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lict is the gadfly of thought. It stirs us to observation and memory. It instigates to invention. It shocks us out of sheeplike passivity, and sets us at noting and contriving.

- John 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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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 加缪(影子经典)

《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深具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奥兰市居民,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和死亡的威胁,同仇敌忾、勇敢反抗的故事。书中以丰富的细节,生动展现了小城中鲜活的日常生活,也清晰刻画了鼠疫爆发之时普通人的挣扎与抗争,展现出困境中的人们奋力拼搏的态度和他们对真理、正义的追求。

译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李玉民)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了这一点。不妨引用原话,让其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被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吧。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和“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颇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读出多重含义”更为难能可贵。象征如果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意义就萎缩褪色了。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因此,将近七十年过后,那段历史虽然不会被忘记,但是这种多重意义的象征,则由时间和纷扰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鼠疫》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传越广,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单在法国本土,销售量就高达五百万册,成为不可多得的长销的畅销书。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这真是个奇迹,须知,不管从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备一般畅销书特定的要素。正如叙述者所坦言的:“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道”,没有“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就连瘟疫初起时,萦绕在里厄大夫头脑中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荡然无存了。尤其这场灾难持续时间长,单调到了极点,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作者本人都承认,鼠疫期间发生的故事单调得很,既不壮观也不感人,那么这部小说凭什么进入畅销的经典行列呢?我们还需要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是责无旁贷的话,那么这种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绪福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我们知道,加缪的“三部荒诞之作”,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自成荒诞理论体系。按说,哲学论述与文学形式这样相互支撑和印证,效果已经相当可观了。然而,这个体系总括来说,只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有了第二个作品系列:长篇小说《鼠疫》(1947)、剧本《正义者》(1949)和厚重的理论力作《反抗者》(1951),这就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另一个“三位一体”系列。

第一个系列以“荒诞”为主题,还缺少一个鲜明生动的、震慑人心的荒诞象征。荒诞的象征,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流于抽象,在《局外人》中流于模糊,在《卡利古拉》中流于单弱,因而需要一个振聋发聩,能引起万众惊怖而猛醒的荒诞象征。同样,还缺少一个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复杂故事,需要创造一种刺激人神经,强迫人思考的创巨痛深的特殊氛围。《鼠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鼠疫这个瘟神,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范围肆虐制造的恐怖惨景,史书多有详细记载,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单单“鼠疫”这两个字,就能先声夺人,一旦作为荒诞的象征出现,就成为不二之选。

在《鼠疫》中,这个瘟神不减当日威风,果然有惊人之举,要独霸几十万居民的奥兰城,就先发制人,放出成千上万只疫鼠,满街乱窜,发出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恐怖气氛与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渐灭绝,便轮到人应征充当疫兵了。围城中的一切都听瘟神的调遣,都围着瘟神运转,这便是典型的荒诞世界了。

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人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在此之前,他们绝不肯将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为一谈,可是现在,他们却接受了这种混淆。他们没了记忆,也没了希望,就立足于当下了。其实,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变为当下了。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是的,头几个星期,大家还很激愤,还盼望这种集体受难早些结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无休无止,瘟神的战车来回碾轧,什么情爱友爱,什么记忆希望,什么社会、道德、信仰、怜悯心、责任感,一切都被碾得粉碎。普遍的沮丧情绪,安于绝望的心态,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这不就等于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是大部分人的倾向,就连“新派伦理学家”都宣扬只能跪下求饶,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帕纳卢神父则表明基督教的观点,阐明鼠疫“发自天意”,是对世人的惩罚,“永恒之志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换言之,基督教徒只能表达笃信,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其实,这种倾向只是表面现象;谁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没有完全听天由命”,“甚至自以为相信上帝的帕纳卢也不相信”。奥兰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维持,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还有别种选择。就连组织祈祷周的帕纳卢神父,在布道时也明确指出,“反思”的时刻到了。他说道:

“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指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赎。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帕纳卢神父的这段话无意中指出一个荒诞的问题: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我们可以抛开他讲这话的动机、前提和结论,拿来比较一下书中有识者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殊途同归的事例。

