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时间毫不间歇地流逝着。钟鼓楼默默地俯视着下面的一切，见证着一切，尤其是美好的变化。《钟鼓楼》是一个进步，社会也在进步。一切事物正朝着美好的方向，曲曲折折，但是在前进。
内容简介 · · · · · ·
小说截取的是北京钟鼓楼下一个四合院里九户居民，在1982年12月12日晨5时到下午5时一天里的日常生活，却贯串了三、四十个人物几十年的遭遇变化，写出了古老京华的历史积淀和80年代的现实变革，使我们听到了改革时代的足音。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历史，构成了北京市民社会生态群落图。薛永全过去当过喇嘛社会地位低下，现在翻了身给小儿子办喜事，就一直处在既想排场又捉襟见肘的尴尬中。他的儿媳潘秀娅家境贫困自己是营业员，爱好虚荣又精打细算，办嫁妆“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她的雷达牌小坤表在喜宴中不翼而飞，引起了一场风波，大家怀疑是“丐帮”后人卢宝桑所为，其实是小流氓姚向东偷去了。善良的厨师路喜纯虽刚受了卢宝桑的气，卢揭底说路的父亲过去在妓院帮工，但路喜纯临走时还为卢说了好话。农村姑娘郭杏儿家当了专业户，有钱了，进城来寻找父辈为自己订下的亲事，不料小伙子荀磊已有了对象，杏儿慷慨解囊要为秀娅买表。婚礼中还有令人厌烦的热心人詹丽颖，她曾被错划为“右派”，受过许多不公正的打击，但她惊惊咋咋同情她的人很少。女演员澹台智珠临时来客不能迎亲，詹丽颖偏要自己去迎。四合院里还居住着其他没有参加婚礼的住户，如忠于职守的老编辑韩一潭，耿直自重的修鞋匠苟师傅，安于平凡工作“不拣高枝”的海西宾，以及这个院里的“大干部”张奇林局长，和他那害单相思的女儿张秀藻，等等。这里有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革新的诸多矛盾，但又有着下层人民在艰难困苦中的忍耐力和意志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关照扶持的团聚力，以及他们在各种困境中缓慢发展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 · · · · · ·
刘心武，当代著名作家，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和《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引起轰动。1985年发表的纪实文学《5·19长镜头》涉及“足球文化”，再次轰动，其深远影响延至今。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进入21世纪以来，除坚持小说创作外，还从事随笔和建筑评价的写作，以及《红楼梦》的研究，2005年在中央电社台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并出版同名书籍，又一次引发强烈反响。
来自豆瓣的评论：钟鼓楼下——浅评《钟鼓楼》的思想艺术
《钟鼓楼》中，作者不仅描述了人物的当前，还追溯人物的过往，揭示文革对人物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以解释人物现在的行为，心理变化成为联系人物过往与现在的桥梁。
文革十年浩劫对人们的心理、观念等精神层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处于塑造期的青少年，他们的人生观还没有完全确立，环境中的各种复杂因素都会引起心理上的变化。“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作者由此提出了他的疑问：“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青少年姚向东便是被作者剖析的一具活例。父母与老师的教育方法粗糙无效，使姚向东这个“后进生”在他们面前渐渐变得虚伪，而将来毕业后的没着没落又使他心中不免茫茫然。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是很听话的人，不骂人，不说脏话，但由于社会上庸俗因素的渗入，儿童世界中产生了另一套“不美”的语言，再加上自尊心的匮乏，姚向东这个老师口中的“小流氓”结识了一些小流氓，与朋友交谈用一中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语气，总是为赢得“哥儿们”的喝彩而做出一些带有破坏性的事情。这天，他因为换了同学的羽绒登山服穿而惹恼了父亲，被赶出家里，百无聊赖地在街上走着。感到饿了，身上的钱却不够，就向路上遇到的同班同学“阿臭”借了一元钱，买了一碗牛肉汤面吃得飞快，结果牛肉汤把他身上那件羽绒登山服下摆污染了一大片。他想很豪气地还同学一件新的羽绒登山服，但价钱的昂贵让他根本买不起。带着惆怅的心情，他偶然走进了一条胡同，发现一个四合院里正在进行婚宴，就混进去偷了人家的钞票和雷达表。但他忐忑不安起来了，连平时说“横”话的阿臭也不沾他的“包儿”，更使他双腿发软，心里十分矛盾。在姚向东的成长过程中，既有历史因素的个性的影响，也有教育因素的共性的影响。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他思想观念上的混乱，青春期的特征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他迷茫，他叛逆，他“流氓”，最内在的是，他善良。
书中的人物都有过去，所以作者总是在讲述故事当天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后，都会补充一段过往经历，以其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来解释行为的动机，既丰富了故事的情节，又增强了故事的合理性。
