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 唐君毅

这是一篇摘自1955年9月《大学生活》第2卷第5期的一篇文章，如今看来，就个人而言，想的更多的是对中国青年现状的思考，对目前我青年一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思考。

一﹑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四阶段 

本文谈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主要是根据我个人之所闻所见与所感，加以直述，而不是根据六十年来之史料，加以分析论列。我写此文之动机，亦不重在叙述过去；而重在以过去为鉴，以致我个人对于现在与将来的中国青年的期望。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可以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长处，亦有它的缺点。皆可以为今后之青年之鉴。今先从长处方面说此四阶段。

六十年前今日，是兴中会成立第二年，亦即中山先生第一次谋在广州举义失败，而陆皓东被捕成仁之一年。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之十六年中，有秋瑾、徐锡麟、谭嗣同、邹容，及黄花岗烈士等，相继殉难。他们都是青年。为了復兴中国，而不惜前仆后继。关于这时代的革命青年精神之记述，我最爱读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这时代的青年之所以能慷慨奋发，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是文天祥、史可法之流。他们的精神，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丹心碧血，成仁取义的儒家精神。这从他们的言行，处处可以证明。这精神是中国在近代受西方文化政治经济势力之冲击压迫后，中华儿女为了达革新中国之目的，而表亲的一种最崇高伟大神圣的牺牲精神。这牺牲精神，在底子上说，是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同时是为革新中国，復兴中国。故与文天祥史可法等传统的气节之士，为保存故国山河，中原文物，而牺牲个人者不同。这是一种为开创未来时代，而不惜牺牲个人之精神。此却有似于西方之革命家之精神。因而这种精神虽在底子上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同时是以一新形态表现。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定黄花岗节为青年节，我认为是对的。中国之新青年精神，实乃从此时代之青年精神开始。此时代之青年精神，是真正能继往而又能开来。因其是既根于中国之旧传统，而又有一新形态之表现的。

中国六十年来青年精神发展之第二阶段，应当是五四运动前后之青年精神。五四运动，在根本上，是学生反对丧权辱国的条约之政治运动。这与辛亥革命前先烈们之革命运动，纯为对本国政府的不同。亦与先烈们之精神，表现于牺牲自己者不同。五四运动，是始于青年之自觉的要求保存国家之权益。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们，可以去打外交部，毁外交部长的住宅。这事本是非法的。但是这同时是中国学生，自觉其爱国精神高于当时之政府之客观表现。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一端。但在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须通过表面上的忠君，才能作以天下为己任的事。此中即可有一精神上之委屈。此精神之伸展，便理当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精神，是政府与人民平等，不自居人民之上，而且共同在遵守的宪法下活动。但是在中国过去君臣之名教大防中，政府毕竟在人民与一般知识分子之上。因而要发展出中国民主政治，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后，势须再一度客观的表现一种视「不能保护国家权益的政府」若无物的精神。此即五四时代学生打外交部的非法活动之所由生。说其是非法，是因在民主的立宪国家，亦不当有此事。这表示当时的学生之意识﹐尚非真正的民主的立宪国家之公民的意识。但是这运动，亦表示中国知识分子，真感到「政治必需民主，才能免于丧权辱国之事」的迫切要求之开始。在五四运动以后至今，这迫切要求之成为一求政治民主的潮流，此对中国过去的歷史而言，毕竟是一划时代的事。

