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版本中，以清代版本为最大宗，以数量计，清代的各类出版物占中国古籍总量的绝大多数，然而按照古籍善本定级原则，只有清乾隆六十年之前的出版物方列为善本，而在此之后者，则基本算作普通古籍。但从学术史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大学术顶峰：两汉经学、两宋理学以及清代考据学，其中以清学的学术成就最高，然而这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却基本上被排除在善本范畴之内，故而有必要梳理一下清代版本的特殊性及内在价值，以及在收藏市场中对于这类版本的关注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古书收藏领域的规律。
今天我们来谈谈清刻本。之所以选择清刻本，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古书收藏界言必称宋元，而少有人会谈到清刻本，然而按照严格的专业界定来说，现存的古籍中，九成左右都是清刻本，也就是说，清刻本其实占到了现存古代书籍的绝大多数。同时，清刻本与每个人的关联度也很高。
在正式谈藏书之前，我们要先谈及藏书的通例。无论收藏者收藏哪个时代、哪个阶段的古籍，都离不开“三性”，即重要性、稀有性、精美性，所有图书的价值都要从这“三性”来考量。
藏书的着眼点
我认为，藏书的第一个着眼点在于内容，即要以内容为王。书是用来让人看的，这是书跟其他艺术品不同的地方之一。虽然图书本身是艺术载体，也有其文物性，但首先注重的终究是内容，与内容紧密相关的是学术价值。在中国学术史上，两汉、两宋、清学可谓中国三大学术顶峰，而清学又是三个顶峰中的最高峰。清代学术又可以基本分类为：乾嘉学派（汉学、考据学、朴学）、古文经学（吴派、皖派）、今文经学、宋学。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清学中最有成就的领域是：经学、舆地、算学和训诂。那么在清代刻本中，有关这些内容的刻本，相对而言较有收藏价值。
藏书的第二个着眼点是外在形式。对于古籍而言，外在形式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版本。以《三希堂法帖》为例，乾隆亮墨拓不带花边，便是其第一个拓本。
乾隆年间，皇帝搜集了很多这样的珍贵墨迹。古人没有复印机、照相技术，也没有电子邮件，于是发明了当时特有的方式：把古代名人墨迹用双钩方式描摹下来，然后把它刻在石头上，叫作帖。帖和碑虽然都是将文字刻在石头上，但它们的刊刻目的不同，碑的刊刻目的是为让后人铭记，并不是为了让人拓，而帖从刻文起，就是为了让人拓。所以，碑和帖的区别就在于主动性和被动性。
《三希堂法帖》就是这种套帖。当年宫里制作这种套帖成本极高，按照内阁上谕档来说，制作一页亮墨拓的工本费是木刻版的7倍。所谓亮墨拓，就是这种拓本有一种暗暗的幽光，这种拓法极难，因为人手椎拓难免有深浅，想要拓得纯黑需要极高的技法。因为这个套帖太有名了，因为人们反复椎拓，到了道光年间，这套法帖出现了磨损，于是人们在磨损之处加上了花边，就是现在的道光后带花边本。到了光绪年间，连带花边本都很难得到了，于是后来又有了石印本。
从价值而言，《三希堂法帖》的乾隆亮墨拓价值最高。这套法帖共有32本，然而，30年来，我只见过一套完整的版本，80年代大概是2万元。大家要知道，80年代初的2万元，非常值钱。我记得当时一套四室一厅的员工宿舍也就4万元左右，而且就在北太平庄外。同样，如果现在出现在拍场的话，这一套法帖的价值应该在400万～500万元左右。更何况，我们现在看不到全本，由此可知其稀有程度。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三希堂法帖》道光后带花边本反而价值会低一些？这其中涉及一段特殊历史。当年袁世凯登基时，为了庆典，他命手下拓一大批，据说有500多套法帖，所有参加洪宪登基典礼的官员每人赏一套，所以说，这套带花边本的流传比较多。除此之外，民国年间，这套石头存在现在北海公园内，那时候，那个地方叫松坡图书馆，馆长是梁启超。当年因为图书馆经费紧张，梁启超及其馆员就拓了一批拿来卖钱。这些原因导致这套法帖存世量较多。按照“物以稀为贵”的规律，花边本的价值也就不会太高。
再来说说石印本。因为石印本可以大规模印刷，数量增多，价值自然会降低。所以说，古籍的不同版本，虽然内容一致，但因为其形式不同，致使它们之间的价值也会相差上百倍。
稿抄校本的独特性
稿抄校本是中国独有的，很特殊。原因在于中国的语言系统。汉语是以原音发音为主的一个语系，并且是表意文字，这使得两者叠加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同音而不同意的字，所以很多字必须写出来才知道是什么，由此导致古籍在历代传承中产生了很多错讹，这也是中国古籍有校刊学的原因。西方则很少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拉丁语系主要以拼音为主，错误率相对汉语来说比较低。
稿抄校本是对古籍的校正，是还原古代重要著作原本的重要手段，所以，校刊学在中国极其重要。我们举三个例子。第一，我们先看《攈古录金文》。大家看到涂改很多，原因在于这是初稿本，其特性就会把不同的东西掺杂进去，不要看它乱，在中国，这就是单独一类。
第二，抄本。为什么我要专门谈邓之诚抄本？他是大学者、大文献家，学识、眼界使得他知道、了解什么样的古籍、什么样的版本才是最珍贵、最稀有的。
第三，批校本。批校本是古人在各种刻本上做过批注的古籍，即在古籍中加入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古人治学的一种方式。在古代，有的人会单独著述，有的人则是在别人著书之上阐述自己观点，因此批校本会被单独作为一类著述看待。
