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上，都会有10名评委从喜剧演员3600多分钟的表演中加以挑选，再由大众评审票选出“10个最有趣的笑话”。今年的第一名是“我爸爸建议我登记做器官捐献。等着我的心脏的那个人就是他。”第四名：“显然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是在宜家的床上被怀上的，这太疯狂了，因为那些地方的灯光非常明亮！”写这篇稿子时，我又琢磨了一下这个笑话，我才想到，也许它的笑点在于，它的第一句会被理解为，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家里睡的是购自宜家的床，第二句说，他们其实是在宜家商场里的床上乱搞的。
这些笑话为什么好笑呢？可以用今天多数专家赞同的乖讹论来解释：当人们发现现实跟自己的预期不符时就会产生幽默感。以前解释笑话的理论还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优势理论，认为人们嘲笑的是别人的不幸。一类放之四海皆准的笑话就是愚蠢笑话，即取笑圈外人，以及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世界上最古老的笑话书是古希腊人编的《爱笑者》，收集了265则笑话，其中近四分之一是讽刺以愚钝著称的城市的市民。据研究，塔吉克斯坦人会嘲笑乌兹别克人，法国人则会拿说法语的瑞士人开涮。巴西人开葡萄牙人的玩笑，芬兰人打趣卡累利阿人，尼日利亚人喜欢笑话豪萨人。这一模式甚至延伸到了工作领域，整形外科医生因其毫无章法的肌肉骨骼整形工作而成了医学界的笑柄。（“整形外科医生与木匠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木匠认识的抗生素可不止一种。”）
弗洛伊德提出过宽慰论，认为幽默是人们释放心理能量的一种方式，这种理论能解释黄段子。但这些理论的解释力都有局限。美国心理学家彼得·麦格劳和记者乔尔·华纳希望能找出一个更普遍的幽默的公式，只要能找出笑话好笑的原因，再按方抓药，就可以指导笑话创作。他们在《幽默文化探源之旅》一书中提出了良性冲突理论：只有当某些东西看起来出了错，令人不安或具有威胁性（即冲突），但同时又似乎没什么问题、可以接受或者很安全，是良性的，这时才会产生幽默。
笑话创作需要一种天赋，一种跳出事外的思维。有学者说，喜剧演员与人类学家拥有共同的观察方式，他们都有能力置身事外，跟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产生共鸣，以便充分理解他们的行为及信仰。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少数族裔和那些未能融入美国文化的人在喜剧行业能够长盛不衰。据1979年的统计，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但喜剧演员中80%都是犹太人。自那之后，犹太裔喜剧演员逐渐被非洲裔、亚裔及西班牙裔取代。
搞笑除了靠特殊的思维，也有其纯技术的方面。研究显示，在拥有高高的天花板与蓝色的开放布局中，消费者的幸福感最强，因此他们最有可能掏腰包。一个理想的喜剧俱乐部并不需要人们掏钱购物，它的目的就是激发出人们的情感体验：笑。实验表明，置身于暖色调，尤其是红色环境下，人们更容易兴奋激动，而像蓝色这类冷色调则会让人平静、镇静。另外，昏暗的俱乐部也许更能给人隐蔽感，因此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想笑的时候就笑出声来。一旦聚集成群，他们就更有可能做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如果你能凑到足够多的人，一切都会演变成一场兄弟会派对。
喜剧演员会通过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模式。“我们在洛杉矶了解到，这与你是否有幽默感无关，而与你搞笑的方式有关：你是如何掌握这一行业的来龙去脉，如何形成喜剧演员的视角，如何把诚实跟幽默融为一体，如何应对一夜成名的现象。唯一的学习方式就是反复进行辛勤的实证研究。每次登台，喜剧演员都在做实验。”
要说喜剧演员逗别人笑自己却可能有抑郁症，此言不虚。英国幽默作家吉米·卡尔写过一本书叫《开个玩笑而已：为什么嘲笑别人那么有趣？》。他在书中写道：“在一个满是人的房间里，除了喜剧演员，大家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大家都在笑，只有喜剧演员没笑。对正常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而不是职业抱负。”在很多人身上，这场噩梦并未能很好地终结。莱尼·布鲁斯就曾服毒过量，莫特·萨尔痴迷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理查德·普莱尔在吸食可卡因时自焚，差点要了自己的命。喜剧行业已经把这种潜在的结果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洛杉矶最大的喜剧俱乐部之一笑声工厂就开设了一项心理治疗项目。每周有两个晚上，喜剧演员们可以躺在楼上一间办公室的治疗沙发上跟心理医生会面。笑声工厂老板说，80%的喜剧演员都有过悲惨的经历，他们没能得到足够的爱，因而试图通过让人们发笑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墨西哥大学人类学家吉尔·格林格罗斯发现，总的来说，喜剧演员在童年时遭遇的问题并不比一般大学生多，也不见得更神经质。但他发现这些人确实更加内向，更难相处。他们在舞台上所展现出的个性也许与日常生活中并不相同。那些自称演出票房收入最高，因为被认作是最成功的喜剧演员，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友好的、具有亲和力的幽默，同时他们也比其他喜剧演员更开明、和蔼可亲并且外向。格林格罗斯说：“善待他人，不表现得像个混蛋，这两点也许能帮助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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