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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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首次对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辨源,逐一解答了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重要问题。在生命层面上展开回忆,回忆了与巴金、谢晋、黄佐临、周恩来、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等文化巨匠的交往经历,回忆文革往事,从这些大家身上找寻文化的奥秘。值得注意的是,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

自序 文化究竟是什么?

除此之外,余秋雨又结合了自己对多处文化遗址的考察,从古典中提炼文化涵养,谈古论今。跨时空与地域的双重视角,使本书既有理论上的厚度深度,又不乏感人的故事与动情的文笔。堪称20多年来余秋雨先生关于文化思索的最诚恳、最隆重、最重要的著述。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摆弄文化,却没有人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翻翻词典凑个定义是容易的,但很多定义,说了等于没说。

中国突然渴求文化了,在还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渴求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契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必须百倍重视。

渴求是因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天下很多渴求,都是以提问的方式来表达的。

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个部分——

一、学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请容我分别加以说明。

学理的回答

这主要是我在海内外的一些演讲。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听讲者除了广大师生外,还有同时获颁荣誉博士称号的那些第一流科学家。因为是向科学家论述文化,因此力求讲得严密、干净、周致。

第二篇,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本性。演讲时,与外国学者有比较尖锐的辩论。

第三篇,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对话。那一天,联合国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我向到场的各国学者,对这份世界报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他两篇漫谈式的文章,可能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一篇是说个人身上的文化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说市长们应该如何来建设城市文化。

这些演讲和文章加在一起,从学理上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何谓文化”的问题。但是,说是学理,却并不艰深。艰深大多是为了掩盖鲜活的真相,我没有权力掩盖,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

这是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

谢晋的弱智儿子,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着,等待爸爸回来,结果连眉毛都磨光了。最后我们知道,谢家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在封闭的大门上寻找一个亮点,投出一份企盼。谢晋就像他儿子,在门孔上不离不弃。

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终于,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几十年后,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

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满的回答。前半生做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辈子做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都那么朴素,却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脉络。

我在回忆自己与这些文化前辈的交往过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认识的政治人物,这在我历来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他在四十年前领导的文化重建,对于挽救陷于民粹主义荼毒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寻石之路》两篇文章来叙述。我后来为什么能在诸多风浪中坚持文化?也顺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写了一位我不认识,却在我每次受到诬陷时都站出来维护我,而当我准备郑重感谢时却溘然离世的大学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说,他像一头远行的骆驼,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寒风中的另一头骆驼,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当然,这是文化的悲壮。

以上几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后一篇《仰望云门》则写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文化的。

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每次重读都会一次次半途掩卷,让心情恢复平静。本该单独出一本精致小书,但仔细一想,还是让它们挤在这里共襄解读文化的盛举吧。生命不是文化概念,但最深的文化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况,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

文化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却又容易随风飘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坚实的印记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处的文化遗址。

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出过多大的场面?只有遗迹可以见证。但是,这些遗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肃穆的庙,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阐释、被说明,于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护和修复古迹的过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础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国社会素重官场,却把书写碑文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并无官职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文化传承。

有些“历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辞再三,却还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并不好写。倒不是因为要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公众文本”。“公众文本”必须适合当代普通人阅读,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学,不能逞才,否则就侵害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因此我写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收集当地意见,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笔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侧向于白话文。

碑文的书法也是我自己写的,这倒是古代的传统了。对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种“双手合拢”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笔墨。朝拜的对象,正是山川间的巍巍胜迹。这是我平生所写最大体量的文章和书法,感谢那么多优秀的工匠,叮叮当当地把我们这一代的虔诚刻凿到了花岗岩和汉白玉上。

在我所书写的大碑中,选了以下几份碑文收入本书:立于湖南的《炎帝之碑》,立于陕西的《法门寺碑》,立于安徽的《采石矶碑》,立于江苏的《钟山之碑》和《大圣塔碑》,立于上海的《金钟楼碑》。

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本书选了《秦长城》、《云冈石窟》、《都江堰》、《昆仑第一城》、《净月潭》这五幅的说明词。

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讨论什么是文化了。这个景象,让我神往。

在那么多大碑、公碑之后,我又悄悄加了一个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导演谢晋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回答。

古典的回答

为了尽善尽美,我还请出了古人。

我选了几个有关精神文化的经典文本,把它们翻译成了当代散文。

我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述。因此,这种翻译,不是拉线搭桥,而是凿通隧道,其难无比。

大家从四篇今译中可以看到,佛陀、庄子、屈原、苏轼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他们都不是文化的诠释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我看来,唯有创造,才能说明世界、说明文化。

至此,我觉得,对文化的回答已经相当完整。

我在翻译的时候,又用行书抄写了这几篇经典的原文,那些行书已收入我的几部书法集。因此,顺便在本书的每篇今译之后附印了一点点我的书写片断。前面的碑文书法,也选了一些片断放在书里,或许会让整本书显得更加灵动、丰富一些。

如此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于上海

作者信息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现为慈溪)人。在家乡度过童年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撰写过大量艺术史论和文化史论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巨大。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20年前辞职后开始全面考察中华文明,然后又亲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遗址,以及欧洲96座城市。由于考察过程中要贴地穿越当今世界最恐怖的地区,又被电视追踪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极大关注。在考察过程中写出一系列书籍,开创“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获得两岸三地诸多文学大奖,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籍畅销排行榜最前列。

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余秋雨已被公认为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为中国当代最畅销最长销的经典作家。台湾评论家把“余秋雨现象”定位为“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的罕见范例”。香港评论家认为他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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