国家只允许有几本书的时代,图书馆几乎所有的书都被封存。我因为经常去图书馆,认识了里面的库管阿姨,阿姨也难得看见一个高中学生在图书馆一泡就是半天,居然私自允许我可以进入封存的书库里看书。
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前苏联文学到泰戈尔、海涅……似是而非地读,似懂非懂地读。一来二去,读到喜欢的书,就背着库管阿姨往自己腰带里塞,“顺带”回了家。先是一本,然后两三本。后来被阿姨发现,直接从腰带取出几本书,然后轻言细语对我说,以后别这样了。我当时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有地缝一头钻了进去。
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图书馆,也再也没有见过那位阿姨。阿姨没有声张,没有举报,没有要我退回已经“顺走”的其他书,她的所有的小心翼翼,都是为了不伤害到我。然而这件事,这个阿姨给我以后的人生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包容与爱护。
现在我书房里那些发黄的图书里,有几十本盖有图书馆公章的书。那些书是我人生的教科书,无论任何时候看见它们,心里涌动的是与书本身毫无关系的温暖。
那个年代,一个高中生所读的书赶不上现在的初中学生,甚至赶不上小学高年级学生。这不是丢人的事,而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这一代人阅读的痛。在那些书里面,我读得最多的是郭沫若编的一本《红旗歌谣》。不是因为这本书好,而是我那个时候实际的语文水平,只有这样的书才能够一眼看懂。
像这样的阅读经历,恐怕很多人避之不及,好像自己读的书不是中华二十四史,就是《唐璜》,就是荷马史诗,就与 5000 年文明和世界发生了关系。
其实,这样的丑不是丑,是一个读书人应该保留的胎记。坦率地说,即使是《红旗歌谣》,也曾带给我滋养,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发生过的新民歌运动,无论褒贬,一卷在手,可以佐证。
我身边有很多作家、诗人,大多谈笑皆鸿儒,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大家聚在一起能够一杯清茶聊聊读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似乎坐下来聊读书是一件很装的事情。这里面有的人确实很少读书,更有厚颜说得那么无耻:我从来不读别人的书,我就是写书给别人读的。不要以为说这种话的人只是个别,据我所知,随处可见。我真不知道这些人的底气从何而来?
与此相反,越是功成名就的大家,对阅读越是如饥似渴,见缝插针。去年和阿来一起去韩国,航班太早,我们大概是早上 6 点就到了机场。我困得不行,一屁股坐在候机室的椅子上,抓紧片刻时间再眯一会。
等我清醒了一看,身边的阿来不见了。四处张望,他在不远处手里拿一本小册子来回走动,嘴里似乎还神叨叨的念出了声。等他走过来,我才看见,就我打盹这20多分钟,他手里捏着《金刚经》在诵读,那神情着实感动了我。我们相视一笑,我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这个情景后来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有时候自己一有懒惰袭来,阿来在凌晨 6 点的机场诵读《金刚经》的画面就会让我羞愧,就会毫不留情地驱赶自己的懒惰。
每一寸光阴都不能生还。能够把自己的每一天安排一点时间出来读点书,是挽留光阴的最好选择。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其实无需建议,更无需规定。应该让每一个人有选择自己阅读的权利,建议和规定都是被动的,只有自己想读的书、自己喜欢读的书才会对阅读发生兴趣,才会成为自觉,才会读出快乐,而不是在完成什么任务。
所有的阅读都不会立竿见影,不会立马满足你的欲望,只可以修身养性。阅读就是点滴的积累,一个记忆、一种滋养,可以让你享用终生。
正如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当阅读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的时候,千里就在你脚下,江海就驻进了你胸怀。
作者:梁平
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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