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雁 | 个体记忆与历史书写

陈洁如与蒋介石曾是一家人，但两人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使得他们“个人记忆”的待遇也大相径庭。作为国家领袖，蒋介石在历史中从来不缺少话语权，先不说“两蒋”先后执政时期各种言论集的出版是蒋介石“发声”的最直接管道，就算在大陆各种有关蒋介石的大传野史、研究专著亦是层出不穷。而《陈洁如回忆录》则是曾经的“蒋夫人”陈洁如传世的仅有文字。回忆录自1992年被公开后，广为流传，毁誉参半。本文关注的是这位自称13岁嫁人，“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的邻家女孩的“个体记忆”如何成为“历史书写”，如何被“尘封”，怎样“神秘现身”，媒体与学者们如何理解，甚至“操弄”了此项“个体记忆”，再如何将其呈现给当代的读者，成为华文世界广为流传的“集体记忆”。

现身

《陈洁如回忆录》公之于世，端赖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在1992年分6期连载，于海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传记文学》的编者在连载之初披露的回忆录“提供者”与“译者”信息十分神秘：去年十月上旬编者接到一封来自南半球的长函，信末仅署“提供者”三个字，无姓名、无电话、无地址（仅写“某大学图书馆转提供者”，也无转信人姓名），这是创刊三十年来首次遇到一件离奇的投稿。

信中说他手上有一部从未发表过的《蒋介石夫人回忆录》英文原稿，从一九五几年保存到现在，从未敢有过交出发表的念头。但“人寿几何？我已将它照相影洗三全份，分交英国与美国某大学及南半球某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密存，原稿仍在我的手上。”又说：“我最近考虑再三，与其日后由所谓中国通的洋人乱译乱写，不如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为是。”

在这篇编者前言里，《传记文学》还解释了，虽然台湾政治早已解严，但“提供者”仍然如此神秘，只因对江南案心有余悸。因此，编者最初虽亦觉“提供者”小题大做、故弄玄虚，但当获悉具体内容后，“才开始感觉到这部《陈洁如回忆录》的重要性及其史料价值，不得不认同‘提供者’的‘谨慎将事’的态度”。

也正是在这篇前言里，《传记文学》披露了《陈洁如回忆录》的撰写背景：

遗憾的是，本英文原稿写作的年代不详（约20世纪50年代，当在《金陵春梦》之后），稿件文字中的年代也不太注重，不过她写大事与大人物尚有其他参证。这部稿子传说是当年共同教她与蒋介石英文的老师李时敏根据陈洁如的日记执笔完成。

既然是英文原稿，编者当然还需交代署名“金忠立”的译者的情况：

“袁世凯政府与美孚公司的合作计划，从技术引进角度而言，实为近代中国石油工业之发轫。

传说他是退休的学者，其中英文程度以及对民国历史的学养，都足以担当此重任。但译者无地址，一切信函均由“提供者”转，本刊也不能与他直接联络。从“提供者”谨慎小心的态度来看，编者怀疑金先生可能也是笔名或化名。

《传记文学》在神秘化回忆录“提供者”与“译者”的同时，还不忘肯定译稿的水准，“我们不能不钦佩金先生是一位‘信、达、雅’兼备的第一流译事能手”。

《传记文学》对《陈洁如回忆录》连载的高潮当属当年六月号发表唐德刚教授的《私情的感念和职业的道义——〈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代序》一文，这篇文章不仅再次预告了全译本的出版，而且通过唐德刚——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之笔对回忆录的史学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篇数万字的“代序”中，唐德刚首先长篇铺垫当年陈洁如曾经派人与他接洽，是他工作太过繁忙才与这个“黑盒子”擦肩而过；再大力辟谣，撇清自己并非《陈洁如回忆录》的捉刀者；随后话锋一转又扯到自己与黄郛夫人沈亦云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私交甚笃，一定是此二人之一曾向陈洁如推荐过他，才会有此谣传。这篇文章——套用一个当今网络热门词，完全就是一篇“炫耀帖”！

