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 周锡瑞

1943 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写作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中共正在经历延安整风中最后也是极左的“抢救运动”。

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就能发现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年，作者试图在《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中对一些特定时刻进行史实重建，在作者看来，这是超越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狭隘的抗战研究的最好办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发展事务。

导论：1943年的中国与世界

周锡瑞

1943年10月10日，重庆——“自由中国”的战时首府——迎来了“双十”国庆节。夏季的闷热已然褪去，重庆的天气多云而凉爽。 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曾经毁灭这座城市的日军空袭已经成为了过去。 此时，大规模的公众庆典得以举行。这天上午，在千余名肃穆观众的注视下，蒋介石正式就职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尽管他从1927年就一直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大权，但是近十几年来，这个礼仪性的职位一直由国民党元老林森当任，后者在两个月前（1943年8月1日） 刚刚去世。在秋季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开罗峰会见面之际，蒋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这场精心准备的就职典礼进行地十分完美，蒋夫人宋美龄向她紧张的丈夫保证，庆典举行的庄重肃穆、恰如其分。尽管蒋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他却察觉到参加就职典礼的观众们“多为羞辱与惭愧”——或许是由于外国驻华使节的缺席和来自国际舆论的冷淡反应。  几天之后，美英苏三国的外长在莫斯科会晤。在美国的一再坚持之下, 尽管有英国与苏联的抵制，会议最终还是决定将中国纳入战后的大国之列。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在随后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席之地。  但是在就职典礼当天，蒋却感到了怠慢，免不了在日记中抱怨其下属的意志消沉和腐败自私。

蒋的就职典礼在多个方面都折射出1943年中国的气象。一方面，1943年不乏令人瞩目的成就。鸦片战争以来束缚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昔日的“东亚病夫”如今侧身四强之一。蒋夫人对美国的巡回访问受到令人瞩目的欢迎，并在美国国会两院进行了历史性的演讲。蒋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的峰会留下了值得纪念的照片：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袖平起平坐。1943年同样见证了资源大省新疆的回归，新疆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成为苏联的殖民地。蒋介石在他的大作《中国之命运》中庆贺了上述成就，并在书中自豪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和对未来的瞻望。

从另一方面来说，蒋的国民政府在1943年也经历了重大的挫折和失望。河南爆发了毁灭性的饥荒，外国记者对国民政府救灾不利的报道也让政府颜面扫地。财政方面，尽管政府高调施行限价措施，通货膨胀在重庆以及国统区各地肆虐有加。为了抵制拉壮丁和强征军粮，甘肃和贵州等地爆发了叛乱，成千上万心怀不满的农民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在华北大肆扩张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代替或驱逐了当地的地方精英与国民政府官员。蒋介石思考的则是，利用第三国际解体的机会闪击延安，一劳永逸地在中国消灭共产党。蒋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武力进攻的计划，使得中共的实力持续增长。

通过聚焦于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定一年，本书各章以不同视角探索了决定中国走向的各个因素。将目光定格在1943年，我们希望可以捕捉到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同时亦不失去对历史潜在大趋势的关注。

战争

1943年的中国正深陷抗战之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破坏了一段属于日本的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挑起战端。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随后建立起伪满洲国并扶植末代皇帝溥仪为国家元首。东北的陷落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包括主要的煤矿和钢铁厂，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其军火产量是当时其余中国各兵工厂产量的总和。  以东北为基地，日本开始逐步蚕食中国内蒙和华北等地，直到在1937年“七七事变”遇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中日全面战争从此开始。在工商业中心上海，蒋介石的军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日军的反击更为猛烈，其中包括历史上首次长时间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  截止1937年底，日军突破中国军队主要防线，并在首都南京展开了报复性的大屠杀。

日军在中国的战术是纳粹德国闪电战的先声：先以猛烈的陆海空火力摧毁中国军队的防线，随后步兵沿铁路河流等交通线进攻，速战速决。经历了淞沪会战的英勇抵抗和惨重损失，蒋的部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时间换空间”战略，在持久战中以中国的地广人多来抗衡日军的火力优势。  日军一系列惨无人道的进攻，从南京大屠杀，公开处决战俘，到在长江沿线战役中实施毒气战，激起了新一轮团结御侮的民族意识。国民政府和爱国工商人士将工厂和熟练的劳动力迁往内地。包括工人、商人、技术人员、政府职员、知识分子、学生、记者和平民在内的上百万人来到新首都重庆和其他大后方城市，持续抵抗。这次逃亡的确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行动之一。”

抗战开始一年有余，中国失去了全部沿海大城市。华中重镇武汉在经历了奋战后也最终失陷。  凭借着长江天险，国民政府以富饶的四川作为大后方，迁都重庆，为持久战做准备。1939年春，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几乎夷平整座城市。但是中国军队很快就建立起一系列防空设施，并依靠布置在日军机场附近和轰炸航路上的观察哨为预警系统，大大降低了伤亡。  正如在现代战争史上所常见的那样，日军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大大增强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1941年12月，日军对珍珠港的偷袭彻底改变了全球战略形势。经过四年漫长而孤独的战斗（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是10年），中国获得了美国这个至关重要的盟友。不幸的是，尽管全美上下充满了对日复仇的情绪，罗斯福政府在“欧洲第一”的战略指导下，决定优先拯救英国并击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中国而言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英军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的表现令人失望，而美国和荷兰军队在菲律宾和印尼则一败涂地。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组织了远比自大的欧洲人更坚决的抵抗，并且对日军造成了更多伤亡。随着欧洲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垮台，中国在亚洲战场面临着孤军奋战。  雪上加霜的是，英国最初拒绝了中国协防滇缅公路这一补给线的提议。用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英国认为“接受来自东方国家（Orientals）的援助有损于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威望。” 当缅甸失陷后，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条连接外部世界的陆上交通线。由于失去了同盟国的重要援助，中国陷入了绝望之中。