《钟鼓楼》对伤痕文学的发展，表现为其中的反思成分。作品中渗透着一种历史责任感，作者在最后的结尾部分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对时间的各种认识，并且把钟鼓楼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钟鼓楼高高地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作者认为，“人类社会的流动变化，从整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历史；从个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命运。”作者进而发出了质问：“在匆匆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感和庄重的命运感呢？”作者把这沉重反思的完成寄托在年轻人身上，荀磊和张秀藻由“西安事变”周年纪念日，同时意识到了一种超乎个人生命、情感和事业之上的无形而坚实的东西——历史，荀磊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所谓的使命感，就是在流失的时间中所应奔赴的位置和所应承担的责任，那是“一种把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交融在一起的神圣感觉”。厚重的钟鼓楼见证了已成过去的沉痛的历史，也会见证即将来到的快速前进的未来，年轻一代从过去文革十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中觉醒过来，从迷茫走向清醒，这是对历史的反思，超越了伤痕文学的成就。
艺术上，《钟鼓楼》有着独特的叙事结构，而且京味十足。作者运用蒙特奇的拍摄手法，把镜头转换于一天内的不同场景、不同人物以及人物的过往，顺叙一天内众人的故事，插叙各人的过往经历，这样以现在为横，以过去为纵，纵横交错，编织出一幅结构严密、情节繁多的经纬网。
浓郁的京味表现为北京口语方言的大量运用和对北京各种文化习俗的介绍。使用当地方言俚语，能够更准确地表现当地文化习俗和人物风情的特色，口语化的语言更加符合人物的性格。众多的口语方言中，有的透露了文化风俗的信息，如“全可人”，即全福人，迎亲的人要求是夫妻子女俱全的全可人；有的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如“足撮”，即放开胃口吃别人请，“丫挺的”，即私生子，是骂人话，都十分切合卢宝桑的流氓本色；有的增添了幽默的氛围，如“嗝儿屁”，死的鄙称，又说成“嗝屁潮凉”，旧时代北京小市民认为人死时先要打一个嗝，再放一个屁，然后七窍流水（潮），最后全身冰凉；有的概括了某一类人物的语言特点，如“盖”、“盖了”、“盖帽”，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张扬个性的青少年最喜欢用这一类的词语；有的是别具风味的俚语别称，如“佛手”，即扒手，“抠门大仙儿”，形容人吝啬得出了奇，“老爷儿”，即太阳，“姥姥”，即根本不可能，表示藐视；还有的是某一社会团体的语言，如“雷子”，是小流氓的黑话，指公安局的侦察员。这些口语让人体会到一种语言的新鲜感，而且对于人物和文化的展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各种文化习俗也为北京添彩不少。书中不仅介绍了许多特色景物，如“什刹海”、“豆汁”、“地安文化大街”、“老人岛”、“荷花市场”等等，还展示了一些文化习俗和常见景观的变化、不同，如婚俗、敲门、乞丐、饭馆、钟鼓楼等等，更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详细解说四合院的构成和历史。
然而这些都只是北京文化中的冰山一角，《钟鼓楼》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最重要的，在于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北京小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些“芸芸众生”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作者“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含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钟鼓楼》的闪光点就在于其中的人道主义。在作者笔下，有各行各业的人物，有小饭馆厨师、京剧演员、普通车工、修鞋师傅、农村姑娘、售货员、高中生、女大学生、无赖等低收入行业人员，地位收入稍高的有教师、医务工作者、老编辑、翻译人员等等，官员干部的有技术情报站站长、局长，但无论地位收入高低，无论缺点或多或少，作者都体现和肯定了他们的光辉之处，那就是人性。迷途学生姚向东弄脏了同学的衣服后，就想要赔一件新的，而不是不了了之；当他偷了别人的财物后，心里很矛盾、很痛苦。路喜纯虽然出身低下，然而他心地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詹姨因为性格大大咧咧而处境不太好，但她总是以一股热情去温暖别人。就连最讨人厌的无赖卢宝桑也在无意中感动了别人。作者着力于对人性美好的发掘，是作品获茅盾文学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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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丽苑读书 | 来源：边读边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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