五四运动是一种青年运动，其中表现一种新的中国青年之精神。过去时有人争论五四运动是谁领导。有人说是由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领导的；有人说是由孙中山一直在南方领导的反北洋军阀之政治运动，所间接影响而成的；共产党则说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这些争论，实都是枝叶。在根本上，五四运动只代表一时代的青年精神。当时全国学生之响应北平学生之活动，只是一爱国意识。百年来的中国人，一直的愿望，本来就是要復兴中国。故无论说谁领导，都不重要。因为谁都可以领导，而实际上谁都不配居领导之功。这只是一时代之青年精神，自己在领导自己。这精神是辛亥革命前之牺牲自己的青年精神，发展为一种永保持国家权益；而要干涉政治，主宰政治的精神。这精神使青年认识政客，官僚不是国家之主人，同时自觉他自己才是国家民族之生机之所在。因而五四时代的青年，有一种不愿受什么现实的势力，传统的习惯，和一股社会文化风气的束缚，而尊尚个人自由，新鲜活泼的朝气。这个时代青年精神之价值，是我们所不当否认者。唯今言中国现代青年精神者，只知一五四运动。则不足为训。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三阶段的发展，是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是一打倒北洋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是承五四运动时代之政治意识之进一步的发展，而为中国现代之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内部政治，并求解除外来束缚之具体的革命实践。余生也晚，在五四运动时，我还在小学读书，只记得参加爱国游行的事。但在国民革命北伐前，我已在北平读书。亲见这时代的有志青年，纷纷由北而南，从军革命。留下的，亦不愿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学者的思想。当时青年的心理，是看不起个人自由主义，而愿投身革命组织：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或其它政党，以救中国。此时青年精神，是一种寧牺牲个人自由，而服从集团之纪律，以救中国之精神。这与辛亥革命前之青年精神，是以个人之碧血丹心为革命而牺牲不同，这与五四时代之青年之只有一笼统的爱国之情感冲动亦不同。这时代的青年，是由理智以自觉的了解，只赖个人之力不能做什么，必须集合同志，乃能作救国之事业，因而自愿投身于一政治集团，以组织之纪律，约束自己。这时开始有划时代的学生军参加北伐，在丁泗桥作战，首打败了吴佩孚。这时我认识不少青年，都是分别为其所属之政党，所信之主义奋斗，而流离颠沛，而被捕就戮。这些人虽然名不见经传，然而他们仍各有一段精神，可永垂天壤。这亦决不容五四时代的人与后人，忍心抹杀其价值者。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是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国民革命成功的结果，是产生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终于日本帝国主义之铁蹄，横扫中原。这时政府西迁，而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亦退却至中国之西南半壁。这是中国近代歷史上之一最大的悲壮剧。这时我在大学教书，亲眼看见听见无数江南塞北的青年，徒步转徙数千里，到大后方读书。衣不被体，食不饱腹，其苦况较今之调景岭之难胞，或尚有过之。但是他们安之若素，一年、两年、四年、八年，等待，期望。终于日本投降，然后回家拜见父母。这时代的青年精神，据我所了解，与以前之青年精神之不同者，在其最能脱去中国从前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辛亥革命的青年之从事革命，有些常不免一种旧士大夫的矜持气。五四时代的青年之爱国，与讲新文化，新思想，如其谈恋爱，常不免一种中产人家的少爷小姐气。国民革命时代的青年之从事革命，则常带一种五四以来新知识分子之浪漫气。但是在抗战时代之青年精神，则大体说皆较能脱去这些习气。其生活是更平民的，艰苦的。故其意识亦是比较朴实的，少浮华的。从整个来说，我所最喜欢的青年，仍是在抗战时期，由前方流离转徙至后方的青年。而这些青年亦即对抗战后之政府最失望，而被共产党裹胁以去，而支持*共统治大陆的青年。这真是一最可悲的事。

如果我以上说的不错，则六十年中国青年之精神，实随时代而发展。一时代的青年精神，有他特殊的可爱处，可贵处。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爱处可贵处，在其表现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主宰政治，改革社会的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而此两种精神，都是直接在青年个人身上表现的。至于国民革命时代之青年精神，则是通过对政治集团，对主义信仰的献身而表现。抗日时期之青年精神，则通过对民族的抗战事业之忠诚而表现。这些事，我们不要因其太近，而忽略其价值。这都是为炎黄子孙的中华青年之永远的光荣。我们亦不要想：表现这些青年精神的青年，有些已死了多年，或其墓木已拱。亦不要想：一度表现这种青年精神的人，今成中年老年，他们已不復再能表现同一的精神，以至把他们在青年时代会表现过的精神，亦忘记了。我们不必为此等等致其叹息。我们看时代精神之行程，可是不着眼在任何特定个人。个人死了，个人不能继续表现其原有的精神了，只是个人的事。但是那种「精神」，只要曾经存在，其中有一价值，则此价值即存于永恒之世界中，我们亦永当肯定其中之价值。而此价值，亦永远可为我们所不忘，而永存于我们之心中，以永远去启发后来的青年精神。