对中国来说，幸运地是，日本同样在武汉会战中遭遇了惨重的损失；日军目前忙于东南亚作战，其空中力量也将很快转移到太平洋战场。  这样一来，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渐渐停止；日军的作战行动也以地区性的扫荡作战为主；中日双方在前线形成了僵持局面。孤军奋战的中国成了“被遗忘的盟友。”  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重大伤亡后，中国采取守势以求自保，期待着同盟国军队能够击败日军。

委员长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无人能敌。蒋出生在清末一个浙江盐商家庭，自幼倍受母亲疼爱，接受了坚实的儒家教育。由于深受20世纪初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蒋介石热衷革命并崇拜军事，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之际，蒋开始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负责为国民革命军训练军官。苏联是当时国民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重要靠山。孙中山派蒋去苏联考察红军的成功之道，而蒋却从此对苏联的对华政策产生戒备。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蒋介石领导北伐军统一中国，结束了民国初年以来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在1927年这一重要关头，蒋介石与苏联决裂，将苏联军事顾问遣送回国，并屠杀了大批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北平不再是首都，蒋介石定都南京，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固的政权。

蒋的南京政权立志于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南京政府的首要举措就是在新首都郊区为孙中山建起一座宏伟的陵墓，并且举行盛大的仪式将孙的遗体从北京迎回南京，葬于新址。蒋介石在这些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娶了孙中山遗孀的妹妹宋美龄，进一步巩固了他与总理遗教的联系。 新晋的蒋夫人“见多识广，谈吐不凡，绝顶聪明并且十分富有。”  作为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徒，宋美龄对西方盟国有着独特魅力。作为与宋家联姻的一个条件，蒋介石受洗成为基督徒，时常阅读圣经并做祷告，感谢上帝给他的幸运。但是蒋介石政府的意识形态还是以信奉孙中山遗教为基础。在每周一的总理纪念仪式上，各级学校、党政机关、工厂和军队都要组织人们诵读总理遗训，号召人民完成孙中山未竟的建国事业。  通过把自己塑造成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并且将国民党和中国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蒋试图将自己的权威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

蒋介石从28岁那年（1915）开始写日记，并贯彻一生。这使我们对蒋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状况的了解远远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统治者。蒋的极度自律在日记中随处可见，而这种严谨的做派通常被理解为蒋在心理上对于早年上海放荡生活的过度反应。 但这也同样是蒋介石军旅生涯的产物；蒋对日本和德国尚武精神的由衷尊重与他对纪律、秩序和崇尚权威的重视是十分相关的。 到了抗战时期，蒋对纪律的强调少了些军事特征，更带有儒家和基督教的色彩。蒋多年以来保持着每日早晚静默祈祷，以及静坐和做体操的习惯。 蒋在每周、每月和年度的反省录下都会总结自己的得失。每当蒋因为大发雷霆而打破自己所保持的冷静镇定之后，倘若他能在下一次和属下的会面中保持平静，蒋就会在日记中对自己的表现嘉勉一番。  蒋承认自己不善社交，厌恶公众典礼， 喜欢和家人独处，或一个人在园林内散步或静坐。  作为一个“阅读圣经的儒家” ，蒋介石在1943年花了不少时间阅读宋元理学家的著作和梁启超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  在一次日军空袭中，蒋躲避在路边的一个防空洞里，掏出一本《学案》（蒋经常阅读的是《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读了起来，并且感慨道“看书之收获任何富贵皆不能比重也。” 蒋的这些研究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兴趣和提高修养，他还试图制定国家的学术议程。蒋在1943年4月14日下令成立唐代文化研究会，“以转移今日社会所受宋明学术思想之影响。”

从德国和日本的尚武精神，信仰基督教和理学，再到总理遗训，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塑造了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人格。蒋对自己颇为自负，经常痛斥下属的愚蠢、懒惰和自私自利。由于认为自己的下属大多不够尽职，蒋总是觉得难以放权于人，抱怨称“万事非亲自主持不可”  无法放权于下属，再加上对于细节的执着，使得蒋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微观管理者：蒋曾经就外交文件的纸张质量批评一位外交部副部长 ；他还曾特意指出国民党党旗上星型的十二个尖角在对角线上必须严格对齐，不得稍有偏斜 ；在一次看到主席台上四个人着装不同而感到不满之后，蒋还规定了在正式场合党员如何得体着装。  对那些试图揣摩上意的人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蒋那种善变的性格。用美国外交官的话来说，蒋“时而冷漠，时而过度紧张；时而固执，又时而动摇。”  1943年，在结束了对美国的成功访问后，蒋夫人接到了英国方面的访问邀请。这回连她也免不了经历蒋的反复无常，尽管她对此也许早已习惯了。由于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忽略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蒋既生气又倍感羞辱，在发电报决定宋美龄是否接受邀请之前，他的想法一变再变。

蒋介石对丘吉尔演说的反应体现了他政治行为的指导原则。蒋是个绝对的民族主义者，“中华民族复兴”是他所崇尚的口号。而这与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主张别无二致。  任何对中国利益的挑战都被解释为一种轻蔑，侮辱和来自西方列强看轻中国的倾向。作为不折不扣的现代帝国主义者，大英帝国和丘吉尔成为蒋的心头之恨，并非毫无缘由。在1943年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英国拒绝在香港地位问题上进行任何让步，这令蒋尤为恼怒（参见第4章）。英国的帝国主义干涉有时甚至让蒋介石对轴心国的侵略行为和日本对抗西方的泛亚洲主义（pan-Asian agenda）产生了同情。在得知英国对西藏事务的干预，以及罗斯福没能劝说口惠而实不至的丘吉尔重开滇缅公路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吾人何不幸遭逢此等不诚无信的政治家？乃知日德之所以心影排除此痛恨，肆意侵略毫无忌惮。”

