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人最早的印象是来自小时候看的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中的“日本鬼子”形象，小小的黑白电视对我说我“日本鬼子”是坏人。对日本人更 “深入”的了解是来自上学后，“历史”课本告诉我日本人是侵略我国土、残害我同胞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但小脑袋中却冒出一个那时候找不到答案的疑问，为什么 我们有那么厉害的地道战、地雷战，还是被日本人打得这么惨？这个疑问真正持续了很久。
有一天，偶然看了一部由 HBO 制作的一部美剧，叫《太平洋战争》 （The Pacific），剧中演绎的“鬼子”穷凶极恶，在太平洋各小岛的战役中，各种自杀性袭击如同美军的梦魇。“鬼子”在这里完全不像小时候在地道战、地雷战 等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滑稽可笑。看起来也远远不会像如今大陆电视剧中演绎的那样，会随便被我方徒手撕掉……那为什么我们却要那样丑化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而 不去学习美国人那样，去正视、尊重他们，用认真的学术态度去研究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呢？
作为太平洋上的巴掌大的小岛国，为什么有勇气敢 于向全世界宣战？战败后迅速地崛起位列发达国家，是什么导致日本产生如此剧烈转变？日军在南京屠杀我“30万”同胞，为什么日本人至今却拒不承认？日军占 我大量国土，为什么日军却不承认这种行径是侵略？中国总是谴责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为何日本官方依然我行我素？这种种疑问，或许都能从这本 50 年前的著作——《菊与刀》中觅得一些线索。
《菊与刀》是一本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由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所著。1943 年 6 月 28 日，鲁思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海外情报局的聘请，担任文化研究基础分析的负责人，研究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性，对美国的战时宣传等心理作战，以及占领政 策等，提出建议。
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重点迅速转向日本。1945 年 5 月，她开始撰写关于日本天皇的备忘录和关于日本文化的报告，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被拘禁[1]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约于 8 月间完成这份“报告”，名称是：“Report 25：Japanese Behavior Patterns”。1946 年，鲁思把这份报告改写成《菊与刀》。
因 为本书的母版“报告”在当时是为了指导战后美国制定对日政策而做的具体研究，所以很有研读价值。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他们的独特 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又是怎样影响到其国民性的。书中通过实证对比日美、日中以及日本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异同。从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入手，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 制及有关习俗（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并把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归因于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著者把日本文化特 征概括为“耻感文化”，并将其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较，认为日本的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规则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日本的学者对此书褒贬不 一，褒奖者认为，著者虽然从未到过日本，却生动地描绘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日本人进行深刻的反 省。而质疑者则认为缺乏历史分析，把“日本人”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忽视了日本人中阶层、职业、地区、知识水平等各种具体差异，并把很多卑劣行径归咎在日 本军部身上，而非普通民众的内心真实反应。
虽然日本的文化是吸取中西文化精华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独立文化。但中国人读这本书和美国人读这本 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小人之举，在他们来说则是讲“义理”的，比如受欺侮后，中国人可能会用宰相肚里能撑船或阿 Q 胜利法处理，而日本人则是锱铢必较、报复到底；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忠”是关云长、岳飞那种死忠，而日本人的“忠”则是有条件的，如果主君对自己有伤害， 那“忠”就要让位于“义理”了。种种这些差异很值得玩味，你可以逐章细细研读。
我认为每一个对日本人心存芥蒂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那种盲 目无端的诽谤或侮辱对日本人来说是及其敏感的，正如书中所说：“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就采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以及揭 露其不名誉等手段。日本人如果认为受到侮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中国人好像没有像美国人那种尊重对手的习惯，这也是日本人不服气于中国的原因之一 吧。
李鸿章曾说：“日本人无论是现在，还是一百年后都是我朝的心腹大患。”这句话在这本书中也有所印证：“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 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做出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 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将证明：它怎样汲取了一项教训，即帝国主义的称霸企图绝不是到达荣誉之路。”
日本人的行为动机总是随机应变的，他可以穷 凶极恶地向全世界发动战争，也可以在战败后转瞬在和平世界中谋求其地位。他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价值观，他们只有对荣誉的无限追求。虽然“放下了 刀”，但是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强力关注，保持心中放刀，谨防锈蚀，保持光洁。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值得正视的对手，更是值得尊重的对手。不要再摆 出一副夜郎自大，天朝上国的姿态了。
[注1] 指“日本隔离收容所”：珍珠港事变后，在美日本人均被强制迁入隔离收容所，共约 11 万多人，其中约半数是美国公民。由于被收容者的揭发斗争和战后日美关系的改变，美国政府于 1948 年对少数被收容者给予赔偿，1988 年全部赔偿、书面道歉，并公开展出此项错误。
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文本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
作者简介 · · · · · ·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是Franz Boas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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