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了一名没羞没臊的留守青年。
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和大人看来，“留守”也许是一个很残忍的词。自己的亲生骨肉，放在遥远的远方，而父母却远走他乡。
但当时农村的境况是，别人的父母大都外出务工，我的父母也在外地，所以在我心里，我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
小时候，包括长大以后，经常有人问，留守在农村，苦么？
说不苦当然是骗人的。
小学时候，我在农村伯伯家，父母在X市。
我的老家在农业大省河南，留守早期是九十年代。那时候物产虽不匮乏，也不丰富，一个星期吃上一顿肉，眼睛都快冒出光来。
记忆中，很多个早上，天还微微亮的时候，伯伯家的烟筒就会冒出烟气，我睡在房间里看外面炊烟升起，天色由青转白，就是我该起床的时候。
早饭通常都是一碗白面条，里面飘着几根晒干的芝麻叶作为配菜。芝麻叶，我到现在都以为是芝麻的叶子，很久没回老家也无从求证。偶尔能奢侈地放上几滴香油，这一碗面连汤都不会剩下。猪油渣之类，更是可遇不可求。
值得庆幸的是，童年之所以丰富多彩，可能是因为食物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我的家乡临近唐河，这条河据说是长江支流。那时候河水清澈，沙滩松软。那一辈的小孩子多，经常三五成群地跑到河滩上堆沙子，挖沙子里面的贝壳，自得其乐。
游泳自然必不可少。下午放学，周六周日，一群人只要有空就去河里面泡着，渴了直接在河里喝口水，一呆就是大半天。季节对的时候，我们会在河里捉鱼捉虾，随便找个木棍串起来烤着野餐，有时候会游到河对岸去偷地里的西瓜。
家长们当然由不得我们放纵，经常以河里有水猴子，某处有大水怪之类的话来吓唬我们。每次都吓得人心惶惶，却总也抵挡不住清水的诱惑。家长们偶尔也会去河边捉人，可是那么长的一条河，大人怎么能找到一心躲着他们的孩子们呢。
后来不知道家长们从哪里得到秘传，小孩子回家先在胳膊上用指甲划一下，如果出现白色印子，就说明偷偷去河里泡了澡，紧接着就是一顿胖揍。
我至今不知道这种方式道理何来，只是当时大家的话题很快由“今天去哪里泡”转变为“谁又挨了揍”。
这样的日子，我从4岁过到12岁。这一年，我开始读寄宿制初中。
那时候四大天王正流行，我在十来岁的年纪就满口悲怆地唱“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地拍”，心里还一直犯嘀咕，雨拍在脸上明明很舒服，城里人真是矫情。
于是课外兴趣迅速转变为到各个小摊上去翻磁带。
陪翻的人是任贤齐的忠粉。初期我们经常会为了谁更厉害争得面红耳赤，因为通常这家店子刘天王磁带多，另一家店子任贤齐磁带多，质量也有高低。信息依旧不发达的时候，二人的地位通常以谁的磁带多来决定。
后来我提出这个标准存在漏洞，因为有个叫周杰伦的，磁带量迅速超越了二人，而且卖的超级贵，一盘能抵刘天王5盘的价格。于是我俩商定好，“求同存异，共同御敌”。刘任二人的地位不可撼动，坚决藐视一切支持周杰伦的敌人。
当然，笔者被周董的《简单爱》攻陷，已是后话。
15岁那年，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
这个时候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
小学在农村，初中在镇上，同学的父母大都不在身边，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县城里的同学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父母会来回接送，我想起小学下大雨，我也得挑雨稍小的时候拼命跑回去；
他们的父母会喜滋滋拿过二等奖奖状庆祝，我只把自己的一等奖默默丢在垃圾桶里。
那个时候，我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开始羡慕别人家的父母。
然后可能就是所谓的青春期，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始学着逃课，上网，在游戏中寻求心理成就，从全校的前几名组团，变成倒数前几名常客。
父母都知道，但他们只以为是我换了学校不能适应，也怕讲什么伤到我的自尊。
一部分人开始退学，我也开始考虑怎么开口。
下定决心到X市坦白的时候没有提前告知他们。
我看到X市租来的房子里，并没有往常来的时候那么整洁，冰箱里没有鸡也没有鸭，更没有“像馒头一样吃的牛肉”。他们收工之后回到房间，手里只拎了两棵青菜和一把干面条。
我没有说话，默默回学校开始读书。考了大学，告别留守，走到了比X市更大的城市。
留守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如果说在农村算是留守，那么我相信，他们是在城市留守。
我在农村的土地上无拘无束，用一个大爷的话说，想挖土挖土，想折花折花；刚到城里的父母呢，没有朋友，可能电梯不敢上，出门要问路，手里的钱只够半年门面租金。
在那个信息短缺的时代，唯一的慰藉也只有后来才开通的固定电话。每个星期约定好时间，我等在村头商店里和他们通几分钟长途电话。
最新一部大电影里，麦兜说，面对命运，妈妈可以输的，已全部输光；面对命运，妈妈可以赢的，都赢了回来。她把赢到的都给了我，把输掉的都留给自己。
哪个留守儿童的父母不是如此呢？
没有抛弃，只不过是给未来找个出路。
事实上，没有父母的留守做经济后盾，我也无法从当时农村的退学洪流中坚守到最后。
我们都更好了，这大约就是留守的意义。
（作者：陈半子 | 编辑：丽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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