蒋开始意识到只有中国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在国际社会赢得真正的强国地位。尽管这种意识很可能只存于言语而非行动上，“联合国中之四国以我为最弱，甚以弱者之遇拐子流氓与土霸更可危也。须知人非自强任何人亦不能为助，而国家之不求自强，则不论为敌为友皆以汝为俎上肉，可不戒惧。”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中国自强的关键在于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摆脱民国初年以来军阀混战和派系纷争留下的格局。自从1920年代孙中山时期开始，这就是国民党一以贯之的目标。蒋意识到他的军队击败的军阀和吞并的军阀一样多。因此地方军阀的残余力量始终威胁着国民政府，甚至在1930年代几次与蒋的中央政府爆发公开冲突。

抗日战争使得全国在蒋的领导下空前团结，这似乎也助长了蒋的独裁倾向。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贾安娜（Analee Jacoby）列了一个不完全的名单，总结了蒋在战时担任的职位：国民党领袖，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海陆空军大元帅，中国战场最高统帅，国府委员会主席，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主席，新生活运动社的领导人，宪政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央训练团团长，革命先烈遗族学校校长，全国滑翔协会的主席。  如此多的权力集于一身，蒋介石明显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意志的化身了。与蒋意见向左或是对立，则被视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样的行为尤其容易引起蒋的愤怒。显而易见的是，蒋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下属包围起来，没人愿意向他透露不好的消息。 在政治上追随国民党，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据说曾经抱怨道，“没有一个人向蒋说实话。我曾经对他直言不讳，但是现在我放弃了——因为这毫无用处。他并不相信我。蒋不相信任何坏消息，所以大家对他报喜不报忧。他实在是不可理喻…一旦有人和他争辩，他就大发雷霆。”

中共的挑战

在蒋介石政权面临的各类挑战中，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更令他头疼的了。 中共在1921年由一些知识分子建立，随后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盟。当孙中山在世时，由于苏联对两党的支持都极为重要，因而统一战线进展的还相对顺利。自从蒋介石在1927年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两党就成为了死敌。幸存的中共成员转入农村并且组织起属于自己的红军，开始转向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在1934-1935年，蒋的军队将中共赶出了中央苏区。中共被迫开始长征并最终落脚在荒凉的陕北。长征既是一次英雄主义的壮举，同时也是军事上的惨败：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员，但是幸存的都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坚定革命者。

到了1930年代中期，随着日军侵略对中国主权威胁的日渐增大，中共重新开始寻求建立统一战线来对抗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苏联的授意。由于处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军方的双重威胁之下，苏联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来自舆论、知识分子和大学中的请愿与游行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联共抗日的呼声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由于苏共领袖斯大林主张释放蒋介石，再加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西安积极斡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中日全面战争在1937年夏天打响时，全国上下在蒋的领导下空前团结。中共、左派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鼓舞同胞抗日。随着大学迁往内地，学生们组成宣传队，排演爱国戏剧，在墙壁上粉刷抗日口号，以漫画和小册子等形式鼓舞前线将士。在武汉会战期间，抗日统一战线更加深入人心。在北方的几场关键战役中，国共两党的部队合力抗击日军。

除去来自国内的压力，外交因素也促成了蒋介石和昔日的敌人联手抗日。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在开战初期撤走后，苏联就成为蒋的主要军援提供国。苏联充分意识到日本的威胁：从苏联建立开始，日本就占据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在1936年与德意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在决定袭击珍珠港和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之前，日本军方内部主张首先攻击苏联的也大有人在。  相应地，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苏联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和财政援助国，向后者提供了军事顾问，坦克，火炮以及拥有数百架战机的志愿航空队。 苏联的军事援助自然是蒋保持与中共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下，国民政府承认改编的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并且供给装备和粮饷。位于延安的中共边区政府同样接受资助。这样安排的前提是，尽管中共可以保留军队的主要指挥官，但部队的行动要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然而从毛泽东最初掌权开始，他就意识到拥有自己的军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毛绝无可能把军队的控制权拱手让给蒋。从最开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挥问题就困扰着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这些独立武装从根本上威胁着国家统一。在《中国之命运》中，蒋把中共称为“变相的军阀和新式封建。”

自从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军再无合作抗日行动。蒋介石电令新四军在1940年底调往长江北岸，中共怀疑这是个圈套因而颇为迟疑。最终，新四军绕道北上，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新四军司令部被摧毁，上千人被俘虏。对于共产党来说，皖南事变是个大败仗；但是对于国民党而言，这是个更为严重的宣传失利。国民党在民族危亡之际屠杀爱国武装的做法受到广泛的批评。从此之后，抗日统一战线就徒有其名了。国民党切断了对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的资助，并对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严密封锁。中共开辟了很多抗日敌后根据地，驱逐了当地被认为与日军勾结的国民党驻军。苏联准备着纳粹德国即将到来的进攻，撤回了援华航空队，终止了大部分对华援助。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在1941年4月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

美国与中国

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特别复杂，其中充满了紧张与误解。双方不过是各取所需：中国需要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需要中国把日本的军力和资源牢牢地拖在亚洲大陆上，以免用于太平洋作战。双方对彼此都缺乏真正的信任和理解。蒋和他的政府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弱小，因而对来自强大盟友的任何怠慢都极度敏感；美国对中国在战场上的保守和被动战略感到沮丧，全然不顾中国已经独自奋战四年并且经历了重大损失这个事实。

