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寓言。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瓜分，三个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均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并用高科技手段监视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大洋国政府职员温斯顿心怀异见，努力探寻极权统治的秘密，追求自由的生活，最终被思想警察逮捕。在接受残酷的刑讯与思想改造后，温斯顿在对大洋国统治者“老大哥”的无限热爱中被执行了枪决。
《一九八四》为乔治•奥威尔经典代表作，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深刻揭示极权政治的运作体系，是人类文明痛定思痛的自省。本书独家收录了著名社会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对《一九八四》的文评。
代译序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预兆。他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近乎绝望的情绪，同时也预兆，除非历史的进程发生改变，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大部分人类的特质，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人。
这种对人类未来绝望的情绪与西方思想中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对人类进步以及人类创造正义与和平世界的能力怀有坚定的信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信念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以及基督教《旧约全书》中提倡的救世主观念。《旧约全书》中的历史哲学观念认为，人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长和发展，并最终会实现他们所有的潜能。它假设人类会充分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并因此理解这个世界，从而能和同伴以及自然共存，同时他们也能保留个性和完整性。普遍的和平和正义是人类的目标，先知们坚信错误和罪恶即使有得势之时，“末日审判”最终还是会到来，救世主便是这种信念的象征。
先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类最终会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基督徒将这转变成超越历史的、纯粹精神层面上的观念，但并没有放弃它与道德规范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强调，尽管“上帝之国”不可能在当世实现，但是社会秩序必须符合和实现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基督教派在宗教改革前后，用更加急躁、更加积极和更加革命的方式来强调这种观念。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人类的感官和信念，已经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更加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开始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形式出现。
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发展的新型写作方式，首次应用这种方式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字面意思是“乌有之乡”），这个名字后来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同类作品。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了最尖锐的批判，同时他也构建了另一幅社会图景，尽管它可能并不十分完美，但这个设想解决了大部分与他同时代的人听起来无法解决的人类问题。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其他同类作品的特点是：它们不会去说笼统的理念，但是它们会给出一个符合人类最深层次的需求、带有具体细节的社会愿景。与先知们的预言不同，这些最完美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存在于“末日审判”，而是在当下就已经存在——尽管存在着地理上的距离，但并不是时间上的距离。
紧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后，还有两部同类作品，分别是修道士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人文主义者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后者是三者之中最具现代性的作品。乌托邦三部曲之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创意，但是与它们的共同点相比，这些差异就显得十分渺小了。此后几百年，经常会有各种描写乌托邦的作品问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近来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作品当数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的《回溯过去》。它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宾虚》一样，成为了世纪之交最受欢迎的书。它在美国发行了几百万册，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贝拉米的乌托邦是惠特曼、梭罗和爱默生所描绘的伟大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它是美国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最强有力的表达。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家，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他们的作品中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类个体与社会完整性的美好愿景。这种愿景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尽管给人一种为和平与民主而战的假象，却有数百万人死在欧洲列强的疆域扩张野心之下。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两千多年来西方社会充满希望的传统被摧毁，并开始转化为一种绝望的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仅仅是个开端，其他同类性质的事情相继发生：背叛了社会主义愿景的斯大林反动国家资本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严峻的经济危机；暴虐的势力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德国取得了胜利；20世纪30年代疯狂的苏联肃反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参战国家都丧失了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存在的道德考量；以希特勒为开端无限制地对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后来更多的是直接完全摧毁诸如汉堡、德累斯顿、东京这样的城市，最后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从此以后，人类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所有人类都会被现有的而且比例还在不断增高的热核武器毁灭。