二﹑　各阶段之青年精神之缺点 

但是我们一方要承认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的价值，亦须知道他们的缺点。如果莫有缺点，为什么由六十年来之青年化成的中年、老年为中坚份子所组成之国家，会弄到这种田地。对于六十年来之中国青年，首先我们发现几乎是一般的现象，乃方才我所说已暗示到的，即六十年来的中国青年之优良的青年精神，在其到了中年老年，便几乎都很难保持下去，亦很难在他个人身上，发展出更高的精神，或其它的优良精神，以成就他的中年与老年。于是此更高的精神、其它的精神，只好让后来的青年来表现。当青年成为中年与老年，即络续趋于精神之停滞与堕落。这不只是此六十年中年老年的悲哀，亦即是青年自己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古代与西方，似都不是如此。而今后中国青年，所面临之最大的考验，即如何去掉六十年来青年精神的缺点，以求如何保持其优良的青年精神至中年与老年，或在中年老年能发展出更高的精神及其它的优良精神。如其不然，则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今日之青年之前途，仍是悲哀的，而民族的前途，亦仍是悲哀的。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各阶段之共同缺点，如具体点说，则照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神之价值，皆只表现于消极的破坏的方面。首先辛亥革命前之烈士之悲壮成仁，只是为要推倒满清。这价值是在消极的破壤的方面。这个时代之青年精神，汪精卫在当时，亦是有的。所以他能作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我们当然不能说黄花岗的烈士，如生存下去，后来亦会当汪精卫。此是厚诬先烈。但是只是消极的推倒专制黑暗之革命精神之不足建国，却见于民国成立后最早数年中，革命党人之反为人所厌弃的事实。这个事实，今之国民党人，或不愿意提。后来的青年亦多不知。但是民国初年的舆论，并不喜欢革命党，却尚可征考。这原因我想不只在北方旧势力之有意的摧残压制，这亦是因当时之革命党人最初的革命精神，本身仍是偏于消极的，破坏的，原不足担当积极的建国之大任。

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精神之缺点，仍在其不免只表现消极的破坏的价值。当时青年之一股新鲜活泼的朝气，诚然可爱。但与之相配合的新文化运动之精神，则所重只在批判怀疑，打倒礼教与孔家店，并倡文学革命等。这时代青年之新鲜活泼之朝气之价值，便仍表现在消极的破坏方面者为多。这时之青年如胡适之等，所提倡之个人自由思想，民主科学思想，诚然是与五四时代之青年精神要求相配合的。但是民主精神不表现于立宪的政治制度之运用，则不能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只是一反当时政府之政治口号而已。自由精神如不是一道德上自由精神，又不表现于具体人权之争取，求订之于制度。由法律以保障之，则终归于一种精神之放纵，与个人之浪漫情调而已。亦不能有成果。由于当时之提倡科学，使中国后来多少出了些科学家，与其它学者。这些人即大陆沦陷前学术界教育界之重镇。然而这些科学家，后来都多是赞成共产党的。这当由他们的缺乏一种整个文化意识，与健全的政治意识。这些科学家学者中，当然有许多特出人才，亦有可值得敬佩的人格。但亦不少真是为国民革命时代，及抗日时代之热情青年，所看不起的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多自西方留学归来，只知羡慕西方。其在中国，如只是寄居。其寄居中国，只知道他个人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与社会地位是重要的。除此以外，说什么国家民族，歷史文化，他们动辄视为空论。实则此只表示他们对此等等，并不真正关心。最不好的事，是最近一二十年我在大学中任教，我又随处发见这些人在学校中，政治场合中，特喜欢互相诋娸、讥剌排挤、倾轧。说起来每个人都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时代风气培养出来的专家，就是心量褊窄，作事缺乏合作精神。在这点上，我总觉他们赶不上后来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青年，比较能团结、能合作。亦赶不上抗战时代出来的青年，他们比较民族意识强，作事比较不计较个人地位，能吃苦。二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之领导人物，多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所化成之中年老年人。我们可佩服欣赏他们在青年时代的朝气，但是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此朝气中，仍有某一种缺点。此缺点正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免倾向于一地道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之口头上的个人主义之理论，则恒不免只是拿来批判、怀疑，打倒他个人以外的一切，由孔子、礼教、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到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个人之用。这确是一很槽的事。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第三阶段之缺点，乃由国民革命之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原是一消极的革命事业而来。此时代青年精神之长处，在能放弃个人自我，为政党、主义信仰而牺牲。此是可遥契辛亥革命前之先烈精神的。这时代许多热血青年，都为革命为党争而死了。但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成立，却一方是五四时代出来的人来居高位，一方则是尚存在的从事国民革命的青年，化成要求以一党治国的中年。这时要以一党治国的中年，不似五四时代出来之人之毛病，在好个人之高位，其毛病在好一种集体的权力。由是而产生无数的党争与党内之派系斗争。国民党以派系斗争而离散。共产党之派系斗争，则将与其存在俱始而俱终。何以能为党而牺牲个人的青年，会化为集体的好权者？此中之理由，在其最初之为党而愿牺牲个人之精神之本身中，即未能免一缺点。即其愿牺牲个人以为党之精神，乃一面放弃自己个人之见，一面即执着党见。故当其革命成功，即要以其党见宰制国人，要以党治国而专权。凡以一党治国之事，行之既久，终必使国民离散。因以党治国之一念中，已将国中人分为党人与非党人。此一念已将国民离散。国民政府之失大陆，其最初原因在此。但其行宪，已使此事成过去。*共则正向此而趋，而其专政，必不免使民心离散形成内部派系之争，亦理之所必至，而决无可逃。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第四阶段之缺点，则在对日抗战本身，仍是一消极的事业。抗日时代之青年精神之可贵处，在其能为民族国家，而甘心流离转徙，从军抗战，受苦受难。但此仍是一消极的忍受反抗之精神。因这个精神在根本上是一忍受反抗，故当所反抗者去，而此忍受反抗之精神。又未得其转化为积极的建国精神之道路，亦不与积极的爱护中国文化而加以发扬，及积极的尊重人性、人道、人权之精神，相俱而行，则终必为反抗政府之*共之所利用，而助其得势。此即抗战时代之青年精神，所遭受之悲剧之所由成也。