初刻本的价值所在
初刻本的价值在于追源朔本。我们以《旧五代史》为例来谈。事实上，二十四史的最后一史应该是《旧五代史》，但是它一度失传了，到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们才从《永乐大典》中将它辑出来，所以当《旧五代史》成立时，二十四史才真正建立完善。我们要知道，前二十三史都刻于乾隆四年，只有《旧五代史》写的是乾隆四十九年，原因在于它是单独辑出来的。因此，虽然它只是乾隆本，但它是截至目前，《旧五代史》已知的最早刻本。
同一部书除了初刻本外，还有后印本、递修本等。而递修本比较特殊，因为中国古代是用木板刻书，然后大量刷印，一套书版会使用很长时间，比如说有一些宋版一直刷到了清初。但是我们往往只会重视书版的刊刻年代，而很少谈及印刷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书版陆续损坏的情况，因为古人刊刻一部书会用到很多木板，而这些木板并非来自同一棵或同一种树，因为这些木板的坚硬程度不同，因此腐烂与损坏也有先后顺序，当一部书版只烂了一片或者几片，而大部分书版仍然可以刷印时，古人就会将损坏的几片重新刊刻，掺入旧版中一同刷印，这样刷出来的书就叫会递修本。这种刷法会产生一个问题——每一个书版的递修程度不同，使得底本变得有差异，因此，我们通常认为，递修本的祖本才是最重要、最稀有的。
特殊年号的珍罕性
说起时代的上下限，往往比较纠结。我们今天讲清刻本，首先就要谈谈它的时代上限下限在哪里？有人会认为上限是1644年，但事实上，满人政权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比如顺治之前的三朝：天命、天聪、崇德，它们怎么算？同时引发的南明文献问题亦很特殊。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南明划为明，但南明一直到康熙年间还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用清的年号涵盖它，但你也不能把它归入明代。
第二，关于吴三桂历史的特殊性，致使带有大周年号的古籍颇为稀罕，因为这关涉到了一段颇为重要的历史史实。
第三，刚才提到天命、天聪、崇德三朝，从时间角度来说，满人的这三朝其实跟明代的年号相重叠，虽然如此，它仍然应该划为清朝范畴，是清代版本的收藏范围。
第四，由时代所引发的特殊年号问题，也会增加古籍的价值。我们通常把特殊年号的古籍称之为趣味品。比如说，顺治元年的古籍就颇为珍罕。这一年清兵刚刚打进北京，还没有站稳脚跟，所以刊刻的书籍会比较少，带有顺治元年年号的古籍极为稀罕。我在这里告诉大家，顺治元年古籍的稀罕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明代的古籍。到今天为止，我们只见过一种顺治元年的刻书，而明代的书则见过成千上万部。
再比如说宣统四年。大家都知道，宣统三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清朝结束。但之所以有宣统四年的出版物，原因和我们出挂历差不多，比如2017年的挂历，一定是2016年印刷的，那么宣统四年的出版物也是如此，有一些书籍早在宣统三年就已经刊刻完毕。然而，因为历史的原因，带有“宣统四年”这个年号的出版物存留很少，因此这一类古籍的价值也会相对较高。所以说，古籍爱好者可以通过特殊的一些“记号”来掌握历史的特殊性，这也是藏书最重要的着眼点之一。
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古书都值得收藏，藏书爱好者最好先要了解学术史，然后再制定自己的收藏计划。
善本的概念与范畴
关于善本的概念，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有一段议论，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曰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鲜，幸传至今，固宜球图视之。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近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三曰旧抄：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妙，远过明抄。寒家所蔵，将及万巻，择其尤异，始著于编。四曰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星衍之手者，尤校雠精审，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于后学不浅。
今天，善本的范畴可以用“三性九条”来概括，“三性”是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九条”是元代或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明代刻印或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的除外）；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刻本、抄本；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凡是符合上述九条细则之一者，可称为善本书。当然，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藏书不要局限于这个范畴，也没有必要按照这个范畴约束自己对善本的认定。