同帕纳卢神父相对应的两个不信上帝的人,则是两个极有见识、极清醒的人物:一个是干劲十足,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里厄大夫;另一个是极力反对死刑的社会活动家,全身心投入抗击鼠疫的斗士塔鲁。当全城人陷入鼠疫的围墙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人心大崩溃的时候,塔鲁和里厄却心有灵犀,很快就走到一起,为了同一种斗争。

抗击鼠疫的这两个灵魂人物,因鼠疫而走到一起,也是殊途同归,各有各的反抗史。两个人的几次谈话,越谈越深入,由里厄的叙述和塔鲁的纪事铺衍缀补,无一不切中荒诞这个主题意旨。同样,帕纳卢的两场布道,则从侧面乃至反面衬托了荒诞主题。这些表现荒诞——反抗主题的大脉络贯穿全书,串联起众多人物的命运:殊途同归,最终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书中最不可思议又最顺理成章的事,就是社会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敌对者,却都陆续会聚到里厄和塔鲁的反抗旗帜下了。这正是荒诞的象征,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结果,却与帕纳卢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弃恶扬善,而是奋起同死亡做斗争。

鼠疫这个荒诞象征,其示范效应产生了奇迹,如影传形,如镜示相,幻化出了魔之形,恶之相,肆虐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挤压掉人生的空间,使得所有人,无论所谓的“善”人还是“恶”人,都无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场斗争越惨烈,就越能激发人抗争,就连有案底的社会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间走私发财的科塔尔,就连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总以审视的目光看别人的预审法官奥通,乃至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纳卢神父,都纷纷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如里厄那样,“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让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这就是加缪讲“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这句话的初衷吧。同样,这也正应了上文提到的两大关目:“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和“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作者确实没有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结果顺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掌握,而不贴英雄标签的人物事迹也更贴近现实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小说《鼠疫》拓展了,并且形象生动地演示了荒诞——反抗的主题,在荒诞的现实世界的多层面上,全方位地给人以启发。

加缪创作了两部荒诞哲理小说,出版时间仅相隔五年,虽然命题相同,粗略比较一下,跨度还是相当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现实中是个独醒者,而《鼠疫》中的里厄、塔鲁等人物,则构成了一个反抗的群体,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局外人》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过失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渐进式的:一开始默尔索还不以为然,不料却一点一点被绞进荒诞的司法程序中,没有他辩白的机会。一旦判决,就成为铁案了。默尔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鼠疫》则讲述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发式的: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大瘟疫,颠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责任担当等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谁都不能置身于这种荒诞现实之外,哪怕是偶来的局外人和社会的边缘人物。从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主人公一贯冷漠超脱,情节也相应进展徐缓,除了结尾爆发一下,通篇基本平铺直叙,直到行刑前夕,也平静地迎接死亡。后者则截然相反,鼠疫突袭,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于紧张而惶惶不安的氛围中,疫城危难,与外界隔绝,死亡的数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面对死亡的威胁,纷纷起来抗争,情节跌宕起伏,交织着极痛深悲和义愤的场景。

不过,比较起来,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局外人》所无暇顾及,或者说《鼠疫》所增益的内容,即给人以极大启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揭示了荒诞绝非纯粹的外境,内患与外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看作者如何阐释。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们实际行为的前提。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里厄和塔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们不赞同帕纳卢神父所谓的“集体惩罚”的观点,但是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是“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鼠疫所象征的荒诞现实,还有其“裨益”,甚至利于“思想升华”,正是因为荒诞的现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能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作者的这种观点是一贯的,与《局外人》同时创作的剧本《卡利古拉》,整出戏只表现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连的疯狂举动,就是要迫使他周围的人睁开眼睛,看清这个荒诞的世界。至于“思想升华”,其实也不难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杰出人物都历尽苦难,在文学领域经常被提起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鲜明有力的例证。加缪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出身贫寒:“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了他那伸张正义的性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思想升华与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说互为因果。《鼠疫》中的这些人物,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应该冒着生命危险与之斗争。里厄和塔鲁身世、职业均不同,但各自一直在同现实世界做斗争,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填补行政管理空缺的问题上,二人一拍即合:“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里厄这样回答塔鲁的问题,表明他不欣赏帕纳卢的“集体惩罚”观点,治病救人,才是他行医的理念。这里不妨节选两个人的对话,我认为大有深意:

里厄:不相信上帝,不抬头仰望上帝沉默的天空,而是竭尽全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

里厄: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

里厄:是苦难。

塔鲁: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觉得可笑:您完全正确。

里厄:对此我不甚了了。那么您呢,您了解什么呢?