吊诡的是，在这篇“序文”中唐德刚指明的“回忆录”出处却是“史丹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所藏‘张歆海文件’”。这几乎可以看作《传记文学》的编者变相默认了《陈洁如回忆录》出自“张歆海档案”，并非第一期连载时给出的那个神秘源头——“南半球某大学”。

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员回忆，陈洁如在20世纪50年代被迫放弃回忆录出版计划时向台湾方面提出，要将回忆录复印十份存放在不同人的手中，曾任北大英文系主任、中华民国驻波兰公使的张歆海就是十人之一。1977年，“张歆海档案”被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收藏，这份《陈洁如回忆录》的复本也就被存放在胡佛研究院。但当时胡佛研究院并未留意此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台湾学者在胡佛档案馆看到这份资料，将之译成中文，署名“金忠立”，寄往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传记文学》如获至宝，大造声势。

胡佛研究院所藏张歆海档案（Register of the Chang Hsin-Hai Papers, 1936-1976），共计19盒，主要保存有他与夫人韩湘眉教授、与上海商界学界名流之间的通信，以及1941～1971年间与中美关系相关的文件。《陈洁如回忆录》藏于“张档”第16盒，档案中并未载明回忆录因何进入该档。据唐德刚推测，因为20世纪50年代张歆海在纽约时与李宗仁投契，主张海峡两岸息兵统一，“张歆海文件中这份‘陈稿’，是程思远先生转给张氏的”。但这不过是唐的大胆推测，并无证据。

1993年，易劳逸（Lloyd Eastman）教授编辑出版《陈洁如回忆录》的英文版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The Memoir of his Second Wife, Ch’en Chieh-ju时，撰写了一篇长达13页的序言。正是在这份序言中，易劳逸披露了约在1990年有位台湾青年学者在胡佛研究院的张歆海档案中无意中发现《陈洁如回忆录》，并将此消息告知他。易氏遂赶往斯坦福查阅该档，并赴台北搜集相关史料，不料旅台期间，易氏突患脑病，不得不停止工作返美就医。但学界秘密本就传得快，又是如此“惊天绯闻”，《陈洁如回忆录》藏于胡佛研究院的消息遂不胫而走，于是，台北的《新新闻》周刊和《传记文学》杂志均以极快的速度翻译、连载、出版了这份回忆录。

这样看来，《传记文学》编者们所描述的神秘“提供者”和“翻译者”可能均是子虚乌有，故弄玄虚，大概诚如郭岱君研究员所言，只是几个当时在斯坦福的台湾留学生帮助复印档案，传回台北，遂揭开了这个“黑盒子”。

尘封

与《陈洁如回忆录》“出处”之谜相伴生的还有“封口”之谜。

以往研究一般认为，陈洁如写回忆录的想法起于20世纪50年代。但当时她尚在上海，各方面条件并不允许撰写回忆录。1962年赴港后，陈洁如开始物色人选帮她整理日记、信函，再次打算撰写回忆录。最后她选中了曾经教过她英文的李时敏来执笔。大致成稿于1963～1964年间的《陈洁如回忆录》，其出版事宜因为遭到台湾当局的阻挠和收买，到1992年被《传记文学》连载公布前，已经尘封了将近30年。

杨天石教授最近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陈洁如回忆录何以尘封近30年》一文使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档案、“国史馆”藏档和“蒋介石日记”等史料，详细分析了该份回忆录何以尘封近30年不见天日。从杨教授的层层剖析，可以看到蒋介石生前对于此份回忆录是知情的，并一度受其困扰，蒋经国遥控了阻截回忆录出版的交涉，俞国华、孔令侃和陈立夫等人先后卷入阻截工作，最后，陈立夫用15万美元收买了《陈洁如回忆录》的公开出版权，为此说法做证的是一张陈洁如写给陈立夫的亲笔收据:

兹由立夫先生交下洋15万元正。该款业已如数收讫。此后洁与介石双方恢复自由，一切行动与对方无涉，特立此据为凭。

陈洁如具   12月卅日

这张收据，杨天石教授解释系蒙陈立夫儿媳林颖曾女士赐见，不过在该文注释中杨教授却注明出处为“台北‘国史馆’档案：002-080200-00645-010，1964年11月5日”。经笔者反复查对，台北“国史馆”该份档案中并无此条收据，未知是否杨教授笔误？

而且吊诡的是，从台北“国史馆”相关藏档来看，1964年到1965年间，蒋经国先后通过俞国华、孔令侃和陈立夫等人与计划出版回忆录的美国双日（Double day）出版社经纪人希尔（Lawrence Epps Hill）交涉，一度还发出律师函严厉警告，但蒋经国最后放弃了与出版社的交涉计划，转而与在香港的陈洁如本人联系，警告陈洁如“如该书出版”，台湾当局“必在美国循法律途径解决之决心与其所耗费用之浩大”。

此事的最后解决有赖于江姓某君——杨天石教授推断是江一平律师在香港与陈洁如直接交涉。

这在台北“国史馆”的档案中有记载：

江去港已一周，经考虑后，此时请勿与司贝楼书局接触，究以如何为妥，望洽令侃兄。　　江已赴港，某案如无特殊变化可望日内办妥手续了结，详情另告。

从“国史馆”藏蒋档中，这些蒋经国与俞国华、陈立夫等人的来往电文基本可以推断，《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计划是1964年在香港被阻截的。

1964年的陈立夫远在美国，而这些往来电文也未有只字提到请陈立夫到港交涉，那么这张15万元的收据如何会由陈立夫出面与陈洁如签署呢？而且陈立夫在其回忆录里称此笔收买金系孔令侃所出，那么这张收条怎会保存于陈立夫手上呢？其中逻辑似难自洽。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Hannah Pakula）在《最后的女皇：宋美龄和现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披露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提供的证据，证明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确曾通过美国政府向双日出版社施压，提出该回忆录的出版将有损台美关系。

FBI的文件显示，陈洁如曾以不出版“回忆录”为由向蒋介石勒索（blackmail）100万美元，蒋最终答应每三个月支付其500美元的津贴，此事得以解决。

这又是另一种“封口说”。

看来，当年陈洁如如何被“封口”，回忆录何以被尘封近30载，个中曲折至今仍然疑点重重。

偏差

从1992年起，《陈洁如回忆录》先是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连载，旋即由传记文学出版社以《陈洁如回忆录——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故事》为名结集出版，《新新闻》周刊在连载后也迅速推出了节译本。

大陆的出版社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于同一年引进该书，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团结出版社三家竞相出版。

从这些书名——《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改写民国历史的陈洁如回忆录》就可以想见该书当年在海峡两岸出版时造成的轰动效应。最近几年，《陈洁如回忆录》在大陆仍有再版，而回忆录中的各种故事，已为海峡两岸的读者津津乐道，影响广泛。

唐德刚教授曾盛赞《回忆录》“蕴藏着很多外界不知的第一手史料”，价值甚高，虽然“史料中偶有小疵，然瑕不掩瑜也！”

但是自《回忆录》面世以来，对其真伪的质疑一直未断：1993年，杨天石教授于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专文探讨《回忆录》的“作伪部分”。

据说此前蒋永敬教授已投书《传记文学》，质疑回忆录，但主编刘绍唐拒绝刊登该文。

1997年，谢起章教授更是出版专著全面解构《回忆录》。

在众多的质疑论文中，尤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唐华和王晓华二位的文章有力，他们利用二档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与“陈洁如旅美期间致朱逸民函件”，指出《回忆录》的错讹之处，切中要害。

这些质疑文章各有侧重，唐华等认为回忆录“有真实的地方，但基本是大路货，人所共知。恰恰是人所不知的地方，笔者却有意识在杜撰，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陈洁如回忆录》的可靠性了”。

杨天石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尚“不想全盘否定陈洁如回忆录”，认为“其中回忆个人生活部分可能真实性大，而回忆政治大事部分可能真实性小”，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文献相继解密，杨教授认为“现在看来，其‘回忆个人生活部分’问题也很多”。