三﹑　中国今后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 

我们如果了解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四阶段之价值与缺点所在，便知中国今后之青年当表现之新精神之何所做。

我们了解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共同缺点，在其所表现之价值，皆偏在消极的破坏方面，便知今后有价值的青年精神，当求表现于积极的创造建设方面。建设什么？建国，建立自己之人格，学问，知识。这是一老话。但是我们须重新细解其涵义。今日时代之青年精神心不是说不需作消极的破坏工作。有如我们要反对俄国之帝国主义与大陆之极权的政治制度，此工作仍是消极的。但是此消极的工作，是根于我们之积极求建立一民主国家，积极的永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之要求，积极的夺重人性、人道、人伦、人文和人权之精神。而这个积极的目标之达到，并不能以极权的政治制度之推翻为已足。这目标我们即以毕生之力以奔赴之，由青年，而壮年，而中年，而老年，尚不足以完全加以实现。这是我们之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永不能完的事业。而我们如真知其永不能完，并愿穷毕生之力以赴之，此「真知」即同时可保持我们现在之青年精神于壮年、于中年、于老年、以至于死，而将永无精神之堕落之忧。此点我希望青年朋友们，多多去从根认取，从根参悟，由此再去取法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四阶段之长，而转化其意义与价值。

我们说辛亥革命前的青年精神，是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为成仁取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值得我们崇敬并加以取法。但说到牺牲生命，这话不能出自他人之口。我们不能要别人去牺牲生命。而且由为国牺牲，而血食万世，留芳千载的机会，亦非人人可得。当文天祥、史可法、与陆皓东、林觉民，不是人人都有份的。但我可以换一句话说。实际上人人都可在其生命存在时，时时处处积极的表现一种牺牲生命的精神。我们须知，人的生命在根本上即一向老向死而迫近的歷程。人生的一切活动。无不本于自然生命力的耗费。因而一切自觉的求有所创造的活动，都是人之自觉的在牺牲其生命力之一部份，亦即可说是对生命有所牺牲，而自觉的向死的活动。试问思想家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发现真理？诗人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写诗？事业家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成事业？贤妻良母不牺牲其一些生命力，如何能造一好家庭？一切人生之自觉的创造活动中，同赖于人之一种牺牲的精神。依我的哲学，真正的人之所以要有自然生命，在其深心中，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要实现他的精神上之理想，而成就其精神生命。一切真正的人，为了实现其精神上之理想，他都愿多多少少有所牺牲。因而凡真正的人皆有其「所欲有甚于其生者」。但是人亦皆愿保存其自然生命，以使其更能多实现其无限的精神理想，成就更丰富的精神生命。故除非在二者不可兼得时，人总是爱生。然真正在二者不可兼得时，亦是人人都可死的。君不见报上常见有极普通的人，为了不得其精神上之所欲而自杀？所以我们亦并不须只以踏着先烈血迹前进一类的话，去教青年学牺牲。重要的只是每一青年要有一积极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有此理想，而真觉其可爱，习于心而存于梦寐，则纵然前面有血迹，我们到那时。也人人都能照样前进。如果你说你会怕，青年们会怕。则你尚未了解真正的人性，须下苦功参悟。而且如果真正人会怕，则任何要人牺牲生命，成仁取义的话，亦永不会有效。所以我赞成定黄花冈节为青年节，但我并不赞成要青年们直下便去学他们之牺牲生命的精神。这还是消极的。更重要的事，是青年们要有一积极的正面的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真觉其可爱，使之习于心，而存于梦寐。唯此是各人自己之修养工夫之所在。亦无一足以为外人道。世间亦只有由此真工夫，而有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有血性之青年人所能有，而中年人老年人可更能有者。青年们如全无此真工夫，则不管你在青年时能如何慷慨激昂。置死生于度外，到了中年与老年，血气既衰，同免不了堕落为只求苟且偷生的官僚政客。这个道理，是中国以前儒者都了解的。辛亥革命前先烈之精神，除了由于国亡无日之忧惧。满清之黑暗专制而激起者外，亦当兼是由于先受中国儒家文化，直接间接的正面的陶养。但是数十年来之为政者及主义宣传者﹐却多不了解。于是愈求忠贞之士，而相去愈远。故至士节败壤，将不能守土，官不能殉职，天下乃瓦解土崩于一旦。悲夫。