然而，大部分人不会自觉意识到这种威胁和自身绝望的境地。一些人坚信，正因为现代战争具有如此大的毁灭性，所以战争不会发生；另外一些人宣称，即使有六七千万人在核战争的头两天被杀，在克服起初的震惊之后，生活依旧会继续。在这种弥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绝望情绪变得明显并紧紧控制住人们的意识之前，奥威尔揭示了它，这恰恰是他作品的意义所在。
奥威尔并不是做这种尝试的唯一一人。另外两个作家，俄国的扎米亚京在他的《我们》，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中，都用跟奥威尔作品非常相似的方式表达了当时的这种情绪并对未来提出警示。这三部写于20世纪中叶的作品被我们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为了和上文提到的写于16、17世纪的“乌托邦三部曲”进行对应[1]。就像早期乌托邦作品描述充满自信情绪和充满希望的后中世纪的人一样，反乌托邦描述的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和绝望的现代人。这种转变是历史上最大的悖论：在工业时代早期，实际上人们还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剥削的世界里，为了经济效益而实行奴隶制、发动战争。人们只会将新的科学应用到技术和生产上——尽管如此，在现代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是充满着希望。四百年后，所有的这些愿望都可以实现；人类可以为每一个人生产足够的物品；技术的进步比征服领土带给国家更多的财富，不再需要战争；全世界正在变得像四百年前那样统一。就在人们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将实现的这一刻，他们开始失去了它。这就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核心，它们不仅仅描述了我们的未来走向，同时也解释了历史的悖论。
反乌托邦三部曲在细节和侧重点上各不相同，相比于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我们》，与《一九八四》有更多的相似点。《我们》和《一九八四》都描述了社会的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个数字，并且失去了所有的个性。这是由于无限的恐怖（在扎米亚京的书中，对于人脑的操纵最终发展到在身体上进行改造）联合意识形态和心理操控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应用集体催眠暗示是将人变成自动机器的主要手段，这避免了恐怖行动。你可以说扎米亚京和奥威尔的作品与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独裁统治类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发展中的西方工业世界的图景——假如它只是继续跟随目前的趋势，而没有在根本上做出改变。
尽管反乌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它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哲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可能也是宗教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是否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变得忘记对自由、尊严、完整性、爱的渴望——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或者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应，然后通过努力去将这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人性的社会？我们必须注意到，反乌托邦的三个作者并没有采取现在在很多社会科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对主义这种简单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没有所谓的人性，没有一种对人类必不可少的品质，像许多社会学者写到的人刚生下时什么也不是，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认为人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去谋求爱、公平正义、真理、团结，在这方面他们与相对主义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事实上，他们断言，正是他们描述的这种通过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思想充满了力量和强度，所以它们必须被摧毁。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大脑控制与脑前叶切除手术类似，都是为了摆脱人对于人性本质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则利用了人工选择物种和毒品；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他们更是无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脑。三个作者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应因认为摧毁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责。他们三个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通过现有的普通技术和手段，这完全可以实现。
尽管与扎米亚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点，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于“人类本性可以如何被改变”这个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下面我就谈谈一些更具体的“奥威尔式”的概念。
奥威尔最直接的贡献是在《一九八四》中假设了1961年和随后的五到十年之间的事情，并将独裁社会和原子战争联系了起来。在《一九八四》中，原子战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原子战争在大概十年之后爆发，数百颗炸弹被投到了欧陆俄罗斯、西欧和北美洲的工业中心。在这场战争之后，所有国家政府开始确信，如果继续这样的战争必定会使组织化的社会和他们的政权走向末日。出于这样的理由，没有更多的炸弹被引爆。而现存的三个大国集团“全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备起来，等待决定性机会的到来，他们都相信那一天迟早会来”。执政党的目标仍然是找到“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于几秒钟内消灭上亿人口”的办法。奥威尔在写《一九八四》的时候，热核武器还没有发明，而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目标都已经达到，这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去解释了。相对于热核武器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彻底消灭一个国家90%甚至100%人口的威力来说，丢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弹似乎威力太小，还没达到效果。
