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时报》奉为天才，魅力席卷45个国家和地区，短篇小说大师埃特加·凯雷特全新故事集;
- 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萨皮尔奖获奖作品，全美犹太人图书奖获奖作品;
- 《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纽约公共图书馆“年度好书” ;
- 被《卫报》誉为“一位短篇小说大师对形式所能达到的极限挑战”
- 英国知名插画师Sabina Hahn，为中文简体版独家定制封面插画;
- 睿智、幽默、荒诞、洒脱、治愈灵魂;
以下摘自《快飞吧》
生命中各种无以名状的滋味，都在他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故事里;
那人望着我，沉默不答。我又朝他吼：“别干傻事，求你了！不管让你走上天台、让你绝望透顶的是什么事，相信我，你能撑过去的。如果现在跳下来，你就会带着陷入绝境的情绪离开这个世界。那会是你这辈子最后的回忆。回忆里没有家人或爱——只有失败。但如果你不跳，我以所有我珍爱之物向你起誓，你的痛苦会逐渐消退，几年之后，只会留下你喝啤酒时讲给人听的一个怪异故事。在故事里，你想从楼顶往下跳，下面站着个人朝你大喊……”
“你说什么？”站在屋顶上的人指着自己的耳朵，声嘶力竭地向我喊道。可能是因为大街上的喧闹，他听不清我的话。但也可能和喧闹没关系，因为他的那声“什么”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也许他只是有点耳背。P. T.搂着我的大腿，我像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他的胳膊合抱不住。他朝那人大叫：“你有超能力吗？”但那人再次指着自己的耳朵，好像在说他听不清，并嚷道：“我讨厌这样！受够了！我还得忍受多少？”P. T.朝他嚷回去，两人好像在进行一场世间最寻常的对话：“快点儿，飞起来！”我感到压力来了，一种意识到“这都要怪你”的压力。
我在工作中频繁遇到这种压力。在家庭中也是，但次数少一些。比如在去加利利海[1]的路上发生的事。我当时想刹车，但轮胎卡住了。车子开始沿路打滑，我对自己说：“要么修好它，要么全都玩儿完。”之前有一回开车去死海，我没修车，唯一没系安全带的丽雅特死了，留下我一个人拉扯孩子。P. T.那会儿只有两岁，还不太会说话，但阿米特不停地问我：“妈咪什么时候回来？妈咪什么时候回来？”我打算在葬礼之后和他谈谈这事儿。那时候他八岁，这个年纪本应能理解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了，但他还是不停地问。即便没有这些一成不变的恼人提问，我也知道这的确全是我的错。我曾想了结这一切，就像楼顶上的那人。但如今我还活着，健康硬朗，有西蒙娜陪伴，是一个好父亲。我想把这些全都告诉楼顶上的那人，我想告诉他，我对他当下的心情感同身受，而如果他不把自己像块比萨饼似的摔扁在人行道上，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在这颗蓝色行星上，没人比曾经的我更不幸了。他只需要从楼顶下来，给自己一周时间。一个月。甚至一年，如有必要。
但你怎样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一个半聋的人听呢？与此同时，P. T.拽着我的手说：“爸爸，他今天看来不会飞了，我们赶紧去公园吧，天快要黑了。”但我站在原地不动，尽力扯着嗓子喊：“即便不自杀，也一直有人像苍蝇那样死掉。别干傻事，求你了！”楼顶上的人点点头——看来这一回他听到了只言片语——又吼着回答我：“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她死了？”人总有一死，我想大声回答他。总有一死。不是她，就是别人。但这话没法劝服他下来，所以我吼回去的话变成：“这里还有个孩子。”并指指P. T.：“他不该看到这些。”随即P. T.嚷道：“我要看！我要看！来吧，快飞吧，不然天就黑了！”正逢十二月，天黑得确实很早。
如果他跳了，我的良心上又会添笔债。治疗室里那个叫伊雷娜的心理医生会带着“看完你我就可以回家了”的表情对我说：“你并不需要对所有人负责。这点你要铭记在心。”我会点点头，因为我明白疗程得在两分钟里结束，而她要去日托中心接女儿了。这番治疗于事无补，因为我不得不把那个半聋的人的事，还有丽雅特的死和阿米特的玻璃假眼一起背负在自己身上。我必须救他。“在那儿等我！”我竭尽全力大叫，“我上去跟你谈谈！”
“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他大声朝我说。“等我一分钟。”我喊道，并对P. T.说，“快点儿，宝贝，我们上楼顶去。”P. T.非常可爱地摇摇头，每次使坏之前他都是这副模样，说：“如果他飞了，我们从这里看得更清楚。”
“他不会飞了，”我说，“今天不会。我们就上去待一会儿。爸爸必须跟那个人说几句话。”但P. T.坚持己见：“那就在这儿喊着说呀。”他松开了环住我的胳膊，一下子赖倒在地，在商场里他老对我和西蒙娜这么干。“我们全速向楼顶跑，”我说，“如果能一口气跑到那儿，作为奖励，P. T.和爸爸就能吃冰激凌。”
“我现在就要吃冰激凌，”P. T.号啕着，在人行道上滚来滚去，“现在就要！”我没时间跟他废话，一把拎起他来。他又挣扎又尖叫，我完全无视，撒腿朝那栋楼跑去。
“那孩子怎么了？”我听见楼顶上的人喊道。我没回答，尽快冲向楼里。也许这股好奇心能暂时稳住他，能拖延足够长的时间，直到我上到楼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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