即使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抗战困境也有相当程度的同情。民调显示，百分之七十四的民众同情中国，只有百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日本。这种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他旗下一系列杂志的对华报道。卢斯本人出生在中国，有很强的亲华立场：《时代》杂志把蒋介石夫妇评为1937年“年度伉俪”。  美国政府对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也十分警觉，因此同样开始倾向中国。1941年夏天，罗斯福总统宣布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这意味着日本只有几个月的石油储备用于实施侵略。在随后与日本的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放弃从中国侵略获得的领土，以此作为恢复石油贸易的前提。正是在此刻，“面对由于石油禁运带来的军事上的遏制和在中国战场认输的选择”，日本天皇最终同意偷袭珍珠港，同时向南进攻，夺取欧洲和美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及荷属东印度油田。

日军对英美的进攻和宣战给了中国两个强大的盟友。然而如前所述，同盟的最初阶段令人沮丧。英军在东南亚殖民地的作战中表现很差。缅甸很快陷落，中国最后的对外生命线也被切断。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只能通过经由印度到昆明，跨越喜马拉雅山麓的“驼峰空运”来接受军援物资。驼峰航线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野蛮和令人恐惧的航路”。在仅有目视导航的情况下，运输机被迫以超过升限的高度在极端天气中飞行。机组人员和飞机损失十分严重。由于连接印方阿萨姆机场的铁路管理不善，进一步限制了空运物资的吨数。  在1941至1944年间，与美国对其它盟友的援助相比，中国获得的物资不值一提：还不到《租借法案》援助物资总数的百分之一。

考虑到中国获得的物资援助极为有限，那么物资的接收者是谁就尤其重要了。在物资分配的问题上，蒋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两位都同样强势而坚决的美国将军之间的竞争。一方是史迪威，一位尖刻的陆军指挥官。史迪威作为军事专员曾经长期驻华，战时受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委派指挥美军在华作战行动。他的对头是陈纳德，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制空权理论的支持者。凭借高超的航空战术，陈纳德曾领导美国志愿航空队（通常被称为飞虎队）协助中国抗战。美国参战后，陈纳德成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指挥官。记述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冲突的文献已有很多，在此无需赘述。简单来说，史迪威对蒋委员长的蔑视（他在日记中称蒋为花生米）广为人知。这种鲁莽无礼的做派使他很难胜任作为美国驻华高级军官的角色。与此相对的是，陈纳德与蒋关系甚笃。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主张从空中击败日本，而这并不需要中方出多少力。

当史迪威在1942年1月获得任命时，他的头衔是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的参谋长。但是在后面这个职位上，史迪威的主要任务就是“指挥委任给他的中国军队”来保卫滇缅公路。  1942年的缅甸战役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英国军队的防御虚弱无力，而且他们毫不掩饰对于协防中国的冷漠。史迪威极力主张进攻性的战术，但是却让中国远征军身处险境之中，这令蒋介石尤为恼怒。最终，当败退的中国士兵逃往印度时（在那里他们将得到重新训练和武装，准备日后收复滇缅公路），史迪威本人也率领着一群由美国军官、中国士兵、和英国、缅甸以及印度人组成的小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丛林跋涉，狼狈地撤到印度。蒋理所当然地把这看作是史迪威脱离部队的渎职行为。在1942年的夏天，重庆和华盛顿就已经有撤换史迪威的呼声了。

1943 世界大战

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1943年毫无疑问标志着战争的天平开始向盟军一方倾斜。北非战役以英美盟军的大胜结束，随后对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本土的登陆迫使意大利及其海军宣布投降，盟军取得了对地中海的控制。尽管德军迅速占据了意大利北部并组织了有效抵抗，但是随着多达四十个师的德军从东线抽调过来，大大减轻了对苏联的压力。1943年夏天，随着盟军开始掌握大西洋潜艇战的主动权，美国得以向英国和苏联输送源源不断的物资。同样在1943年，B-29远程轰炸机投入生产，美军开始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尽管后来的研究证明对德战略轰炸的效果十分有限，但是这一举措无疑在当时大大振奋了苏联和英国的士气（英苏两国在开战初期已饱受德军轰炸之苦）。

随着曾经所向披靡的德军接连受挫，欧洲战场的发展也令人振奋。希特勒曾经公开宣称攻下斯大林格勒，但是他的部队却在1942-1943年的寒冬被围困在那里。最终，在损失了大约25万名士兵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在二月份投降。与此同时，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也被打破。在整个1943年，德军开始在东线战场被持续击退。此时苏联在坦克和飞机的生产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德国，战争的结果已无悬念。

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的进展对中国至关重要。麦克阿瑟从澳大利亚开始向北反攻，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也不小。美军在瓜达康纳尔岛和布干维尔岛的苦战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这一行动却迫使日军取消了对重庆的进攻，并且将数个精锐师团和大多数飞机转移到太平洋战场。  这自然使美国感到担忧，并开始向中国施压，希望后者在前线积极抗日。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在对抗日本的战斗中同样重要。蒋介石对此大发雷霆，在日记中抱怨罗斯福“今又是明明以中国为牺牲品矣。”  但是在1943年“跳岛战役”中的一系列陆海空大战中，美军开始凭借优势火力取胜。到了年底，美军已经开始准备进攻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夺取关岛和塞班岛的战斗也在筹划当中，这将使日本本土纳入美军新型B-29远程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后者将最终携带决定战局的原子弹轰炸日本。