《传记文学》的编者曾经解释，“陈洁如回忆录‘著者前言’中提到陈立夫先生，说他是现仍在世的唯一的见证人。立夫先生是我们尊敬的长者，也是经常提供稿件给本刊的作者。本期稿件本拟打好清样送请他过目（特别是他致陈洁如原函如有存底拟订时制版刊出），结果因为收到迟、付排迟、年底假期多，清样好了就匆匆付印，编者谨表歉忱”。

《陈洁如回忆录》连载前后，《传记文学》刊发了多篇其他人提供的佐证资料或回忆文章，但有无就《陈洁如回忆录》请陈立夫过目，陈立夫表态如何，却从此没了下文。

同样，唐德刚虽自夸“思远先生不遗葑菲，与在下亦时有函电”，而他与张歆海的东床快婿——哥伦比亚大学周文中教授亦是知交，《陈洁如回忆录》如何会出现于张档，“不难叩询详情”。但“叩询”与否和“叩询”结果亦无下文。

互参

《陈洁如回忆录》千疮百孔的偏差，随着相关史料的日益公开，几乎不堪一质。但是，陈洁如曾经的“蒋夫人”身份是确凿的。20年前，唐华等人利用毛思诚整理、保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类钞”等史料来“对质”《回忆录》，认为日记中有关陈洁如的部分都被黑笔浓墨抹去了。但是现存于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陈洁如的部分并未全部消失。1921年9月9日，陈洁如第一次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写纬儿、璐、眉各函，轻浮是我之大病。”这条日记里的“璐”就是陈洁如——1949年起，陈洁如长居上海，就用“陈璐”一名，“眉”则指的是蒋介石多年的欢场相好介眉。

1921年12月13日有条日记，非常值得注意，这条日记被删去一行，但黑墨背后原来的笔迹依稀可辨：“晚，璐妹来省，近侍”

唐华在《〈陈洁如回忆录〉质疑》一文也引用了1921年12月13日的日记：“晚，璐妹来省”，可见在二档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的毛思诚抄本中仍然保留了此条日记，但删去了“近侍”二字。

按照《陈洁如回忆录》的说法，两人的婚礼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大东旅馆公开举行——若已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怎未同居，反而只是晚间“来省”呢？由此可以推断，在1921年底陈洁如尚未成为“蒋夫人”。

1922年9月以后，陈洁如便频频以“璐”或“璐弟”之名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里，但多数为信函往来的记载；直到1922年11月27日蒋日记第一次出现“洁如”的名字：“十时抵沪，往见中师……下午访静江、洁如、克诚等”。当然，目前所见的1922年的蒋日记有多处被涂抹，如2月18日所删一行，依稀可辨为“寄璐妹相片”。而8月16日、8月17日、9月10日、10月4日、10月5日、10月19日等多处被涂墨，原始字迹已无法辨认。但基本可以推断，在《回忆录》所称“蒋陈正式结婚”一年后，陈洁如的身份仍然不是“蒋夫人”，仅在蒋介石居沪期间随侍，比如12月15日的日记，“晚洁如来陪”即可为证。

这期间，在上海的蒋家扮演女主人角色的是蒋介石的妾室姚冶诚，并非自称已经与蒋公开正式结婚的陈洁如，而且，姚、陈二女关系不睦，蒋在日记里愤愤称，“冶诚好妒嫉成性，终欲使人不乐，殊为抑郁”。

从1922年和1923年的“蒋介石日记”来看，陈洁如的身份更像蒋介石半公开的情妇，扮演着招之来陪，随侍左右的角色。以至1925年4月末，陈洁如到广州后，蒋介石要“探测洁如心理与其在沪行动”，似乎对陈洁如在上海的生活颇不放心。可惜，1924年的“蒋介石日记”全部佚失，无法窥见这一年蒋陈恋的进展,但到了1925年，可以从日记中看到蒋对陈的依恋渐多，如“近日以来洁如不来，汝为忌刻愤恨悲痛，百感交集，早知有此而终不能防制”。