奥威尔关于战争的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他一系列敏锐的观察。
首先，他展示了持续的武器生产对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武器生产，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此外，他给出了一个社会必须怎样发展的图景：不断地为战争做准备、不断地担心被攻击和时刻准备着去寻找完全消灭敌人的手段。奥威尔的描述相当中肯，因为他有力地反对了“通过军备竞赛和寻找具有威慑力的‘安定’，我们依旧可以保持自由民主”这种当时流行的观点。这自欺欺人的观点忽略了这样的事实：随着技术的进步（每五年就创造一批全新的武器，这种技术很快就允许炸弹从千万吨级升级到亿吨级和十亿吨级），整个社会都被迫转向地下生活，但是，热核炸弹的破坏力总能到达更深的洞穴，然后军方将会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对于可能的入侵者的恐惧和憎恨会摧毁民主和人文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换言之，持续的军备竞赛，即使最终不会导致热核战争，也会毁灭被称作“民主”、“自由”或者“美国传统”的社会品质。奥威尔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才能向我们揭示了，在一个时刻准备着热核战争的世界里，民主依旧可以存在的想法是多么荒谬。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奥威尔为我们描述了真理的本质，从表面上看，他描述的是斯大林对待真理的情景，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读者只是看到对斯大林的谴责的话，将会错失奥威尔分析的关键点。他实际上是在谈论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趋势，尽管这样的趋势比苏联要缓慢。奥威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真理”是否存在？执政党所持有的“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执政党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控制好人的思想，党就可以控制真理。将党的重要人物和被打败的叛军之间戏剧性的对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进行类比，就可以解释党的基本原则了。与检察官相比，党的领袖甚至都不去假装他们的体系是为了使人们快乐，因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生物，他们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对真理。领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无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2]。权力，可以为他们创造事实，创造真理。在这里，奥威尔对于权力精英的态度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统一，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去辨认《一九八四》关于事实和真理的概念，当真理从属于政党的时候，它就是独断专行的极端形式。美国作家艾伦·哈林顿在《水晶宫中的人生》中描述了一幅在美国大公司中生活的微妙且无处不在的景象，他精妙地表达了当代的真理概念：“动态真理”。如果我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我就要声称这家公司的产品比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都要好，这是否可以验证和对于竞争对手是否公正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只要我还在这家公司，这样的声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绝检验这是否是客观有效的真理。事实上，如果我变换了工作，进入了我现在的竞争对手的公司，我必须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产品是最好的。主观地说，这个新的真理就像旧的真理一样真实。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只要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真理，口号在“几百万人怎么可能犯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正确”。奥威尔已经明确指出，在一个团体中，已经彻底废除真理作为一个有关现实的客观判断这个概念，这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异端都会被视为精神错乱。
为了描述《一九八四》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已经成为现代词汇的新词：“双重思想”。“‘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作伪的感觉，因而会有负罪感。”正是双重思想的无意识方面让一部分读者相信双重思想只被用在苏联人的身上，而离他们自己还很远。然而已经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错觉。我们所说的西方社会的“自由世界”，不仅仅包括基于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和英国，还包括实行独裁统治的南美洲（至少只要他们还存在，我们就得把他们算上）；我们还得算上像佛朗哥和萨拉查政权，以及南非、巴基斯坦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家的独裁统治。当我们谈论自由世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认为只要反对苏联的就是自由国家，而并非如“自由世界”这几个字所指明的一样，指那些已经实行政治自由的国家。从我们讨论武器问题当中，可以找到一个能表明一个人同时拥有和接受两种矛盾信仰的当代例子。我们可以花费很大一部分收入和精力去制造热核武器，同时不愿接受热核武器可能会消灭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大部分的人口（包括敌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因此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原子策略专家之一赫尔曼·卡恩说：“……换言之，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是和平也同样恐怖，我们必须用一种算法来算一算，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战争恐怖还是和平恐怖，就会发现和平是多么的糟糕。”