1943年的中国战场

与其他同盟国在战场上的胜利相比，1943年的中国战场相对平静。在1月份，蒋介石在日记中列举了本年度的“重要业务”，其中他强调了国家统一和稳定经济，唯独没有提到战争。

外国观察家（包括那些支持蒋的人）一致认为，蒋的政府没有发动反击的能力，相反倒是在“保存实力···为战后取得在国内的优势地位做准备。”  关于国民党军队冷漠厌战和贪赃枉法的报道屡见不鲜。  就连蒋自己都抱怨军队的纪律涣散、管理松懈和士气低落。  由于中国军队不再主动出击，日本得以将精锐部队调往太平洋战区。驻华日军收缩防御主要的交通枢纽，并将大部分维持占领区治安的工作交给伪军。

战争到了当前这个阶段，蒋介石最好的部队都用来封锁中共和准备反攻缅甸。前线驻军通常都是地方杂牌部队。尽管有些部队作战十分英勇，但是杂牌军都缺乏给养，疾病横生，因此士兵也容易开小差。军官们对蒋介石偏爱嫡系部队的做法也愈加不满。  在前线，当地驻军会自作主张地和敌人暗中和解，尤其是当前线越来越多地由伪军驻防。越境走私变得习以为常，被中央忽略的地方部队借此得以维持。有些走私行动明显对战局不利，比如向日本走私对于制造弹药很关键的钨金属，用来换取汽油和奢侈品。

在抗战的头几年里，美国媒体上充斥着中国英勇抗击日本的报道。但是从1943年开始，媒体上开始出现对中国的批评文章。在2月19日蒋夫人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一位记者便谨慎地向她询问关于“中国没有最大程度地将人力投入战争”的意见。  赛珍珠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她在其中她巧妙地平衡了对蒋夫人访美的赞扬和对国民党军队腐败、走私的尖锐批评。  最糟糕的是，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纽约时报的著名军事通讯记者，发表了一篇措辞尖刻的文章。鲍德温认为中国军队的所谓“胜利”其实都是“惨胜”，他还直率地指出“日本，而非中国，正在取得胜利。”  中国官方对此的反应十分激烈，蒋认为鲍德温的文章纯属“谤毁造谣”，是受到了中共和英国在美国散布谣言的影响。  美国驻华使馆注意到，各方针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令“自由派人士相当满意”， 尽管“保守的中国领导人”对“脸面的盲目顾及”使得他们拒绝所有的这类批评，并且以极度憎恶的情绪进行回应。

1943年中国最重要的战役当属长江沿线的鄂西会战。日本军队一方面在试探重庆地区的防御，更重要的则是劫掠华中地区的重要粮食产区。与此同时，可靠的实地报道叙述了国军在命令当地民众撤离时，对民众进行了抢掠和奸淫。最让人不安的是，尽管此次进犯的日军主要由中、韩士兵组成的伪军构成（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他们仍然对中国军队造成了超过自身十倍的伤亡。  令蒋介石十分沮丧的是，（伪军中的）中国士兵更愿意为日军卖命，而不是站在他这边。蒋对于作战中的不战而退、谎报军情和各部队之间的缺乏协调更是大发雷霆。 在战役尾声，随着日军撤出战场，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张旗鼓地将这场战斗称为“鄂西大捷”。尽管蒋在私下里将敌军的撤退归于主和耶稣基督对中国的庇佑。

伪军在1943年鄂西战役中的出色表现既引人注意，更令人担忧。由于日本最终战败，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与日本合作者被称为汉奸。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探讨了那些选择与日军合作者背后复杂的动机。 当年1月份，由于中英双方就香港的地位产生分歧，中国与英美签订新约的消息被迫推迟发布。结果日本抢先一步，在同盟国之前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令蒋介石尤为生气。  10月份，日本与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汪伪政府签订了同盟条约，其中规定日军将在战争结束两年内从中国撤军。  到了11月份，汪精卫与缅甸、印度以及亚洲其它地区的亲日派领袖共同参加了一个庆祝“大东亚共荣”的会议。  尽管二战在总体上向着对同盟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在中国，明显的证据表明“日占区的‘媾和’与‘绥靖’依然持续发展。”  正如鲍德温所警告的，“日本，而非中国，正在取得胜利。”

政治

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1943年发生的几件事就是例证。年初的政治气氛颇为乐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使得国民政府声望大振。蒋介石称之为“外交成就以今年为最大。”  新疆的回归同样被称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  这两件事都显示出中国在收回完整国家主权上的重要进展——前者是从西方盟国手中收回司法权；后者则是令困难重重的苏联不情愿地放弃了对中国西北边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新疆的收回一度意味着中国多了一条接受外界军事援助的通道。然而随着从卡拉奇港经由伊朗德黑兰、苏联到新疆的车队被苏联阻截，这一希望也破灭了（参见第3章）。

单就国内政治而言，形势并不乐观。在贫穷的甘肃和贵州，政府的征税和拉壮丁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虽然中央派兵镇压了叛乱，当地秩序得以恢复，但是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叛乱令中央政府威信受损。  与此同时，面对令人压抑的新闻和图书审查制度以及通货膨胀的打击，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变得愈发不满。蒋在日记中数次提到，不断蔓延开来的学生运动和学校中对国民党党部的攻击都令他担心。  或许是上述这些挑战，以及更大的来自中共的威胁促使蒋委员长提出向宪政过渡（参见第8章）。

对于蒋而言，没有其它威胁比中共更加严重。在1943年，国共之间的对抗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如前所述，两党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就形同虚设。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敌后完全是自主活动，对此国民政府也无法制约。中共的游击队避免与日军主力作战，而是不时地骚扰对手，迫使日军待在城里，远离农村地区。尽管游击战对于日军在军事上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是中共却赢得了华北农民的极大支持。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制的推行使得很多最穷苦的农民免于纳税，基层选举（即便出于严密的控制下）也在农村广受欢迎。此外，中共的干部大多生活简朴，军队的纪律较国民党部队和伪军也严明很多。出于这些原因，与老对头国民党相比，中共的军队以游击队的形式在敌后得以生存并壮大。