日记中不仅有苦等陈洁如来粤的顾盼，并且还有美人面前的英雄气短。

《蒋介石日记》，1925年5月23日：“昨夜又与洁如缠扰，英雄气短，自古皆然也。”5月25日：“又与洁如赌气，不能安眠。”

从日记来看，1925年6月以后，蒋介石决定进一步发展与陈洁如的关系。

《蒋介石日记》，1925年6月15日：“为洁如事犹豫不能决，特令纬国母子来粤。”6月16日：“六时起床，为洁如事，呆思许久，男女关系令人不能解决，如此诚不知其所为也。”6月23日：“今日暴戾过甚，闻洁如须月杪方到，心更着闷也。”6月26日：“今日恐洁如在港不能来省，思虑半日，望如云霓也。”

但此后两人关系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6月28日，蒋在日记里愤愤曰：“六时起床想起洁如前事，痛恨不堪，几乎晕倒。”

《蒋介石日记》，1925年6月28日。6月29日：“闻洁如已到省城，心略安，即往迎。”

可惜不知此处提到的“前事”所指何事。

陈洁如赴粤后，二人共同生活也常发生龃龉，比如8月1日“又与洁如纠葛，不胜愤闷，十时在校睡”。

到1926年2月，更因姚冶诚和蒋纬国母子到广州过春节，而使陈洁如处境尴尬。

《蒋介石日记》，1926年2月4日：“晚餐吃酱蹄，与冶诚、纬儿等围坐言笑，近日以来以今为最欢也”。2月13日：“下午同纬国母子等往游鱼珠炮台……”。2月15日：“晚与季新兄往访季山嘉将军，谈至午夜后始返寓晚餐，二时睡，洁如受屈，心甚歉仄也。”

直到2月19日，姚冶诚母子返沪，蒋介石才又跟陈洁如住到一起。

《蒋介石日记》，1926年2月19日：“今晚纬国母子起程回沪，余回东山寓。”

这段故事可以在蒋纬国的口述自传里得到印证，蒋纬国并没有否认陈洁如与其父关系，也承认小时候在广州见过陈洁如，甚至“跟她非常熟识”，但对《陈洁如回忆录》他是全盘否定的，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不知实情的人，假借陈洁如的名义所写的，而且这本书也不是陈洁如在世时所写的，作者的目的就是要污蔑‘老总统’”。

据蒋纬国回忆，他9岁时（1925年）在广州初遇陈洁如，而非《陈洁如回忆录》里宣称的蒋纬国6岁时在上海张静江宅碰到，可参见《蒋介石日记》，1925年6月15日：“为洁如事犹豫不能决，特令纬国母子来粤。”。

蒋校长、蒋总司令夫人的这段时光是《陈洁如回忆录》的重头戏，占全书几乎一半的篇幅，涉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也是被质疑的火力攻击得最集中的一部分。学者们多采用将《回忆录》的描述与正史的相关记载在时间、事件、人物上一一核对的方法来展开质疑，而正史与《回忆录》对这些重大事件记载上的偏差就构成了《回忆录》作伪的一个个铁证。所以杨天石教授认为：“伪造者懂一点历史，但是，又不很清楚，而且，作伪时不曾下过功夫。”但单以这样的方法来质疑《回忆录》并不能证明陈洁如作伪，只能说明陈洁如远离政治事件核心，而她“为了提高回忆录的价值”，花了很多笔墨在这些重大事件上，结果反而弄巧成拙。笔者认为，这些尚不足以全盘否定陈洁如整个回忆录——尤其是她对于私人生活的回忆，因此如杨天石这样资深的教授当年也会笔下留情，认为“其中回忆个人生活部分可能真实性大，而回忆政治大事部分可能真实性小”。

这样的证伪方法，恰反映了传统民国史研究中以政治史的时间线索为唯一线索的研究局限，虽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接受了“历史记忆与叙事”存在着多元面貌的认识,但他们仍然将一种量化时间中的线性历史当作是唯一的历史形式,其余对“过去”的叙事方式则被视为神话或传说。这样，远离历史中心事件的人物对历史的建构就被轻而易举地否定或忽略了。

