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 : 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文章目录[隐藏]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1841-1931)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自1894年始,写下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以本书最为著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有的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也是这本并不很厚的《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在他在书中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西方已印至第29版,其观点新颖,语言生动,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佳作。

导言:群体的时代

提要:目前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作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

目前的时代便是这种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是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是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难下断语。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唯一力量,看来不久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群众的举动,使他们的言行必须注意那声音的内容。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线——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议员们极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今天,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内容。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了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的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最好地反映着这些阶级较为褊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深感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给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被神宠所打动,此类措施也不会对那些头脑产生同样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不大关心这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众抛弃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抛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

科学并没有破产,科学从来没有陷进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非它所造成。科学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

在所有国家普遍都能看到的各种信号,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迅速壮大,它不理睬我们以为它过不了多久注定停止增长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能够阻止这种结果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迹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永远无异于一个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蕴含着同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我们现在还未处在一个能够做出肯定回答的位置上。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群体的势力,这是因为,群体的眼光短浅,使得有可能让它守规矩的所有障碍已经被一一清除。

对于这些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我们所知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与它们相距甚远,对它们视而不见,因此当他们后来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时,便认为能够进行研究的只有犯罪群体。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英勇忘我的群体,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

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治理的国家的群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有时他对属于另一些种族的群体心理,却完全缺乏了解。[1]正是出于这种无知,他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陷入了使自己的力量遭受致命打击的冲突,这注定会使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归于毁灭。今天,对于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这正在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求不过分受群体支配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譬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办法,即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就算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仅是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的十分之一,仍会引起无数的抗议。造成这种情况的事实是,一笔数目较多因而显得数量很大从而刺激了人们想象力的钱,已经被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代替了。新税看起来不重,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涉及眼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力不能及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理解它的适用性。它也没有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懵然无知,因而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经验至今没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们从来不是按纯粹理性的教导采取行动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实际用途。掌握了这门科学,就会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作出最为真切的说明,而离了这门学问,它们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将有机会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2],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非常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应当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在研究这个极为复杂的时代时,他把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作为自己的指南,而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几乎不存在道德因素。然而,构成了历史的真正主脉的,正是这些因素。

因此,只从实践的角度看,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禀性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奢望。别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今天,我们不过是刚刚触及到一片几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

[1]他最聪明的顾问也不很了解这种心理。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时代曾任宫廷侍卫长和外交大臣等职。——译注]给他写信说,“西班牙人会把他的士兵作为解放者接待”。其实他们是被当作野兽来接待的。熟悉西班牙人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很容易预见到这种结果。

[2]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19世纪法国最杰出思想家之一,普法战争后对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作过深刻反省,主要著作有《论知识》、《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等。——译注

作者简介  · · · · · ·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1841-1931)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自1894年始,写下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以本书最为著名,被 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