在1942至1943年期间，蒋始终期待着日本对苏联开战，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缓解中共的威胁。在蒋看来，中共完全就是苏联的鹰犬。 他把中共的军队称为“乌合之众”，后者如果失去了苏联的援助，马上就会被他打垮。 因此，如果日本进攻苏联并且（联合德军的攻势）削弱甚至摧毁苏联，那么不但中共的威胁可以解除，日军分兵苏联也可以减轻对中国战场的压力。由于日本曾经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蒋从1941年以来就期待着日军可以进攻苏联。  但是到了1943年，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又重新回到了蒋的日程上。罗斯福在2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日本不仅要在太平洋战场被击败，中国战场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蒋对此大为不满，“而罗之声明实与我最为不利。三年以来我国所运用之战略几乎全被其破坏。而其结果皆使倭不敢攻俄。”  很明显，蒋的战略就是在正面战场尽量不与日军接触，这样后者才敢分兵进攻苏联。几个月之后，蒋似乎又恢复了希望，因为“确知日德夹攻俄国日期为六月下旬开始”  到了6月份，蒋甚至为此事失眠，“近日朝夕劳心予兹，梦寝难安”，把（日军计划进攻苏联）称为“我国生死存亡之关键也。”  直到最终发现日军并没有出兵苏联的迹象，蒋对此非常不快，“照外交经过形势则倭决不敢再向俄挑战矣。此为我国最大之危机”  由此看来，蒋介石似乎无法摆脱把中国视为被动而受害者的心态，认定国家的命运全受外国列强的摆布。

在蒋发现不能借日本之手解决中共问题之后，他又从1943年5月份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中找到了新的希望。蒋甚至把共产国际的解散称为“划时代之历史”，“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惟一大事。” 他随即开始筹划进攻陕北，在日记中写道“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 在延安周边地区，蒋开始了一系列部署：整修机场、公路和桥梁，绘制地形图，向邻近的国民党部队拨发额外的军饷。 到了8月份，蒋起草了一份针对中共的政策文件，并且得意地称其为“此或为我毕生革命事中一大学问也。” 蒋计划用10个军的力量进攻陕北，一举击溃中共的部队。战役进行的时机极为关键，务必要在德国投降之前打败延安，以防苏联插手。 对蒋来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是进攻中共的另一个重要考量，因为这把日军的威胁降低到一个可以掌控的程度。最终，“自此我国受倭之危险虽未能完全祛除，然已减少大半。今后之问题全在对内之共匪如何肃清。”

重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9月份拉开帷幕。蒋派专机把西北各路军阀接来参会。9月11日，大批国民党中央和地方要员在会议上讨论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就在当天下午，蒋还在审核对中共的军事方案。到了晚上，在各路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上，蒋却最终改变了主意，放弃了武力进攻中共的方案，转而把中共割据问题视为地方对中央的违抗，并寻求法纪制裁和宪政的解决方案。国民党中执会随即发表了措词强烈的声明，谴责中gong与中央政府抗衡，但同时宣称中共问题将会通过政治而非武力途径解决。 这一决定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高层意见不一，惧怕中共在武力打击之下会更加团结。但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美国对于挑起内战的警告，尽管蒋坚信美国政府和白宫是被中共的宣传所愚弄。 他希望可以在随后的开罗峰会上向罗斯福当面澄清这个问题。

“信其所私”的政权

突然取消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并非蒋介石在1943年唯一一次临时变卦。类似的情形在蒋与史迪威的长期冲突中也将出现。这一次迫使蒋改主意的不再是外国的压力，而是来自带有鲜明家族宿怨色彩的国内政治，这恰好显示了蒋介石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通过阅读蒋的日记或者日常活动记录，我们可以发现由蒋的亲信组成的一个小圈子十分引人注目。蒋总是面见相同的一批人：他的秘书们，特别是才华出众的陈布雷；戴笠，阴险的特务头子；何应钦，蒋的总参谋长；陈立夫，教育部长和国民党CC系首领；孔祥熙，蒋的妻兄，行政院院长；还有蒋的妻弟，外交部长宋子文（当宋偶尔回到重庆的时候）；当然还有蒋的太太宋美龄。蒋对一小圈亲信的依赖不仅出于他孤傲的性格，更体现了他统治哲学的重要方面。蒋认为，高效的统治需要“信其所私”和“及其所私”，并且让“亲信”放手管理他们各自的领域。反之如果依靠“一般社会中坚份子”，其结果不免于“彼此摩擦攻讦，各种业务不惟无进步，必至散漫失败”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一小圈亲信，蒋经常批评他的其他官员“低能愚劣”。  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官员确实未能恪尽职守，但是更常见的情况则是，他们不能正确地揣测并执行蒋的意愿。蒋甚至一度抱怨称，“心绪仍郁结不能自释，外交与军事皆无人能瞭解余之意旨。”  蒋把忠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什么比官员表现出的自主性更让蒋愤怒的了，因为在他看来这完全是自私和傲慢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赢得这位独裁者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卑躬屈膝地道歉。