如果抛开这条政治史的主线，将《陈洁如回忆录》这一“个体记忆”与其他的私人记忆“互参”，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另外一些可以互证的部分。比如藏于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年公开的《谭延闿日记》的1926年和1927年部分就有多条与陈洁如相关的记载，24岁中进士、28岁点翰林的祖安先生的日记文字远比军校毕业生蒋介石的生动有趣，陈洁如第一次出现在谭氏日记是1926年1月22日：

吾与汪四夫妇同赴介石家饭，力子亦来，饭后略谈，遂偕汪至鲍家开政治委员会，五时始散。仍至蒋家，张静江以猪发笔属试，虽硬而锋不匀，吾乃出吾笔，写对凡二十副，屏四，皆三行小行书，数年不为此矣。陈璧君在旁插诨，蒋夫人洁如牵纸，环观者甚众，吾虽不怪，静江为之则大异平日矣。蒋介石以所治肴款客，饭至四碗，碗小故也。

谭的日记还保留了不少他与陈洁如等人一起出游、共进美馔的记录——足迹从广州、南昌到庐山等处，谭称赞这位蒋夫人“颇知大体，通今事，向未知也”。

有趣的是，《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宋蔼龄摆鸽子宴的故事。陈洁如初遇宋美龄，“想不到鸽子宴竟是夺夫宴”的故事，在美食家谭延闿的日记里竟能觅得互相呼应的证据：

介石以电话约赴葵庐，至则鲍罗庭夫妇、嘉伦夫妇去，来保蔡理班诺夫、铁里沙多夫、卜世畸、宋子文及其姊妹、张静江、蒋介石夫妇皆在。宋姊即孔庸之夫人，世所知宋小姐者也。新太平馆菜并鸽，亦不佳矣。客散，与张、蒋、宋谈于树下，十时乃归。

不仅在谭延闿这样的政府要员眼中陈洁如是识大体的“蒋夫人”，并且《申报》这样的沪上大报亦不乏对“蒋夫人”陈洁如的公开报道，甚至还有一篇署名“冰心”的妙文盛赞七夕节出生的蒋夫人是“牛女”：

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女士以七月七日生，此次随蒋入衡，将届初度之辰。蒋以军务倥偬，除有内戚系数人外，其余概不令知。蒋素喜诙谐，以夫人七夕诞生，故常戏呼之为天孙。一日，夫人曰，君以反对帝国主义为职志，而呼余天孙，是犹有贵族之见存也。蒋曰，非也。以天帝之孙而下嫁牵牛郎，则平民矣。夫人曰，如是则君为牵牛郎，北伐成功定有希望。蒋问何故。夫人曰，牵牛为河鼓君，气吞幽燕，则一鼓渡河，宁非佳兆乎？蒋笑曰，愿如君祝。是夜，夫人感而成梦……余以此梦之颇有价值也，为条理传述者之语而记之。

《陈洁如回忆录》称，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的陪同下，“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

孰知此番离沪，“蒋夫人”就成了“过去式”。不过，陈洁如与蒋介石之间的纠葛并未就此了断，两年后的6月末蒋介石在日记中记：

美妻今晚回沪，昨日之函不应撕碎，应交其阅，则不致疑我，而我之心地亦可大白，但见信即恨，故一时心忙，民不问是非，立即撕扯。是出于至诚真心，决无他意，此函或为其来陷害我夫妻二人，如吾人不（顾）反中奸计，是不可审查也。

这封被宋美龄撞见时狠狠撕掉的信件正是来自大洋彼岸的陈洁如，蒋心中有鬼慌忙毁迹，宋美龄疑心大发，离家出走。

这些纠葛在档案馆里亦有迹可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陈洁如给张静江夫人朱逸民的信。时间从1927年10月至1936年3月，这些信函是陈洁如留美期间，给其好友朱逸民倾诉其不幸以及在美生活学习情况”。

