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们写了一本有关我们所做工作的书《贫穷的本质》。令我们惊讶的是，这本书竟然找到了一位读者。我们深感荣幸，但我们也很清醒地知道，我们的作家生涯已经结束了。经济学家们不会真的去写书，人们最不可能阅读的书。我们写了一本书，然后不知为何居然侥幸取得了成功；现在是时候回到我们的老本行——撰写和发表研究论文了。
在我们干回老本行的时候，奥巴马执政之初曾给世人带来如晨光般的希望，但随后人们看到的却是英国脱欧的迷幻疯狂，法国爆发了“黄背心”运动，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建墙，趾高气扬的独裁者（或他们挑选的同等货色）取代了诞生于“阿拉伯之春”的混乱的乐观主义。不平等问题呈爆炸性增长，环境灾害和全球政策灾难迫在眉睫，而我们除了了无新意的陈词滥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希望，让我们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同时也让我们记住所有正确的事情。相较于找出问题，本书还将花费同样的篇幅探讨如何让世界重回正轨，前提是我们不会“讳疾忌医”。本书不仅会指出经济政策的失败之处，我们被意识形态蒙蔽之处，我们明显的错漏之处，还将阐明在当前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下，好的经济学在哪些领域会发挥重要作用，以及为什么会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世人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写这本书的合适人选。当前困扰世界的许多问题在富裕的北半球尤其突出，而我们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生活在贫穷国家里的穷困人口。显然，我们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对许多全新的资料进行研究，并且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错漏。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能说服自己，尽管如此，这仍然值得尝试。
最终我们毅然做出写书的决定，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感到厌倦，当公众围绕核心经济问题（移民、贸易、增长、不平等或环境）的讨论变得越来越离谱时，自己仍然保持着距离观望。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深入思考后认识到很奇怪的现象，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通常和我们习惯在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问题是相似的——人民无法享受发展成果，社会不平等极速加剧，对政府缺乏信心，碎片化的社会和政体，诸如此类。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坚信作为经济学家能够找到的最优应对方法，就是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取巧的答案和所谓的灵丹妙药保持警惕，对我们已知和理解的事情保持谦虚和诚实。而可能最重要的，是愿意去尝试提出想法，解决问题，犯下错误，只要这些尝试能够驱使我们迈向最终目标，建立一个更加人性的世界。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大量荣誉：2010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美国40岁以下最佳经济学家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J-PAL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已赢得国际认可，获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年度“知识前沿”奖。