塔鲁:嗯!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里厄:您认为自己全部了解生活了吗?

塔鲁:不错。

里厄:明天,您必须到医院打预防针。在进入这段经历之前,最后再确定一下,要知道,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幸免于难。

塔鲁:这种估计毫无意义,大夫,这一点您跟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波斯一座城市全体居民的性命,唯独一人得以幸免,恰恰是一直忠于职守的那个洗尸体的人。

里厄:您管这种事,出于什么动机?

塔鲁: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里厄:什么道德观?

塔鲁:理解。

二人十分平静地谈论着人生中这么多天大的问题,以极平常的语气讲出生活的这些真理。顺便提一句,全书凡是涉及这类真知灼见,从不激昂高调,始终保持这种道家常的语气。下面,仅就这段谈话所提及的几点,看一看在荒诞这个主题上,作者是如何阐明道德人心的。

面临大灾大难,信仰问题就会凸显。里厄和帕纳卢,一个医生,一个神父,本来似应“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神父宣称“应该热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医生则答以“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但是,他们都在尽心尽力“为拯救人而工作”,唯独这一点才重要,表明他们能超越信仰,超越渎神和祈祷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斗争。二人达到了心灵的契合,里厄握住帕纳卢的手,平静地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现在,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不用大词阐述宏旨,这是加缪的创作特点。里厄和帕纳卢终生坚守的,一个是职业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并没有用大爱的字眼来表述。唯有大爱,才能超越信仰的分歧,在大灾大难中,表现出理解和宽容。里厄这样评价帕纳卢,“内里要比表象优越”“他讲道好,做得更好”。帕纳卢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染区,在击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难。

鼠疫猖獗时期,消除了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出路都关闭了,人很容易就全盘接受眼前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不再有所选择,这就是丧失了信仰。当然,真正坚定的信仰是不会因外境而丧失的,就像里厄、塔鲁、帕纳卢等人这样,而在这种特定的境况下,反抗就成为他们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吸引来有案底的边缘人物科塔尔、自认为是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记者朗贝尔、主张判决的威力胜过法律的预审法官奥通先生等一干人。同样,在鼠疫这种特定的境况下,反抗也成为不同价值观的唯一取向。这就是上面那段对话的基本内涵。

反抗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但是各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毕竟心怀大爱的人在世间属凤毛麟角。就连塔鲁也直言,他的动机出于“理解”的道德观。理解一词词义明确,又很宽泛,出自塔鲁

之口,必有特殊的含义,如果不联系他的身世,就很难抓准意思。塔鲁的父亲是法官,在塔鲁看来,父亲一上法庭和刑场,就变了一个人;那种表现“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于是,他十八岁那年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体验了贫困的滋味,为谋生干过各种行业的工作,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便成为社会活动家。他认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就同社会做斗争,极力反对死刑。为了争取一个不再杀人的世界,他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投入欧洲各国的斗争,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上,尽心尽力地同鼠疫做斗争,最终才醒悟,自己一直是鼠疫患者,即使抱着良好的愿望,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一举一动都可能致人死亡。塔鲁说道:

“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做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对,里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这一点您会清楚地看到),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了,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塔鲁所谓的“理解”的道德观,尤其概括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漩流沉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涯,这也是他一再说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加缪自身经历的写照,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话总结出来的人生大道理,做正派人的准则。

“原原本本做人”,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这条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千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在实际生活中,别说是无意,就是有意损害别人的事也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且不说在那丧失价值判断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不管多好的人,忽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谁不是昧着良心,争相跟着高呼“打倒×××”的口号呢?那种政治上的集体同流合污,如果说主要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话,那么泛滥多年的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制假售假(包括假药和有毒食品),甚至学术造假等集体同流合污的现象,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辩白了。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也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说空话和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可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病菌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了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了他的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

李玉民 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作者简介

[法]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1957年,加缪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加缪的创作以人道主义和人的尊严问题为核心,作品中呈现出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他的代表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话》。

译者简介

李玉民:首都师范大学外院教授、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加缪全集•戏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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