作为藏书爱好者，我们必须要清楚国家制定的善本标准。原古籍定级标准参照文物定级标准而将古籍分为三级。但国务院新近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将原有的定级标准，由部颁标准升格为国颁标准，将古籍分为四级，前三级再各分为三等，第四级不分等，被业界简称为“四级十等”。
清代学术与版本
谈及清代学术与版本，就必须谈到经学大家的代表作，而这些代表作中，又以初刻本最为重要。清学中间以经学为号召，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四个不是平衡关系，是等而下之关系，以经部为最尊。古书一再强调，经部要看名家。比如说《孟子字义疏证》是乾嘉学派中皖派的领头人戴震所撰，也是他最重要代表作之一。江声也是重要的经学人物，《尚书集注音疏》他用的全是小篆，是篆书本，这个本子虽并不难得，但是得到初印本也并不那么容易。
金石学也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通过在钟鼎上铸字来记录历史，而在清代，通过金石文字来考证历史、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研究大行其道，并成为专门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考古学。
关于各种古籍的影刻本，这里也值得谈一谈。古代不能摄像、不能拷贝，然而为了文化的传承，古人发明了影刻，完全按照底本的样子，一模一样刻下来，连底本上所钤的印章也原模原样给刻下来。影刻书成本正常情况下比普通刻本要高得多，所以在古代，只有大的藏书家，财力雄厚者才刻得起影刻书，这些书的价值也较普通古籍要高。
同一部书版本价值的区别
在古代，同一部书的价值并不是每一本都一样，有些古籍的内容一模一样，但是价值却是等而下之。按一般规律而言，不同版本的价值大概为：稿本＞校本＞钞本＞活字本＞套印本＞刻本＞珂罗本＞石印＞排印。
从内容上来讲，这个排序则是：家刻本＞官刻本＞坊刻本。原因是，家刻本是自己家刻书，没有商业诉求，只为传播思想，所以精益求精。官刻本，古今都一样，校刊精度不如家刻本。坊刻本则是书坊的印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益最大化，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既要提高速度，还要降低成本，这也意味着校刊不精。
经部之外值得收藏的书
经部书之外还应该收藏哪些书呢？这里可以略提几点。第一是史部名著。在传统观念中，经史不分家，所以要关注这一类古籍，即史部名著。比如说乾隆年间三大史学名著，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
第二是小说中的最高成就《红楼梦》。为什么要把小说的成就单列出来呢？因为在古代，小说一直不受重视，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小说突然火起来了。四大名著中，清代最有名的是《红楼梦》，第一个成书的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程氏萃文书屋木活字本，这就是所说的“程甲本”。
第三是诗歌，清代诗歌很发达，这种发达必然带起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比如王士禛之神韵派，袁枚之性灵派，沈德潜之格调派，翁方纲之肌理派等重要诗派的重要版本，都值得收藏。
第四是清词双壁——纳兰性德、顾春的作品。比如说，纳兰性德《饮水词》（清康熙中金阊绿荫堂刻本）、顾春《东海渔歌》（民国五年西泠印社木活字本）。
第五是西学东渐的一些著作也值得收藏。英国亨利黎特《炼石编》（清光绪三年排印本），英国金约翰辑《海道图说》（清光绪间刻本）等等。
清代版本中的特殊关注点
清代版本中的特殊关注点，大概包括这么几条：第一是原刻与翻刻。比如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一个是清嘉庆十年黄氏士礼居刻本，另一个是光绪三年潘祖荫翻刻士礼居本。这俩乍看上去一模一样，但是细看你会发现它们有很多地方并不一样。
第二是名刻工。中国古代刻书没有制定一个行规性的标准，因此，在刻书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渗透自己的想法，但是名刻工刻的书，质量明显高一些。像陶子麟刻的《山谷内外集》、《论语注疏解经》等，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第三是日本影刻的中国古籍。比较内容，原刻本、翻刻本，都一模一样，很难区分，但日本翻刻本比中国原刻本价钱便宜好多。收藏者的心态是，买山寨版总是不痛快，要是便宜就罢了，如果翻刻版当原版卖给我就很亏，这点需要注意，以免上当。
第四是仿古纸印刷品，比如乾隆仿金粟山藏经纸。金粟山藏经纸很特别，它的制作方法后来失传了，这种纸有丝光感，由于实物存留太少，因此变得很有价值。
第五是多种文字合刻，比如满汉文字合刻，以及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合刊等。第六是校样，因为其稀缺性，价钱往往不会便宜。第七是高丽本，即朝鲜刻本。第八是混印本，就是以两种以上的印刷方式印制出的书，比如《格致须知初集》是木刻与金属版混印本，图案是金属版，而文字则是中国传统的木刻版，将东西两种不同的方式结合，这类的图书不多，是特殊的历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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