[3]卡恩认为热核战争可能会杀死六千万美国人，但是他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迅速和有效地恢复”[4]，然后“大部分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会过着一种正常而幸福的生活”[5]，他们不会再受到热核战争造成的惨剧困扰。这种观点认为：a.备战是为了维持和平；b.即使战争发生，苏联人杀死了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如果可以，当然会更多），人们仍然会在战后生活得很幸福；c.不单是战争，和平也同样恐怖，需要去测试一下究竟战争会比和平恐怖多少。那些接受这种推理的人被认为是“清醒的”，而那些对“即使两千万甚至六千万人被杀而美国本质上并不会受到影响”这种论调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被认为是“不清醒的”；那些认为这样的破坏会造成政治、心理和道德后果的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儿并不适合对裁军问题展开讨论，大部分给出来的例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奥威尔的作品，也就是说明“双重思想”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而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未来和独裁统治当中。
奥威尔所谈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也与“双重思想”有关，也就是说，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个人再也不会有他想法的对立面，而只知道什么才是“真理”的对立面。因此，举个例子说，如果他已经丧失了他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果他把自身当作是一个从属于国家、政党或者公司的物体，那么二加二就是五，或者认为“奴役即自由”，他之所以感到自由，是因为他再也不会意识到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矛盾。这特别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就像审讯人坚信他们是以基督之爱的名义虐待囚犯一样，当局“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当局所说的其实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人们依旧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会兑现它的诺言。在这方面，奥威尔很明显是指当局所伪造的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指出，西方社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说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行动自由、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然而事实上这大部分是一些托词。我们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由唯物主义提供动力，轻微的精神和宗教关怀仅仅是起缓和作用。另一个“双重思想”的例子也与这有关，部分作家在讨论原子政策的时候，很不情愿地承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杀人比被杀更加罪恶。如果读者可以完全克服他自身的“双重思想”，那么他就可以从《一九八四》中找到很多与当今西方社会相似的特征。
当然，奥威尔的描述是相当压抑的，特别是当你认识到奥威尔所描述的并不单单是敌人，更是20世纪末整个人类种族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描述做出反应：变得更加绝望和顺从，或者认为我们还有时间，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用更大勇气去应对。三部反乌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丧失人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有些人怀疑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毁灭人类的核心，会破坏人类的未来。因为这样，人类会变得完全没有人性，缺少生机，他们会自相残杀，或者在纯粹的无聊以及焦虑中死去。即使《一九八四》所描写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主导形式，这也是一个疯子的世界，一个没有活力的世界（奥威尔已经在领袖的眼睛闪出的疯狂光芒中巧妙地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三个都不想坚持认为这样的世界必定会到来。正相反，他们指出我们正在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除非我们可以成功地让西方文化根源中的那些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尊严重新复苏。奥威尔和其他两位作者，暗示着在我们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下，人制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而自己却发展得越来越像机器，这将是一个人性丧失、全面异化的时代，人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的一个附件[6]。三个作者都暗示这种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危险是现代生产和组织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外。奥威尔，像其他两位反乌托邦的作者一样，并不是灾难的先知，他只是想警告和唤醒我们。他仍然充满愿景——但与西方社会早期的乌托邦作者们相比，他的愿景是令人绝望的。这个愿景只能靠辨识去发现，所以《一九八四》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着的危险，它会让人类丧失所有的个人痕迹、爱和批判性思维，但是因为人类的“双重思想”，人类甚至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危险。这本书就像奥威尔发出的强有力的警告，但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一九八四》的描述也包括我们自己，而自作聪明地解释为仅仅是对斯大林主义野蛮行径的描述，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德国]埃里希·弗罗姆
作者简介
乔治・奥威尔（1903—1950）
英国著名作家，社会评论家，英语文体家。年轻时曾赴缅甸加入帝国警察部队，后因厌倦殖民行径而返回欧洲，开始文学创作。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在二战中积极投身反纳粹的活动，1950年死于困扰其多年的肺病。著有《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等十余部作品，其中充满了社会关怀、人类理想和反极权的思想，被称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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