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正当英国甲壳虫乐队向美国电视广播大举入侵之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版了《理解传媒：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并迅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变身为大名鼎鼎的明星。这本书犹如神灵的训谕，充满着玄妙的格言警句，读起来有种梦幻般的感觉。在那个距今已很遥远的20世纪60年代，迷幻之旅盛行，人类登月成功，太空自由进出，这本书堪称那个年代的完美产物。
《理解传媒》一书实质上是种预言，它所预言的是线性思维的消解。麦克卢汉宣称，20世纪的“电子传媒”——电话、广播、电影、电视——正在打破文本对我们的思想和感官的绝对统治。千百年来，我们封闭于印刷文字的个人阅读，人人都是孤立的，就像一块块的碎片，如今正要再次变成一个整体，整个地球正在融合为一个村落。“当创造性的求知过程将要成为集体活动，最终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走向“对知觉的技术模拟”。
即便是在《理解传媒》一书的名声如日中天时，人们也是谈论得多，阅读得少。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为文化遗迹，留给大学里的传媒专业作为学习课程。但是，作者麦克卢汉在出风头方面丝毫不亚于作为学者的成就，他是驾驭辞藻的高手，书中的一句话成了流传甚广的名言：“传媒即是信息。”
在我们不断重复这一格言的过程中，有一点被遗忘了：对于新兴通信技术的变革威力，麦克卢汉不仅仅是予以承认和赞扬，他也对这种威力带来的威胁以及我们对这种威胁浑然不觉而产生的风险发出了警告。他写道：“电子技术已经登堂入室，对于这一技术与活字印刷术之间发生的冲突，我们又聋又哑，浑然不知。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是通过活字印刷术得以形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麦克卢汉明白，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一种新兴传媒，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其带来的信息——“内容”——裹挟其中。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广播中播放的音乐、电视上演的节目、电话线另一端身处远方的那个人说的话，人们都会关注、在意。不管传媒技术多么令人惊叹，它总是会消失于流转其中的各种内容之后，比如真相、娱乐、教学以及谈话。
当人们为传媒产生的效应是好是坏争论不休（正如他们一贯的所为）时，他们争辩的其实是内容。支持者欢呼雀跃，怀疑者大张挞伐。回溯活字印刷术催生图书出版业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每当有新的信息传媒出现时，人们争论的内容总是出奇的一致。支持者以其充分的理由，对新技术开闸泄放新内容形成的洪流赞赏有加，并把它视为文化“民主化”的信号。怀疑者的理由同样充分，他们对内容的粗鄙大加谴责，将其看做文化“粗浅化”的信号。一方的肥沃乐园正是另一方的荒凉沙漠。
互联网是引发这种争论的最新传媒。20多年来，互联网支持者和怀疑者之间冲突不断。许许多多的著作、文章，成千上万的博客网站、视频短片，一如既往地分化为两个极端，前者为大众参与、人人有份的新黄金时代的到来而欢呼，后者为庸才当道、自我陶醉的新黑暗时代的开始而悲叹。
有争论固然很重要——争论什么内容不要紧，但是，因为争论是以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趣味偏好为转移的，因而这场争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两种观点都走向了极端，甚至涉嫌人身攻击。“勒德分子！”支持者嘲讽怀疑者。“粗野村夫！”怀疑者回敬支持者。“没人相信的预言家！”“盲目乐观的自大狂！”
支持者和怀疑者双方都没有注意到麦克卢汉看到的事实：从长远来看，在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方面，媒体传播的内容不如传媒本身重要。由于我们的窗户既朝向世界，也朝向自己，我们看到什么，以及如何看到，都由大众传媒决定。到头来，如果我们对传媒使用得足够多，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我们都会被传媒改变。麦克卢汉写道：“技术带来的效应不是出现在观点或观念层面。”更确切地说，它们“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感知模式，并且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为了表明自己的论点，麦克卢汉或许难免有些夸大其词，不过这个论点完全站得住脚。媒体本身就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施展魔力或者造成伤害。
把关注焦点放在媒体传播的内容上，会让我们对这些深层效应视而不见。我们忙着制定规划，关注即将进入自己头脑的内容，结果搞得自己眼花缭乱、心绪不宁。到头来，我们假称技术本身无关紧要。我们告诉自己，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技术。在这种狂妄自大的自我安慰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我们仍然掌控一切。技术只是工具，在我们拿起工具之前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我们放下工具之后又会归于沉寂。
麦克卢汉在书中引用了传媒大亨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的声明。沙诺夫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率先引进无线广播，又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率先推出电视节目。1955 年，沙诺夫在美国圣母大学发表演讲，拒绝接受人们对他赖以建立自己的帝国和财富的大众传媒所作的批评。
对于大众传媒产生的负面效果，他为传媒技术开脱得一干二净，而诿过于受众：“我们总是把技术手段当做加害者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物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人们使用它们的方式。”麦克卢汉对此观点大加嘲讽，指责沙诺夫是在用“梦游中的声音”演讲。麦克卢汉明白，每一种新传媒都会改变我们。他写道，“我们对所有媒体的常规反应就是科技白痴表现出来的麻木姿态”，媒体传播的内容只是“入室行窃的盗贼用来引开看门狗的肉包子”。
即便是麦克卢汉，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在我们面前摆下的盛宴：佳肴一道接着一道，一道比一道丰盛，简直让我们“口不暇接”。随着联网计算机不断变小，逐步瘦身成 iPhone、黑莓手机，这场盛宴已经变成移动宴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家中，在单位，在车上，在教室，钱包里，口袋中，盛宴随时都有。就连对互联网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保持警惕的那些人也不会让自己的担心影响到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和享受。
电影批评家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观察总结说：“面对媒体确定不移的声音，怀疑意见显得软弱无力。”他说的是电影，不过他的感受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敏感性，不仅可以投射到屏幕上，也可以投射到我们这些全神贯注、百依百顺的观众身上。他的评论用在互联网上更有力度。电脑屏幕以其丰富和便利吓退了我们的怀疑。我们的这个仆人，看起来就是要蛮横无理地宣告，它也是我们的主人。
注：上文节选自本书序言。
作者：[美] 尼古拉斯·卡尔
译者：刘纯毅
评分：7.6
“谷歌在把我们变傻吗？”当尼古拉斯·卡尔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赫赫有名的那篇封面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启了人们热切渴望的期盼源泉，让人急于弄清楚互联网是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卡尔同时也明确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牺牲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吗？
现在，卡尔把他的论证扩展到最具说服力的探索研究上，针对互联网导致的智力后果和文化后果，他阐述了迄今未见公开发表的观点结论。娓娓道来，叙述得引人入胜。
卡尔让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会带来一种智能伦理。印刷图书如何让我们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从而促进深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相比之下，互联网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这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也是一套产量最大化、消费最大化的伦理——如此说来，互联网正在按照自己的面目改造我们。我们变得对扫描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
在《浅薄》一书中，有智能技术的发展历史，有大众科学的普及知识，有文化批判的真知灼见，全书处处闪耀着令人难忘的智慧之光，这些内容恰似对我们现代人的心智状态所做的全面而深远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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