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其实就是要顺天应人——顺乎天理而适应人情。人跟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情。人跟动物都有性，人有人性，马有马性，猪有猪性，草木皆有性。这个性就是本能，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情就是良心。
有一句话，叫“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我们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在意料之外，因为那意味着不可把握；却都希望自己的修养、举止皆在情理之中，合乎社会的心理尺度。
“情理”二字，一个在“情”，一个在“理”。“通情达理”，大抵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一个只“通情”而不“达理”的人固然令人生厌，但一个只讲理而不讲情的人则让人不寒而栗。
看过《悲惨世界》的人，估计都会对沙威警官印象深刻。他被冠以纯粹之名，因为他会毫不留情地执行法律。主角冉阿让已经潜逃多年，虽然化身成为慈善人物，做了许多善事，但丝毫改变不了沙威对他的冷酷。
社会固然需要许多坚持原则和法律的人，但像沙威一样只看到规则的人，总觉得让人缺了点什么。
讲情理是人之为人的共性。中国社会通常只讲情，不讲理，“亲亲相隐”，什么事情都想私了，有时让一让，有时争一争，不伤感情最好。西方社会大多讲理性，出了什么事，大家到公证人那里去，一五一十把利益算清楚，不伤自己最好。
要真正既通情，也达理，真的很难。
《卧虎藏龙》里的大侠李慕白，一生仗义，行事光明，差不多到了“见道”的境界，可谓“达理”之人。临死时他才发现自己平时太压抑感情，连俞秀莲都误以为她在他心里排不上号，忙说“别放下，浪费在我身上”。
李慕白最后说：“我已经浪费了这一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一诉衷情。
《九三年》里的革命军首领郭文，在看到保守党首领朗特拉克冒死进火场救下三个小孩之后，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心里挣扎，毅然放走了朗特拉克，然后换上自己走上了行刑台。
自古情理两难全。在情理之间摇摆，大概是日常修行最普遍的状态。
网上流行一句话：通情达理的人，自带光芒。
既通情，又达理的人，无论如何都受人欢迎，虽然这样的人难找，但也不是没有，而且不必像英雄一样，要以生命为代价。薛宝钗就是一个。
说她“通情”，你只需要看看大观园里所有的女孩子，不管是主人还是丫头，都喜欢找她倾心聊天就知道。聊天需要倾听的人全身心的投入，对别人报以“同情的理解”，才能让人舒服。
说她“达理”，你只需要看看他们母子三人在京过活，薛蟠无才，薛姨妈无主见，薛宝钗操持得多痛苦。而在螃蟹宴上，她写下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洞明了多少世事。
能做到通情达理的人，一定是能够将自我放得很低的人。
将自我放在首位，讲情感就执着于情感，讲道理就执着于道理，就像李慕白执着于自己的大侠身份，郭文执着于自己的英雄气概。
而薛宝钗，并不显山露水，而是温润如玉。玉藏在山中，含蕴光华，你去与她交流，才发现她的光辉明亮，平易近人，温润舒适。
能放纵感情的，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能分析道理的，一定是热爱读书的人。除了自己认真生活，也懂得认真参考别人怎么生活。
这就是成熟处世的人：左手通情，右手达理。
人活着，生活是最重要的。而生活中最要紧的，是人情。我们现在一听到人情，就觉得它是包袱，就觉得西方人不讲人情，多好！其实，人而无情，就跟动物没什么两样了。但是，还有一句话，千万要记住，我们之所以吃尽苦头，就是因为这句话没有抓住——人情最要紧的是合理。所以中国人讲求合理的人情，并透过合理的人情，来过正常的生活，这就叫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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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粒儿，用文化修炼心灵，以智慧对话世界，在这里，重新发现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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