蒋介石的统治模式以个人关系、信任和忠诚为基础，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在1943年秋天的一次与宋子文的剧烈冲突中体现出来。前面曾经提到，蒋和身为美国驻华总指挥官的史迪威关系始终不和。双方公开鄙视对方，史迪威把蒋称为“优柔寡断、诡计多端、言而无信、又靠不住的老无赖” ；蒋则抱怨史迪威“之愚拙顽劣卑陋实为世所希有”。  在1943年的春天，当蒋夫人和宋子文都在华盛顿时，蒋通过他们向美方施压撤换史迪威。蒋夫人回国后，留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动用了一切关系和努力，最终征得了罗斯福对撤换史迪威的同意。  宋子文随后在10月返回重庆，会见了新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年轻有为的蒙巴顿勋爵。与此同时，蒋夫人宋美龄却对撤换史迪威的后果感到担忧。于是宋美龄联合了她的姐姐宋霭龄（后者的丈夫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孔祥熙正是宋子文的对头）来帮助史迪威免于被撤职。

从很多方面来说，宋子文在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中显得格格不入。宋不仅十分富有，亦牢牢控制着中国财政（他在1930年代负责中国货币和银行业的现代化）；他毕业于哈佛大学，聪慧过人。宋子文的做派非常西化，身穿昂贵西服，爱吃西餐，在外交部里和属下都用英语交谈。一个美国记者曾经（过于简单地）把当时重庆的政治局势概括为，“现代的”宋子文和“保守的”孔祥熙之间的对立。后者一身长衫的装束和他的腐败成性一样受到谴责。  宋子文在华盛顿始终不辱使命，无论是为中国争取援助，亦或在史迪威与陈纳德的斗争中为后者帮忙，还是征得罗斯福同意撤换史迪威，宋都做得很成功。与此相对的是，孔祥熙则声誉不佳。有关孔家巨额财富和孔祥熙本人贪污的传闻在陪都重庆和其他地方都甚嚣尘上。

自从蒋夫人访美归来，蒋介石夫妇的关系就并不融洽，尽管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截至8月份，蒋夫人一直住在她姐姐宋霭龄家里，只会偶尔回到蒋的官邸和他共进晚餐。 到了9月份，这自然方便了宋氏姐妹在阻止史迪威离任的过程中密切合作。两人与史迪威多次会面，使得后者相信“他们属于同一战壕。”根据史迪威的说法，“宋美龄告诉我她和花生米的生活糟透了：由于没人向他讲实话，为此他们总是争执不断。”  很明显，宋氏姐妹已经孤注一掷。据所见史料，她们这样做部分出于察觉到孔祥熙的地位受到威胁。

随着宋子文在10月中旬从美国返回重庆，整个事件达到了高潮。宋子文继续不遗余力地为撤换史迪威而奔走，甚至在蒋介石与美国将军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Brehon Somervell）关于撤换史迪威的头几次会谈中充当翻译。然而蒋宋之间的合作却在一夜之间破产了。蒋对此的记载很值得关注：

“政策之决定与转变，其得失成败完全在于最后五分钟之时间。此次对于史迪威去留问题，本拟依十五日研究所得之结果。与薛莫维尔（即萨默维尔）交涉第一第二次，皆想照此转变以期达成预定方针。而子文必欲固执其个人对史之仇恨及其私见，故其任翻译终不能实现我之主张。所谈结果仍以非去史不可为定论。及薛辞去以后余再加详讨。最后仍力图挽救，且转变百八十度之方向。”

蒋夫人被派去警告史迪威他的结局，除非他向蒋真诚道歉并承诺改变。在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道歉后，他在第二天与萨默维尔的会面中没有再提到撤换史迪威的事情。  史迪威算是逃过一劫，直到一年之后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危机之际才最终被撤职。宋子文就没那么幸运了。就在史迪威向蒋道歉的那个上午，蒋宋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双方都大发雷霆。结果是宋子文的失宠：宋被逐出了权力核心，禁止参加开罗会议。直到几个月后，宋在朋友的帮助下找人代笔了一封措辞妥帖的道歉信给蒋介石，他才得以恢复权力。

在这次风波中，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宋子文的问题在于他固执己见——尽管这个“己见”原本就是蒋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在向美方代表陈述撤换史迪威时，宋子文传达的意思要比蒋预期的强烈：蒋希望的是，在他表达对史迪威的不满后，罗斯福就会主动将史迪威免职。毕竟蒋更加习惯于让下属揣摩自己的真实意图，然后再加以执行仿佛是全凭己意。但是宋熟悉美国人的处事方式，因此明白需要更直白地表达蒋的意思。在蒋宋二人最后的争吵中，宋子文就断言，他错就错在“过于忠实地”执行了蒋的旨意。但是宋的辩解是火上浇油，更加激怒了蒋，“彼竟自悔对余太忠，而有以后不能与余共事之句。余乃愤怒难禁，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大声斥责。此人实不可复教。”  蒋介石把宋的行为与1921年的一件旧事相提并论。当时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总参议兼文官长，自作主张地忽视了一些孙的命令，因为胡认为这些命令不够正确。孙中山最终原谅了胡汉民，并且委任胡以更重要的职位。但是蒋却把这次事件看得很严重，认为宋在1943年的这一行为“或有甚于二十年对胡汉民案之危机也”。宋子文“以其个人私见而欲以党国外交为其个[人]作牺牲。此恶乎可。”  蒋把自身等同于国家，如果有人对他的意志稍加拂逆，立刻就被视为自私自利和罔顾国家利益。

其次，蒋介石从他这次突然改变主意中总结出的教训是“政策之决定与转变，其得失成败完全在于最后五分钟之时间。”  尽管同盟国对于史迪威这样一位错误不少却值得信任的将领能够留在中国继续指挥缅甸战役表示欣慰，这其中的曲折过程却难以令人释怀。委员长的优柔寡断和难以琢磨使他饱受诟病。如今在开罗会议的前夕，蒋不但把他在外交领域最得力的助手宋子文赶走，而且在与萨默维尔的连续会谈中态度180度大转弯，“最后五分钟”改变重要决策成了他一个关键的统治原则。

