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三要两不要。三要:兴趣、有选择、有判断力,两不要:成见、少赏识。
文/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学术大师,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奠基人。先后在厦门、中山、燕京、北大等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创办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等,主编《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等。1954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颉刚国史讲话全本》2015年7月出版上市。
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的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永久只用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
◆ 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值得研究,就是我们人类,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至于应用的范围却何等样小。昨天需要的东西,今天不要了,就丢了。今天需要的东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丢了。若是为了应用的缘故,一意在应用上着力,把大范围忘了,等到时势一变,需要不同,我们岂不是剩了两只手呢!我们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就是某种像是没有用的学问,只要我们有研究的兴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为我们所用的。
◆ 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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