我们上文所说的是要转化辛亥以前之青年先烈之牺牲精神，为一种积极正面的各人在内心建树一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的今后之青年精神。我们其次要说的。是我们还要转化五四时代具新鲜活泼的朝气，各自崇尚其个人自由的精神，为尊重一切人之人权，而求建立制度，加以保障的精神。我们说五四时代的青年成为中年老年后，恒不免堕落为地道的个人主义者。而这种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无论如何，我看不出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一个人如真只求他个人的自由，则尽可以到英美去住家，这就够了。我们现在要在中国提倡个人自由，决不能是只为我这个人，而当是为中国一切人的个人。在此我们首先应当对于在大陆的我们之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及一切同胞之失去一切个人自由，先有一难过不忍的惻隐之心。本此心去求建立一社会政治制度，以保障中国一切人之个人自由或人权。这是一极客观上需要逐步实现于中国之国家社会的事。此最有待于海外之能享自由的青年之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努力，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只为我个人自己，而是兼为我个人以外之其它之一切个人。离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此事决无自然实现之理。而今后之青年们，能有共同的道德的努力求实现此事，此即可把五四时代之消极的求去除个人之束缚的重个人自由，及空谈自由人权之理论精神，转化为积极的为中国建立一人人之人权有保障的自由社会的精神。这亦是今后中国青年之划时代的使命之所在。

再其次，从国民革命时代下来的个人自愿献身于政党主义的青年精神，其价值在青年们之能为一客观的政治组织与政治理想而奋斗，这是比五四时代留下之个人主义精神进一步的精神。而中国之社会要发展出各种社会组织，真正之民主政党，亦理当有此阶段之青年精神为之媒介。但这种精神后来化出之以一党专政，及党团派系之意识，则明须彻底转化。此转化后之精神。不能返到五四时代留下之地道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这当是一种「一方能本合作精神，以积极的参加客观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并为之而奋斗，而同时尊重其它的社会组织、政党组织，而在一公共的国家宪法下，求相异而相益，相反而相成」的一社会化的个人精神。而中国之建国，如离此种形态之社会化的个人精神为基础，亦是终古无可能的。

最后对日抗战时代的为国家民族，而忍受痛苦反抗强敌的中国青年精神，亦须转化为另一积极的真正要重建中华的精神。现在我们是退居到了海外。但是正因为此，整个大陆的秋海棠叶，便更能全幅的呈现于我们之心灵。而整个国家之山河、人物、歷史、文化，亦都可横陈于我们心灵中。因而我们每一人即可在我们主观的世界中，涵盖着一整个国家。说到这点，请大家不要悲伤。世间上有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主观心灵中真存在的好东西，必然要求客观化。在心灵中已成为整个的好东西，它就要整个的客观化出去。此处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之积极的正面的去重建「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而光大之，能表现对于人性、人道、人伦、人文、人权之尊重之中国之国家社会」之理想与精神。而此理想与精神，则必待于今后之中国青年，尤其是海外之广大青年之加以承担。

一九五五年九月《大学生活》第二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