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ise man will make more opportunities than he finds.

- Francis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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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张爱玲的一生,是一张百转千回的城市地图

张爱玲说:

我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灯红酒绿,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的。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屋里家具的影子满屋跳舞,直飞到房顶上。

久已忘记了这一节了。前些时有一次较紧张的空袭,我们经济力量够不上逃难(因为逃难不是一时的事,却是要久久耽搁在无事可做的地方),轰炸倒是听天由命了,可是万一长期地断了水,也不能不设法离开这城市。我忽然记起了那红绿灯的繁华,云里雾里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搭滴搭走。蜡烛放在热水汀上的一块玻璃板上,隐约的照见热水汀管子的扑落,扑落上一个小箭头指着“开”,另一个小箭头指着“关”,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

——张爱玲《我看苏青》

原载1945年4月上海《天地》第19期

 

白尔登公寓的小阳台,比如法国第戎大街的老房子,转角处,必有一个精致妩媚的小阳台,专门给女人用来望风景的。又比如歌剧院里的包厢,自有风情和一些个桥段在这个局限的空间里演绎着的。

张爱玲在回忆这套公寓的时候,偏不提母亲,可见对母亲的偏见。但她说到了继母的事情。她对继母有天然的仇视。

“父亲要结婚了。我的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有想到会应在我的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个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张爱玲《私语》

原载1944年7月上海《天地》第10期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把这个情节又写了一遍:

你二叔要结婚了。”楚娣告诉她。“耿十一小姐——也是七姑她们介绍的。”

楚娣当然没告诉她耿十一小姐曾经与一个表哥恋爱,发生了关系,家里不答应,嫌表哥穷,两人约定双双服毒情死,她表哥临时反悔,通知她家里到旅馆里去接她回来。事情闹穿了,她父亲在清末民初官做得都很大,逼着她寻死,经人劝了下来,但是从此成了个黑人,不见天日。她父亲活到七八十岁,中间这些年她抽上了鸦片烟解闷,更嫁不掉了。这次跟乃德介绍见面,打过几次牌之后,他告诉楚娣:“我知道她从前的事,我不介意,我自己也不是一张白纸。”

楚娣向九莉道:“你二叔结婚,我很帮忙,替他买到两堂家具,那是特价,真便宜,我是因为打官司分家要联络他。”她需要解释,不然像是不忠于蕊秋。

她对翠华也极力敷衍,叫她“十一姐”。翠华又叫她‘三姐’。叙起来也都是亲戚。乃德称翠华‘十一妹’,不过他怕难为情,难得叫人的。做媒的两个堂妹又议定九莉九林叫“娘”。

——《小团圆》

静的夜里,我衍生出许多怪的念头。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要在日出之前公布惊人的发现。按捺不住寻找真相的急切,从床上起来,怕被母亲追问,只穿了一双平底的鞋子从后楼梯溜出了大门。那时我住在绍兴路,到逸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只是几分钟光景。与逸园跑狗场一墙之隔的白尔登公寓是我上中学的必经之路。

这幢公寓的历史是刻在大楼顶端的旗杆上的:1924。

听到电梯从上面下来,我竟是有些紧张的。突兀的站在黑暗里面,不知所措。一个人从电梯里出来。是一个老者,穿一件很得体的咖啡色西服,手上拿了一个应急灯。灯照过来,像追光,我孤零零的立在舞台中间。

老者居然不惊,问:“你找谁?“

我谦恭道:“找黄江平。

黄江平是我小学的同学,父亲是海军,家里孩子的名字里就都有了水。她的哥哥叫黄海平。

老者不疑,道:“黄江平已经去苏州了,这里现在是她哥哥住。要不要我领你上去。”

我说,不要了不要了,她不在,就算了。

我慌张的出来,害怕被人识破。

回到家,横竖睡不着,一心等着天亮。这样等着,倒是睡了去,待到醒来,早就过了午饭时间了。又去白尔登公寓。

在公寓门口,遇见刚配了药回来的退休教师沈爱珍。她是1950年代搬来这里的。当年俄罗斯芭蕾舞团到文化广场演出,站在自家的窗前,看得见演员在大镜子前练功的。

沈老师热心,特地找来了电梯间的张阿姨。

在白尔登公寓的初始,张阿姨的公公便在这里开电梯了。

公公住在电梯旁边的房间,为的是半夜里可以及时听见电梯铃。

张阿姨在1940年代嫁到这里,没有离开过。很多事情都是听公公讲的。她说,住在这里不仅听得到狗吠,还可以看见跑狗场里的大班在公寓里进进出出。白尔登公寓一梯两户,每个单元都很大,里面的住户大多是外国人和优渥的中国人。有俄国司机、法国厨子、有洗衣娘姨。张阿姨不懂得外国话,所以就在汽车间里给人家做洗衣娘姨。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经说:“1930年我父母离婚。姑姑和母亲一起搬了出去,在当时旧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以幢雄伟的西式大厦,租了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那幢大厦住的大多是外国人。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用了一个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生活很阔气。”相同的话,张爱玲的姑父李开第也曾对柯灵夫妇说过。