从二档馆所藏陈洁如与朱逸民的通信来看，陈洁如赴美后曾经写信给蒋介石（有时是通过朱逸民请张静江于方便时转交蒋介石的）讨要生活费，但蒋介石未曾回过“一个字的音信”。

如1927年2月17日的通信：“但是可恨介石要他的钱，总是半吞半吐的，不来照你的意思的，你想可恶吗？我要他给我三百美元一月，他音信不通，好当我已死在外面了。”1929年11月3日：“爱姐姐，我和你商量，我可以写信去问介石，每月给我美金三百元一月否？”

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面对着《回忆录》里千疮百孔的错讹，笔者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迷茫，作为一名研究民国史的学者，质疑《回忆录》的各种“不真实”，全面解构《陈洁如回忆录》并不困难，但作为一名妇女史的研究者，我又很看重陈洁如——一个女人、政治领袖的侧室，一个长期被正史禁言的声音，得以发声的机会。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陈洁如回忆录》被发掘出版后，它的确进入了我们的历史叙事中。

进入

《陈洁如回忆录》公开发表后，在学界与坊间，到处盛传，经年不衰。有意思的是，即便像杨天石教授这样已经对该《回忆录》基本持否定态度的历史学家，在进行相关论述的时候，仍然不免受到回忆录的影响。当他看到蒋经国的档案中提到“江姓某人”赴港阻止陈洁如出书时，马上推测此“江某”为“江一平律师”，因江系“当年蒋、陈结合的‘证婚人’”。由他“处理蒋、陈分离的善后事宜”，自然合适。可就是在同一篇论文里，杨教授对《回忆录》中提到的蒋陈结婚的时间、地点，甚至“结婚”一事都已全盘否定。

在潜意识里，“回忆录”的细节已经进入了杨教授的历史记忆。可见，“回忆录大量作伪”虽已是学界共识，但“回忆录”提供的“个人记忆”，已经借由它的写作、出版和炒作，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了。

相对于公共记忆，边缘人群的个体记忆往往被放逐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但在主流历史叙事之外，它们倔强地存在着，它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正体现为它们的个体性与具体性，并以这种个体性和具体性抗争着被遗忘与抽象。在这个意义上看，《陈洁如回忆录》的写作正是个体记忆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抗争，历史与个体生命由此发生了真切的联系。我们今天的研究，应该不再局限于将《陈洁如回忆录》简单地视作“史料”，一门心思证明它的真伪，而应该看到它作为一种“历史书写”，背后的身份政治、时代背景与商业利益。这些比“回忆录”中那些无论是“大路货”，还是“错讹百出”的花边新闻本身都更有意义。

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每一个历史都是意义形成的过程，书写历史的人——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亲历者，都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并把这些事实升华为某个时代的象征，再以政治或道德的“说教”为核心来构建整个叙事，就“实现”了历史的“意义”。

《陈洁如回忆录》和围绕它的发现、发表、出版、再版、炒作，实际就是一种“社会记忆”的构建过程，它关涉的不仅是历史事件，并且更是社会现实问题。

1950年，时任香港《新晚报》编辑的严庆澍（笔名唐人）“奉命”撰写一部关于蒋介石的小说，于是就有了连载十年，长达8集320回，共230万字的章回小说《金陵春梦》，有了广为流传的“郑三发子”的故事。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在内地出版发行了该书，《金陵春梦》大概是当时唯一能够在内地出版的香港小说。而这一切又都与《新晚报》的左派背景关联密切。1992年，《陈洁如回忆录》的启封、出版，乃至广为流传，又何尝不与这一时期——政治解严以后，台湾社会对于“蒋家王朝”长期统治的反思、声讨密切相关呢？要抹黑一个“政治家”“领袖”，哪有比绯闻、外室、性病、私德不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呢？于是，像《陈洁如回忆录》这样的历史记忆虽然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且历史学家们也已经将其中错讹分别指认清楚，但并不妨碍这样的私人记忆四处流传，堂而皇之地进入我们的历史书写。

本文出自《个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再论〈陈洁如回忆录〉》，有删节，载于《民国研究》第2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