开罗

林孝庭在本书第13章对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的活动做了十分精彩的讨论，在此无需赘述。但是考虑到开罗会议体现了1943年如此多的成功和失败，在这里我们将对其略作介绍。开罗会议最重要的历史意义莫过于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从今天的角度看，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强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20世纪初，贫穷孱弱、内部分裂的中国没有一点强国的影子。从这个角度看，罗斯福认定中国在战后能够崛起的确是很有远见的。丘吉尔当然抵制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他认为美国这样扶植中国是为了增强自己在战后联合国中的影响力；至于斯大林，由于苏联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代价，他当然认为中国在战争中的表现配不上作为四强之一的待遇。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罗斯福是出于自身的远见或是私心才这样支持中国的。正如在开罗会议首次与蒋介石会面之后，罗斯福告诉他的儿子，“对华工作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那就是维持中国对日抗战，拖住日本军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振奋中国军民的士气。虽然不能通过危险的驼峰航线提供足够的物资援助，美国人转而摆出了一系列象征性的姿态：废除不平等条约，把中国纳入四强，以及召集开罗峰会。  在开罗会议上，同盟国做出了一些无需付出的承诺来提升中国的士气和国际地位，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日本应该在战后归还中国的东北和台湾。当然，拍摄蒋介石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平起平坐的照片也是很有必要的。或许这些照片就是开罗会议最持久的遗产了吧。的确，翻阅会议记录就能发现：如果抛开关于缅甸战役的争论，对罗斯福来说，与蒋的峰会更多地是作秀或揣度后者的心思。与稍后有斯大林参加的德黑兰会议相比，开罗会议的内容十分空泛，美方甚至没有记录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主要谈话内容。

至于蒋介石在会上的表现，则只能用差劲来形容。总而言之，蒋给人的印象是遇事举棋不定而且反复无常。 有人把这种印象归结于蒋夫人的翻译。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的是，宋子文不能来开罗的缘由恰恰就是他没能妥当地诠释委员长的旨意。蒋夫人当然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类战略磋商在美英两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两年有余，他们明白如何在会场上争辩，如何讨价还价，而且还是用他们的母语。中国代表对此则完全是门外汉，蒋介石完全不习惯与地位平等的对手进行谈判。而且他对自己糟糕的英语也感到力不从心。  蒋的第一次峰会之旅表明，他完全不能胜任这类谈判。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与斯大林会面后，蒋在同盟国领袖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下降。与蒋介石鼠目寸光地把缅甸战役看作是争夺亚洲战场的关键不同的是，斯大林敏锐地察觉到同盟国各方在缅甸战役、太平洋战役，地中海战役、以及计划中进攻法国北部的战役之间存在着冲突。的确，英国总参谋长就认为，斯大林是比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出色的战略家。  毫无疑问，这一判断是在苏联和英国一致同意降低缅甸战役的优先地位的影响下做出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斯大林一再强调在德国投降后出兵进攻日本，这就给同盟国提供了一种在缅甸丛林艰苦作战之外的选择。  在开罗会议前夕，蒋介石一再强调他要在斯大林之前与罗斯福会面。  很明显，蒋就是急于向罗斯福陈述他对中共与战后亚洲的想法。不幸的是，斯大林在实施战争的重大关键战略上获得了最终决定权。

到了9月份，在放弃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想法后，蒋介石决心不顾一切地打消他的美国盟友把中共作为潜在抗日伙伴的任何幻想。  就在国民党中政会开幕的第一天，当即将讨论对中共的政策时，史迪威向蒋展示了他的军事构想：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联合在中国北方对日本发起攻势。蒋由此强烈意识到向美国阐明中共问题已是势在必行。  蒋介石预料美国会在开罗会议提出中共问题。果然，蒋最终在会上与罗斯福的私人谈话中谈到了中共。尽管谈话的确切内容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根据罗斯福对他儿子艾略特（Elliot）（陪伴其父参加了开罗会议）的叙述，“蒋试图让我们相信中共根本没有抗日。然而，我们知道这并非如此。”  总之，蒋得以利用开罗会议的机会力劝美方相信中共实际上并没有抗日。

罗斯福对此显然持怀疑态度。蒋在这里面临的困境在于，中共究竟抗日与否是可以通过调查弄清楚的。也正是在开罗会议之后，美方请求派出一个调查团去延安更好地了解中共的行为。最终，在1944年6月，蒋被迫同意由美方军事和外事专家组成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结果代表团的报告众口一词地支持中共。尽管对于代表团在延安是否被中共蒙蔽还存在不少争论，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观察组的成员以及大约同时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的报告都指出，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和军事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根本不受蒋的控制。毫无疑问，这些报告表明，中国的命运已远非仅仅操之于蒋介石一方之手了。

就在批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同时，蒋的部队正在日本“一号作战”的攻势下溃不成军。正如史迪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旦陈纳德的空中攻势成功对日军的后勤造成威胁，后者就会向机场发起攻击。尽管蒋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军队可以保卫机场， 但是他显然错了。日军把国民党军队打得一路溃败，开辟了一条从朝鲜和中国东北延伸到越南和东南亚的陆上走廊。蒋损失了多达75万人，他的声誉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内政方面，正如本书第7章指出的，蒋在实施宪政方面的准备工作也被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所取代。而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就已要求蒋组建联合政府。 正如叶芝（William B. Yeats）的一句名言所云，“万物都已解体，中心难以维系。”  在很多方面，国民党政府毁灭的种子在1943年就已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