站在白尔登公寓的阳台,逸园跑狗场和奢靡豪华的夜总会一览无余。

逸园跑狗场是旧上海最大的赛狗赌博场所。1928年由法国人邵禄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发起成立法商赛跑会。占地100亩,建筑物为钢筋水泥结构,内外装饰为法国样式,除了跑狗场外,还设有足球场、舞场、酒吧、夜总会,为上海跑狗场中资金、规模、设施最宏大者。30年代起,电车驶近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口时,卖票员大声报站:“跑狗场到了!到跑狗场的准备下车!”

老上海回忆说:逸园跑狗场内的逸园夜总会为上海最高级的娱乐交际场所。圣诞节里,请女朋友去那里吃大餐,实在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军强令跑狗业缴纳门票收入的半数作为军费,跑狗业无法继续经营,只能停业,附属娱乐场所也随之关闭。抗战胜利后,按照当时政府的法令,跑狗、跑马等赌博场所不准营业,但逸园中原来的舞厅、餐厅、酒吧、演出厅都复业开张。战前逸园的常客纷纷来到这里重温旧梦。一位长者说:“逸园夜总会之于我,就譬如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瑞克酒吧。生活不在了,记忆还在的。”

30年代,张爱玲的姑姑和母亲刚从国外回来的那几年里,这一姑一嫂,特别是嫂嫂,很是有钱,经常搬家,比如住酒店,搬来搬去,都是繁华地段的高级公寓,且挥霍、张扬,以为祖上的金子银子是吃不完花不完的。就像《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刘姥姥再进大观园那一节,单是看吃茄子,先去了皮,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配鸡胸肉、鲜笋、蘑菇、各色干果,放在鸡汤里煨干,加糟油后封在坛子里,吃的时候拿出来,使了鸡瓜拌过,然后上桌。螃蟹馅的粉果,贾母也就尝一口就扔了的。去妙玉那里喝茶,只是一个小尼姑,用的茶具都是宫里面送出来的宝物。难怪刘姥姥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是真的。

只看张爱玲家这一对姑嫂的做派,就可知其家底子的深浅了。

到后来,她的母亲是坐山吃空,每次回来,只一箱一箱的珠宝拿出去,换了美金和英镑,应付孤寂的一日又一日。姑姑虽是工作的,也是挑剔的很,却又不会理财,在股票上就输去了一大半。输了,懂得不易了,卖了车子,辞了厨子和司机,自己买菜做饭了。父亲那里也是吃光用光,每天是末日,根本想不到最后会落到住别人客厅的田地。

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以及他们这类人,会得把鸦片戒掉,不是觉悟,而是穷。买不起了。李鸿章说:我的子孙再笨,收收房租总还是会的吧。偏是不曾料,他的子孙连租子也是收不好的。张爱玲浸淫在这样的环境里,十六七岁的年纪,已经会写“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样苍凉的句子了。到底生活底子不同。

1949年以后,逸园跑狗场改作文化广场,曾经是上海最大的演出舞台。萧条的时候,做过花市,到了春节或者情人节,火树银花,绚烂辉煌。近日里,花市拆了,据说要建一个文化娱乐中心。

总是有些东西要拆掉,有些东西要失去的,不过还是不舍得逸园夜总会的那架老式铰链电梯,那是留下来的岁月,多好呀!

5月的一天,又去白尔登公寓,隔着一个路口,就听见推土机在那里兴兴轰轰,近了,但见隔壁逸园夜总会早就是一片平地了,只剩了几根先前的木桩子,连根拔了出来,躺在废墟里面,一派决绝的模样。这就又想起了张爱玲的文字:“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曾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呀。”

看门的人见我难过,不晓得怎样是好,说:“早两天来就好了,这才拆了的。”

他这样说,我心里更是禁不住。比如一个挚爱,临终,却不曾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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